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廣西靖西縣現在正在騷亂
從官方大肆的宣傳和一些不明真相的外國人士身上，你當然不會看一個不安的和令人恐懼的中國。因為在他們眼中，只有形勢大好和中國經濟如何一枝獨秀，不管這一枝獨秀的外表下，湧動著多少中國人的血淚。中國經濟的畸形以及國富民窮的現實，在中國已是眾所周知的事，官方意識形態的愚民宣傳不願意透露真相也就罷了，但一些所謂的「專家」卻常常出來論證這種畸形經濟和國富民窮的現象是如何地代表了最先進的生產力，真是撒謊完全不要遮羞布。但殘酷的現實卻不會照「專家」的「指引」前進，它會摑「專家們」無數個耳光，只不過是「專家們」身穿官方利益代言人的「海綿」，有格外厚顏無恥的抗打力罷了。
最近傳媒爆出中國出現了第三次移民潮的新聞，認為當下發生的移民潮是中國歷史上第三大移民潮——有論者認為1644年、19世紀中後期的移民為前兩次比較大的移民潮——我承認此次移民潮的確比較大，但1949年主動和被迫的移民人數也是相當大的。如果1949年主動和被迫的大規模移民潮，其背景是國共內戰的話，那麼當下卻發生在中國和平時期與經濟「崛起」的背景下，這裡面所體現的社會深層次問題就更加耐人尋味。6月10日，官方的《環球》雜誌與新浪網聯合進行調查，截至11日19時，7000餘名受調查者中有移民意向的高達88.2%。與此同時，鳳凰衛視主持人曾子墨披露，匯豐銀行的一份調查顯示，月收入在1.2萬元以上或流動資產在50萬元以上的中國內地富裕人群中，60%在未來十年有移民計畫，移民目的國（或地區）前四位為：澳大利亞、新加坡、香港、加拿大。《遠東經濟評論》的記者Bertil Lintner最近在一篇名為《被中國人包圍了？》的文章中說：西方國家的情報人員估計，從1978年開始，中國合法及非法移民將近200萬人，每年移居到美國的人數約為3到4萬人，移居到其它國家的人數總和也大約是這個數字。」這一切都表明中國移民浪潮的說法並非無中生有。
為什麼被中共官方幾十年來的「偉光正」宣傳成「世外桃源」和「經濟奇蹟」的國家，有如此多的人逃離呢？即便我們忽略五、六十年代不少人艱辛地偷渡出國（當然有不少人倒斃在官方的槍口下）的事實，我們也不能對當下的社會精英、富裕階層大量移民的現實視而不見。按理講，他們在這個普遍不平等的國家，其收入與地位高於普通民眾很多，卻依舊擋不住他們要移民的決心，其因何在？一位溫州億萬富翁移民的心路歷程，有相當的典範性。即他不能忍受成天遵守潛規則，在官員面前低三下四的沒有尊嚴的生活，同時對財產得不到切實的保護也深感不安。看看官方對中國首富黃光裕的匿名審判，你就知道有再多的錢，你的安全感也是沒有保障的。之所以你目前看上去安全，那是因為收拾你的機緣還不到，並不表明你永遠安全。在中國，任何人都不敢說自己絕對安全的大話，因此不妨說所有的人都處於普遍不安的狀態之中。即便是位高權重、日進斗金的人，也不能說你的安全就一定有真正的保障，因為不安全感像病毒一樣蔓延，而且是互相捆綁的。當你不遵守遊戲規則，隨時強拆霸佔別人財產，隨意破壞法律規則將公民關押起來的時候，你真正的安全感何在？
心理學家馬斯洛把安全感當成人類需求的基石，哲學家霍布斯視安全感為人的第一需求，在在表明安全感於人之重要性。一無所有的人或許不把安全感放在第一位，但那些擁有自己固定財產和較高收入的人，就會把安全感放在相當重要的位置，這也是許多富裕的人和精英階層大量移民的真正原因。我承認並且尊重他人的遷徙和移民自由，這完全是一種個人選擇。但我們不可以忽略這批量移民的過程中，對於這個社會和國家沒有安全感的普遍擔憂。同時社會精英和富裕階層的大量移民，帶走了相當的財富和創造力，不僅具有極強的逃離示範作用，而且會使中國社會的發展停滯乃至凋蔽——這讓人想起上世紀二三十年代費孝通研究地主大量轉移到城市而使鄉村凋蔽的社會學研究——最終會形成既沒有社會和經濟活力又沒有安全感的惡性循環。一旦行成惡性循環，又無法在制度改良上進行創新解套，那麼就會使不安全感和恐懼感大增，增加社會潰敗的機率和成本。
富裕階層和社會精英大量移民其實只是中國社會沒有安全感的表徵之一，其實政府強推的維穩、嚴打、唱紅打黑乃至官員們狂熱相信風水，何嘗不是沒有安全感的實際體現呢？官方的變態維穩思維就是通過高壓和武力來保障其不當利益，那麼嚴打和唱紅打黑就會成為在變態維穩觀念指導下的邏輯順延。至於說官員相信風水，並通過巫術來詛咒自己的競爭者，不僅因為他們骨子裡面沒有信仰，也是對黑箱政治和官場暗箱操作等沒有安全感的恐懼，因為誰也不知道自己哪一天會倒霉。著名藝術家艾未未在接受香港《蘋果日報》7月4日的採訪時說：「發生在中國的一個非常大的問題，就是整個體制在為這個體制中每一個錯誤在埋單。那麼把所有人都捲進去，政府變得完全沒有信譽，沒有任何人對前途抱有希望。」沒有任何人對前途抱有希望，其結果便是大家都以爛為爛，庸俗實用主義和犬儒主義甚囂塵上，普遍的不安全感是完全的生活現實，而非生活在其中的人憑空臆想。
我早就說過，作為中國傳統文化淵源的諸子百家之間固然有一定的差異，但他們都有一個致命的共同點：即對社會和國家的未來沒有理性預期。對小國寡民、大同社會、三代社會、至德之世等理念的不懈稱頌與嚮往，正好表明專制制度的人治通病，使得中國上古這些卓越的思想家的字典裡，根本沒有未來的位置。這就像一輛車只有後視鏡，卻沒有前燈（大燈、夜燈），在相對安全的白天尚能應付，一旦到了多事之秋的夜晚，即可能掉進萬劫不復的深淵。中國幾千年來到如今的專制制度，製造和增加了人們的恐懼感和不安全感。在不安全的情況下，人們的理性意識愈加淡薄，人們的談判和妥協精神愈加稀有，那麼解決問題的辦法，就只剩下了你死我活的爭鬥。在這樣的氛圍之下，怎麼可能誕生真正的公民社會，富裕階層和社會精英怎麼不大批移民，一逃了之呢？
2010年7月4日於成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