為了擠出農產品以供出口，毛政權在一九五三年秋制定了「統購統銷」政策。中共宣傳說這是為了糧食分配更公平合理，以免有人食不果腹，有人囤積居奇。還說國家只是購買餘糧，農民會有基本口糧留下。這一政策實際上是把農民的產品全部拿走，只留下維持生存和再生產的部分。
毛政權定了個人均「口糧」標準，依據的是傳統南方農村「不飢不飽」的水準：四百斤「貿易糧」。
但這個標準很少達到。毛去世的那年，人均口糧僅為三百八十一斤。對農民的口糧，毛說：「有些地方只要二百八十斤糧食就夠了，有的只要二百二十斤糧食」。
民盟中央的周鯨文下鄉調查，問起北京西郊一位老農民收穫的情形。老農說：「收成還不錯，那有什麼用，收了多少自己也吃不飽。土改分地以後，我分了這塊地，一年忙到死，也混不了一家幾口人的生活。未等秋收先把你的糧叫政府號下了。先交公糧，然後統購，給你剩下的糧食簡直不夠一家人吃，一年至少缺三個月的糧，全家是吃稀粥，煮點野菜，雜七雜八混吃一頓。統購賣糧所得的那點錢，還不夠完雜稅，和各樣官派的開銷，什麼冬學費、清潔費、村公所辦公費、報紙費、買公債等等，這些費用是說不完的。你想賣點餘糧的錢能夠用嗎？」
在毛的故鄉湖南鄉下，一個軍屬說：「表面上每家每人有三四百斤口糧，實際上誰也沒有那麼多。」
「到頭來我得挨幾個月的餓......不但我一家如此，我的鄰居，他們也是這樣。」國家對農民說，糧不夠吃的可以買「返銷糧」。返銷糧遠不能滿足農民的需求，毛還不斷告誡幹部們：「現在有的地方糧食銷多啦！」
對農民挨餓，毛的答覆是要農民用餵豬的「薯葉填補」一九五五年八月三日毛批示道：「教育農民吃少點，吃稀一點，國家則要儘可能減少銷售，以免在一般農民有糧季節吃得過多」。
薄一波後來說：「國家徵購過頭糧的現象比較普遍，農民生產的糧食，大多都給收購上去了，所剩無幾。」他還說：統購中亂批亂鬥、逼死人命等現象部發生過。這樣的暴力早在毛預料之中，他和徵購政策的策畫人陳雲一九五三年十月一日在天安門城樓上特地討論過這項政策的嚴酷後果。第二天，毛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說徵糧是打仗：「一面對付出糧的，一面對付吃糧的」。毛要以農民為敵，特別說：「馬克思、恩格斯從來沒有說過農民一切都是好的。」陳雲接著向各省管糧食的傳達毛的指示，要他們準備全國一百萬個村子有十分之一，即十萬個村子，出現「逼死人或者打扁擔以至暴動」。陳雲叫在座的放心，這是不會危及共產黨統治的，他舉例說：滿洲國也搞過嚴厲的強行徵購，「但就是這樣，如果蘇聯紅軍不出，滿洲國還不倒。」換言之，共產黨是垮不了臺的，不管它怎樣對農民巧取豪奪。
徵糧制度實行一年之後，到一九五五年初，全國已是一片天怒人怨。無數報告飛向毛的案頭，報告說農民如何「吃樹皮、草皮」，如何「賣子女」如何「老弱者躺在床上餓死」。中共設有若千從基層收集反映的管道，毛要控制這個大國，必須隨時瞭解真實情況。中央警衛團戰士回家探親，毛要他們寫報告，講村子裡的情況。他們筆下出現的是一幅幅黑暗的圖畫。有的說：「缺糧戶達到百分之五十。今春沒有東西吃，只好吃樹葉。」有的說：「每人每天只能吃到一兩米，完全靠上山挖野生植物吃，有人因此中毒身亡。」
農民不僅沒有豬肉，也沒有油吃。各地的反應說：「社會主義在哪裡呢？現在就不給油吃了！」「光叫生產加油，沒有油吃還加油呢。」「共產黨把我們當魚鷹，脖子一壓，大魚小魚都吐光了。」
當時在廣東省任職的趙紫陽，在調查報告裡描述基層幹部如何用捆打、搜屋，封家等辦法逼著農民交糧。
有一個村子「將一老嫗封在屋內，至上吊自殺」。在他調查的高要縣，全縣因逼糧造成的自殺事件一百一十一起。
一些有正義感，有勇氣的人上書毛和中央政府。全國人大副委員長黃炎培給毛寫信說，他的江蘇家鄉，一般居民生活苦，尤其是農民特別苦，農民說：我們吃不飽，哪有力氣去種田呢？
毛不為所動，反而整黃炎培，說：「黃炎培，得意得不得了，整了他一下。」毛還理直氣壯地說：「缺糧戶，也不是一年到頭都缺糧，頂多缺四個月，頂多缺六個月」。有的中共高級幹部用「良心」這個概念懇求毛手下留情。毛斥責他們說：「在這件事情上，我們是很沒有良心哩！馬克思主義是有那麼凶哩，良心是不多哩，良心少一點好。我們有些同志太仁慈，不厲害，就是說，不那麼馬克思主義。」
為了便於徵糧，一九五五年中期，全國農村實行合作化。沒有合作化，個體農民是先收穫，再上繳給國家。這就使農民可能藏糧。中國農民有幾億，要挨個檢查談何容易。合作化後，收成從田野裡直接到國家手裡，再由國家分發給農民，國家對收穫全盤控制。
合作化對毛的另一個好處是能監督農民勞動。個體農民出工收工、干多干少是自己的事，合作化後就身不由己了。一九五六年元旦，《人民日報》社論要今後農民幹活時間加倍，婦女下田做工：「農村中的男勞動力，在黃河淮河一帶，有些地方，從前每年只能做工一百多天，合作化之後，可以做工兩百多天，女勞動力過去不使用或較少使用，合作化之後就使用上了，也可以每年工作一百多天或二百多天了。」
為了強行推行合作化，毛提出：「我主張多抓，每年三十萬！」，「大捉特捉是重點」。
農村合作化是中國完備極權體制的重要一步。工商業國有化也同時進行。對城市工商業者，毛沒有像對農村地主富農那樣狠，原因是實際的。毛說：「資產階級要比封建地主有用的多，有技術和管理能力，儘管這些能力在他統治下大都被浪費掉了。中國燦爛的手工業像霜打的鮮花一樣萎縮，維修保養等服務行業大批關門。用劉少奇的話來說：我們一搞社會主義，反而什麼部沒有了。」
為了使城市裡的人規規矩矩，毛搞了個運動叫「肅反」。一千四百三十萬國家工作人員受到「審查」，方式是「坦白檢舉」，既有精神恐嚇的公審大會，也有肉體折磨的所謂逼，供、信。辦公室、住宅樓、禮堂、書齋都成了關人的地方。毛說暗藏的反革命分子佔受審查人的大約百分之五左右，下指示說超過比例須得到批准。也就是說在這場運動中，至少有七十一萬五千人被打成反革命。
和肅反運動一起來的是對文藝自由的進一步封殺。毛掌權以來已以他特有的徹底性搞了一個又一個摧殘文化的運動，像「思想改造」、批判電影《武訓傳》等等。僅就電影業來說，一九五O年還有三十九部劇情片出品，一九五二年就只剩五部了。一九五四年，毛搞了一場批判胡適等流亡海外，深具影響的中國文人的運動。一九五五年，他轉過頭來對付留在大陸的、保持著獨立精神的文化人。毛選中了胡風。五月，胡風被公開批判，投入監獄。直到二十多年後毛死了，才重見天日，但已精神失常。
給胡風定罪的重要依據是胡風和朋友之間的來往信件，裡面有書生議政，有牢騷怨言。毛把這些放在報上發表，以此說他們是「反革命集團」，嚇得人們不敢在通信中談論國是。
一九五六年初，毛說：「一九五五年上半年是那樣的烏煙瘴氣，陰霾滿天」，「到處罵我們，黨內黨外都說我們不行，就是為幾顆糧食，下半年不罵了。下半年有幾件喜事，豐收和合作化是兩件大喜事，還有肅反也是喜事。」
毛澤東沒有提的，對他也許是最大的喜事，是拿到了朝思暮想的原子彈技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