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雲一時的北洋軍閥統治時期，各派係爭權奪利，窮兵黷武。今天你登場我下臺，明天我掌權你滾蛋，群魔亂舞，醜態畢現。不少軍閥、政客下野以後，遁跡於天津作了「寓公」。一來是因為天津有外國租界，可以託庇於帝國主義勢力，構筑自己的安樂窩；二來是因為天津和北京相距咫尺之間，便於窺測方向，重整旗鼓。當年流傳著這樣一句話：「北京是前臺，天津是後臺。」就是說，某些野心家在北京的袍笏登場，卻原來是在天津打扮起來的。
北洋政府前後5任總統中，徐世昌、黎元洪、曹錕3人在被迫下野之後，都息影津沽，頤養天年，後來也都病死在天津私寓；袁世凱、馮國璋與天津也夙有淵源。「東北王」張作霖進關之後，問鼎京師，粉墨登場，組織安國軍政府，開場鑼鼓也是在天津敲響的。
北洋政府的32屆內閣，有1/3的總理，如段祺瑞、靳雲鵬、唐紹儀、張紹曾、龔心湛、顏惠慶、顧維鈞、熊希齡、梁士詒、朱啟鈐、高凌霨、潘復等，都在天津或久居，或暫住，在這裡都設有私人公館。在這裡的內閣部長一級的人物更是大有人在，名聲顯赫的如王揖唐、王克敏、葉恭綽、曾毓雋、段芝貴、陸錦、朱深、張弧、張志潭、吳毓麟、吳光新、劉冠雄等等。至於下野督軍、都統和省長一類的人，信手拈來也有一大串，如倪嗣沖、王佔元、陳光遠、張勛、齊燮元、盧永祥、李厚基、王承斌、田中玉、王懷慶、湯玉麟、張敬堯、鮑貴卿、孟恩遠、萬福麟、張作相……還有那位睥睨南北的五省聯軍總司令孫傳芳。等而下之，寓於天津的一般軍長、師長、廳長、局長等等，為數就更多，誇張一點說，有如過江之鯽了。如此眾多的北洋政府要員麇集津門，在政治上、經濟上、社會風氣上，不可能不對天津這個工商業城市產生深刻的影響。
這麼一大批下野軍閥與失意政客，在天津是怎樣打發自己的寓公歲月呢？
有的野心不死，仍在窺伺再起，1928年6月張作霖退出北京，標誌著北洋軍閥統治時期的結束。有些軍閥在歸順了蔣介石的國民黨政權。儘管後來大多被蔣介石各個擊破，削去兵權，但終究能夠苟安一時，依舊有高官可做，有地皮可刮。舍此而外，要想東山再起，只有依附於外國勢力，充當帝國主義的侵略工具了。
日本基於侵略中國的需要，早就獵中了這一夥北洋軍閥、政客。20年代，在天津冒出來若干日本特務機關，如什麼青木公館、茂川公館、三野公館、松井公館、和知公館等等，大多以北洋舊軍政要人為其工作對象，專事籠絡這些寓公。願者上鉤，不少人逐臭而至，甘心賣身投靠，充當侵略者的傀儡。在天津日租界有個「三同會」，系三個親日團體即日本士官學校同窗會、留日學生同學會和中日同道會結合組成的，幾乎把所有親日、媚日分子都網羅進去了。這個「三同會」的後臺，是日本駐屯軍參謀部。1931年日本發動「九•一八」
事變侵佔了我國東北之後，把一批前清遺老和北洋舊吏都派上了用場；接著，日本又把侵略矛頭指向華北，妄圖在偽「滿洲國」出籠之後，再如法炮製一個偽「華北國」。就在「九•一八」事變之後兩個月，日本駐屯軍唆使漢奸在天津製造「便衣隊」武裝暴亂，圖謀推翻天津地方政權，並趁機將溥儀劫持到東北作傀儡「皇帝」。參與策劃這次暴亂事件的頭目張璧，就是當年驅逐溥儀出宮時的北京警察總監。段祺瑞下野居津期間，日本人幾次慫恿他「出山」，主持東北或未來的華北傀儡政權；此事為蔣介石偵知，急派要員北上，將段祺瑞接到南京，才得以擺脫日本人的困擾。1935年，原北洋政府湖南督軍張敬堯在日本特務機關指使下進行反蔣活動，事機不密，被國民黨軍統特務刺殺於北平六國飯店。在日本駐屯軍的操縱下，白堅武出頭組織「華北正義自治軍」，計畫攻打北平，奪取政權，也未能得逞。這個白堅武，就是當年吳佩孚的政務處長。
1937年7月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很快就侵佔了北平、天津及華北其他城市，被日本人豢養多年的那些北洋軍閥、政客終於盼來了「出頭」之日，紛紛沐猴而冠。如江朝宗出任「北平治安維持會」會長，高凌霨出任「天津治安維持會」會長，馬良出任「濟南治安維持會」會長。1937年12月，偽「華北臨時政府」成立，一大批北洋舊吏，如王克敏、王揖唐、湯爾和、齊燮元、朱深、董康、王蔭泰、門致中、王水泉等，都充當了漢奸大頭目。這夥民族敗類果然如願以償，東山再起了，但卻在歷史上留下了千載罵名。
有的皈依佛門，並非看破紅塵「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對於殺人如麻的軍閥，無疑是一副精神解脫良劑，因而那些混世魔王搖身一變而成「虔誠」的佛教居士。天津本非佛門勝地，又無高僧常住，卻由於一時間湧來這麼一批「皈依弟子」，佛教突然火熾起來。
曾經狂熱地迷信「武力統一」的段執政段祺瑞，在下臺後也篤信佛陀了。
他在公館裡設有佛堂，廣交僧俗弟子。段的皖系部屬也紛紛追隨其後。不知是什麼人調侃他們，封了個「八大金剛」，他們是：董康、朱深、黃郛、王揖唐、張孤、吳光新、王郅隆、倪嗣沖；並把段祺瑜比作釋迦牟尼，曹汝霖比作觀音菩薩，陸宗輿、章宗祥比作文殊、普賢。可見天上人間，同樣都是以權力論座次的。靳雲鵬與孫傳芳在佛祖面前也不甘示弱，他們接辦了一座規模不大的禪院，改名「居士林」，分任正副林長，每逢週日聚眾講經，善男信女濟濟一堂。不料在1935年11月13日，施劍翹為報殺父之仇，混在禮佛居士行列，一舉刺殺了孫傳芳。這一場「血濺居士林」的武打戲，使寓居津門的北洋軍閥人人自危，原來佛堂也並非清靜之地，居士林頓時門可羅雀了。
佛教也是日本人籠絡北洋軍政要人的一條渠道。30年代初，日本真言宗高野山金剛寺在天津設立了一個「中日密教研究會」，參加者中日人士參半。
在日本人中最活躍的是駐屯軍高級參謀石井嘉穗、日本居留民團團長臼井忠三，都是握有實權的人物；中國人有段祺瑞、孫傳芳、曹汝霖、王揖唐、齊燮元、高凌霨、紐傳善、孫潤宇、張志潭、白堅武等。會長先是段祺瑞，後為王揖唐。
在「七•七」事變前，蔣介石曾在廬山接見過王揖唐，授意王以中日密教研究會會長名義訪日，接觸日本朝野人士，藉此探測日本對華政策的動向。由此可見這個佛教組織的政治功能了。
抗日戰爭爆發後，這夥佛門弟子們紛紛淪為大漢奸，他們仍緊緊抓住這面佛教旗幟，在日本人的支持下，在天津建立了一個「中華佛教會」，妄圖全面控制中國佛教界。這個偽組織的會長是潘對鳧（原北洋政府總理潘復的父親），高級顧問有王克敏、湯爾和、齊燮元、董康、朱深，以及日本僧人吉井芳純，常務委員有江朝宗、靳雲鵬、王揖唐、曹汝霖、高凌霨等。僅從這一紙漢奸名單，就不難嗅出其齷齪臭氣，所以為正信的佛教徒所不齒，不久也就名存實亡了。
有的棄官經商，生財有道軍閥們這夥糾糾武夫，對趙公元帥的膜拜卻也至誠得很。不少人在台上就亦官亦商，一身二任焉，貪婪聚斂，不厭其多。他們在得勢之始，便以權牟利，多從封建性盤剝入手，廣置田產、辦鹽務、經營當鋪之類。江蘇督軍李純、江西督軍陳光遠、吉林督軍鮑貴卿、福建軍務幫辦王永泉，在天津都置有為數可觀的房地產，並設有房產公司或經租處專營其事。如李純的經租處每月所收租金與利息高達4萬元，而當時的金價不過每兩20元左右，計合黃金2000兩。曹錕家族（弟兄5人）在天津及其家鄉攫取的土地總在200頃之譜。辦鹽務的如吳毓麟、鮑貴卿、李廷玉、許蘭洲、張廷諤；開當鋪的如王佔元、陳光遠，曹錫及其弟兄開設的當鋪竟有9個之多。當備派軍閥擴軍備戰之際，從事軍需工業成為致富捷徑。如曹錕當上了直魯豫巡閱使之後，與其弟兄開設了糧棧、被服廠、餅乾廠，產品主要供應軍隊，並以「軍運」為名強令鐵路局專車運送，不出運費，獲取暴利。倪嗣沖的安武軍後路局總辦王郅隆，本是糧商出身，利用籌辦軍糧之機做投機生意，大發橫財。真是「大炮一響，黃金萬兩」！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各帝國主義國家無暇東顧，暫時放鬆了對中國的經濟侵略，為民族資本工業的發展提供了機會，也吸引了北洋軍閥、政客的投資興趣。據統計，在20年代前後，北洋軍政人員對天津工業的投資額至少在4600萬元以上，約佔當時天津民族資本10萬元以上大廠資本總額的58％。北洋軍政人員對金融業的投資量為數可觀，如著名的「北四行」有三家（鹽業、金城、大陸）是北洋系資本開辦的，其他如中國、交通、中南、中國實業、新華商業儲蓄、北洋保商等各大銀行都有他們的大宗股份。在北洋政府統治期間，天津的錢業一度發展很快，其中有不少屬於北洋系資本；1937年抗戰爆發前夕，天津有銀號122家，其中北洋軍政人員開辦的佔10％，投資額在百萬元以上。在天津經濟界，北洋系軍政人員資本可以說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北洋軍閥政客投資經營企業，大多在他們執政掌權時已經開始，這就為他們下臺以後棄官經商奠定了經濟基礎。對天津工業投資最多的是倪嗣沖、曹錕、黎元洪、周學熙、王佔元、陳光遠，僅倪嗣沖就達800多萬元。黎元洪下臺以後，主要精力轉向經營工商業，投資的銀行、工礦、企業有60多家，投資額達300多萬元，他曾經擔任過許多企業的董事長、董事職務。有些棄官從商者，如周學熙、龔心湛、吳鼎昌、徐世章、曹汝霖、顏惠慶等，在天津經濟界頗有影響，稱得上名副其實的實業家、銀行家。
有的恣意尋歡，揮金如土北洋軍閥、政客依仗著搜刮來的孽財，整日沉溺在吃、喝、嫖、賭的放縱生活中，花天酒地，荒淫無度，揮金如土，禍及子孫，大多數人沒有好的結局。
軍閥、政客們把討幾房小老婆，視若尋常事，其手段不是霸佔坤伶，就是為妓女贖身。天津南市妓院區有個天寶班，老鴇子諢號「小李媽」，風流放蕩，以善於酬應軍閥而名噪一時。小李媽最討張作霖的歡心，張每次滯津期間，必找小李媽陪著「斗十胡」，許多奉系軍閥也就成為天寶班的上賓。
張作霖、鮑貴卿、孟恩遠、張宗昌等人都從天寶班領出過妓女做姨太太。有些高等妓院，由於軍閥、政客的尋花宿柳而大走紅運。三房六妾之間，常常引起爭風吃醋的醜聞，甚至有的大打出手；外遇私奔之醜聞，當時小報也時有披露。
天津租界裡的賭場甚多，五花八門，標新立異。比較著名的如同文俱樂部、泰安俱樂部、德國球房、吉拉槍場、安樂宮、回力球、賽馬場，都是北洋軍閥、政客及其眷屬經常光顧出入之地。北洋財政總長張弧嗜賭若狂，在同文俱樂部曾經一個晚上輸掉6萬元；奉系北京市長周大文，一次在回力球場輸掉了兩所樓房；曹錕之子曹士嵩「壓牌九」，一夜之間把5所樓房全部輸光。真是各有千秋！天津的賽馬賭風很盛，原來有一個英商賽馬場，1920年張弧、吳光新（原北洋陸軍總長）又籌建了一個華商賽馬會，與之對抗，更助長了天津的賽馬賭風，每次開賽，全城轟動，成為一大社會新聞。熱中於狂嫖濫賭，正是某些下野軍閥、政客糜爛生活的寫照。
有的頤養天年，保全晚節在日本侵略者佔領東北、華北以後，北洋軍閥、政客叛國投敵者固然大有人在，但無視敵人的成逼利誘不出任偽職者，也不乏其人。
徐世昌就是其中一個。他在1922年6月被直系從總統寶座上趕下來以後，即退隱津門，長年以讀書、繪畫、賦詩、寫字為樂，韜光養晦，不再涉足政壇。1937年7月日本發動侵華戰爭後，徐為了擺脫日本人的糾纏，對外推說有病，從此不再出門，也不會客。日本貴族院議員阪西利八郎與日本北平特務機關長喜多誠一，先後通過靳雲鵬與曹汝霖，遊說徐世昌出任華北偽政權頭目，均遭拒絕。1938年冬徐世昌息患膀胱瘤症，泌尿科專家謝元甫勸其去北平協和醫院做手術，徐擔心被日本人劫持，不肯定出租界，以致病情延誤，轉年6月死於津寓。曹錕在淪陷期間也受到日偽勢力的脅迫，這位當年醉心於權位的賄選總統，一反故態，拒絕「出山」，落得個晚年清白。奉系吉林省長張作相，「九•一八」事變以後避居天津，日本人派偽滿財政次長洪維國專程來津，以高官厚祿引誘張作相「下水」，被張嚴詞斥退。此外，還有一些北洋舊吏，如張國淦（曾任北洋政府秘書長）、王廷楨（曾任察哈爾都統）、陸錦（曾任陸軍總長）、朱啟鈐（曾任交通總長）等，都抵制了敵人的誘惑，拒絕出任偽職。這些人，當年宦海浮沉，爭名逐利，而在民族危難關頭，保有一點愛國的良知，潔身自愛，保全晚節，確是難能可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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