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香港媒體刊文認為，中國大陸的勞動力供過於求、工資體系不完善以及經濟發展不均衡的狀況目前並沒有根本改變。說中國的低工資時代結束了還為時過早。對此，本臺記者高山邀請北京理工大學教授胡星斗和在美國的勞工活動人士劉念春進行討論。
記者：「胡星斗教授最近中國廣東東莞、深圳等地因為工人的罷工甚至有些工人跳樓自殺，所以當地的企業給工人增加了一些工資。結果美國的一些報刊說‘中國的低工資時代已經結束’。你覺得所謂中國低工資時代已經結束這個結論是不是尚未過早呢？」
胡星斗教授：「我認為不能簡單地說中國低工資時代已經結束，因為中國工人的工資與西方的工人工資相比相差太遠。只有西方工人工資的三十分之一左右。即使中國 工人的工資漲一倍、兩倍，那麼我們工人的工資也只有西方的十分之一還不到。更何況不可能漲一倍、兩倍。往往也只能漲到最多30%、50%。 所以中國的勞動力成本仍然是世界上最廉價的。何況目前漲工資的只是少數企業，而且主要是沿海發達地區的一些企業。我們中國東部、西部工人的工資仍然是比較 低的。由此看，其實中國的廉價勞動力仍然是大量存在的。特別是中國農村還有二、三億甚至是三、四億人口要轉移出來，要加入到產業工人這個隊伍中，可以說中 國的劉易斯拐點也就是中國剩餘勞動力消失的那個拐點還遠遠沒有到來。可以說中國廉價勞動力的降低的時代也遠遠沒有結束。」
記者：「劉念春先生，您是怎麼看中國低工資時代結束這麼一個觀點的？」
劉念春：「這結論下得太輕率而且不符合實際情況。中國的低工資時代它不會結束的。因為農民工的話在中國有兩億兩千多萬。農民工他們實際上是沒有任何福利保 障。而且一般資方對他們使用完了，使用完了就可以毫無顧忌的讓他們走人。說的增加工資它本來是原來的基礎就是一千多塊錢，要增加到二千多塊錢，實際上還是 相當低。你想他們出門在外就是想出來掙一些錢，如果他掙不到錢，那他就沒法出來了，他出來就沒有任何意義了。出廣州那邊出現了民工荒，正是這一種情況。他們那邊一千多塊錢要增加到二百多塊錢那還是很少。他們在那邊住房得花錢，吃飯得花錢，現在吃飯就得花去他們很多錢，而且房租的話他們住得再簡陋也得花去他 們工資裡的一部分錢。這樣情況之下他們維持自己個人生活每個月起碼平均下來也得七、八百塊錢。這時候他們所剩幾百塊錢到年終帶回去也就幾千塊錢。如果他們 帶的這幾千塊錢還不如他們在本地所掙的多，那他們就不會出來再到深圳啊、廣州這個三角地帶尋找工作了。」
記者：「胡星斗教授我們知道勞動工資是由勞動力的供與求的關係決定的，那目前中國勞動力的供求關係又是怎麼樣的呢？」
胡星斗教授：「總體上肯定是供大於求。但是由於說勞動者他缺乏應有的談判的能力，他很難進行集體的談判。因此這些農民工他們的工資水平是非常低的。這樣就造 成有些農民工就不願意出去工作，因為與其出去工作還不如就在家呆著，或者就在家裡做一些事情。所以，目前雖然可以說工資它是有供給雙方所決定的，但是事實 上由於勞動力權利的匱乏，這樣就使得我們的工資水平其實又不是完全是供求雙方決定的，而是由這種權力不對等所造成的博弈的這種不對等所造成。。」
記者：「劉念春先生，剛才胡星斗教授提到中國工人他沒有集體談判的權利。所以中國工人的工資也上不去。你覺得中國工人缺乏獨立的工會，沒有集體談判的權利，你覺得這是不是中國工人工資低的一個因素呢？」
劉念春：「對。這個沒有獨立工會，沒有談判代表，對資方提出合理的工資要求，資方可以根據他們的情況想怎麼辦就怎麼辦。這是很重要的一個原因。中國工人不僅 工資沒法提升，他應有的待遇比如說安全啊，還有你要把他們辭了之後，你資方得付給他們失業過程中找不著職業的兩、三個月的工資。這些資方都不提供。這就是 由於工方沒有工會。需要獨立的工會，這樣的情況都能得到比較合理的改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