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見:中國工潮的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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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春夏之交,調整最低工資形成為趨勢,而罷工事件也此起彼伏。

富士康及本田車廠的工人薪資將大幅度提高,使許多的人們感到樂觀,看到希望。不過,一些評論指出,出現的罷工事件多為個案,其罷工「組織」基本上仍為個人,稱為「工潮」較為勉強。這是比較冷靜的看法。中國政府官員也有類似說法,其用意則是力圖淡化罷工的衝擊性。不過,罷工事件畢竟接連不斷,此起彼伏,外資內資,民營國企,都捲入其中。

官方媒體主要報導台資或外資企業的罷工, 體現出中共官方對於這些企業出現罷工曾刻意寬容,而這一官方控制鬆動之際,勞資矛盾過程較為正常發展,資方妥協,工人們的要求得到一定程度的滿足。於是人們看到,工潮正在出現,正在形成之中。中國工人在這個春夏之交裡的舉動,顯出一些不尋常的意味。

■啟示之一,罷工能否「正常化」

最先引起震動的是深圳富士康員工接連不斷的非正常死亡。 從該廠的人員流動來看,辭職與招聘的數量都很大,失意員工的選擇,本來多為跳槽出走,而近來連續發生慘烈的跳樓自殺,即使所佔比例微不足道,卻理所當然引起廣泛關注。尤其是,指責富士康為「血汗工廠」的批評再起,從富士康廠到鴻海集團,都受到沈重的社會壓力。

恰在此時,本田合資廠工人罷工,於是形成了對照。

員工跳樓自殺,可能很大程度上是抗爭, 也可能主要因為精神或情緒障礙,甚至可能是因為某種誘導因素(如優厚撫恤金),並可能因為模仿而具有傳染效應。涉及因素較多,且遺願表達不大明確或不宜公開,即使其中有抗爭因素,卻往往比較模糊,同時,即使有傳染性,畢竟是個人行為。罷工則不同,它們一般有明確的目標,是明白無誤的抗爭,且為集體行動。

罷工目標可能很狹窄,單一地要求增加工資, 涉及其它管理內容較少,體現為工人鬥爭之長期過程的一個組成部分。罷工有明確的訴求,有迴旋空間,經歷過罷工的工人,其進攻、防禦及妥協的能力,多少都會有所提高。而自殺,無論其含有多大程度的抗爭意味,畢竟過於慘烈,較為消極而決絕,不僅不宜提倡,反而各界都應盡力阻止此類行為。

顯然,富士康員工之間的正常交往,受到該廠管理方式的限制, 處於一種畸形的狀態,這使得他們比較難以自發組織罷工。在這種情況下,員工竟然以自殺而表達其不滿,出現模仿效應,以及先前優厚撫恤金的誘導效應,致使自殺事件一度接連不斷。富士康方面採取了大幅度增加員工薪資的措施,同時,部署中的向大陸內地遷廠及向臺灣回遷,也驟然間加快,而對於其管理方式,目前所見,仍只是承認有「瑕疵」,未見更多的公開反省。

但是,富士康風波尚未平息之際, 爆發了本田合資廠工人罷工的事件,而且蔓延開來,其它台資、港資、韓資工廠,以及一些國有企業,罷工事件接連不斷,給人以出現工潮的感覺。

富士康員工的「第一跳」也許很偶然,甚至有傳言說,那並非自殺, 而是他殺,工廠保安行凶的真相若隱若現。然而,連續多起跳樓自殺事件隨之出現,即使廠方對某些員工密切注意之下,仍有員工掙脫身邊人的阻攔而非跳不可,抗爭的意味漸漸地顯現出來。

南海本田員工的罷工也同樣事發於偶然。與富士康員工一樣, 本田員工若對工資或工作不滿意,通常的做法是悄悄走人,另找工作。兩個已決定辭職的員工,已不再懼怕失去這份工作,他們有更多的想法,決定臨走前發動罷工,為同伴「謀點兒福利」。一人帶頭,就有其他員工響應,而那兩位發起罷工的辭職員工,在仍應工作的期間遭廠方報復而開除,更激發了更多的員工參與罷工,抗爭的潛意識清晰地顯現出來。

必然性藏在偶然性之中。富士康與南海本田, 都是工作條件不錯的工廠,制度較為規範,而工資則壓在政府規定的最低線上,須以加班來爭取更高的收入。相對於那些傳統「血汗工廠」以較為粗暴的方式體現「中國模式」,這兩家廠則是以較為文明的方式體現「中國模式」。「中國模式」以權力壓迫權利、奴性壓迫人性為其本質,而在這樣工作、生活條件比較好,權利及人性受壓迫形成鮮明反差,且大量年輕人聚集的地方,其潛在的不滿情緒聚集,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最初的工人抗爭,在任何地方都是偶然出現的。 富士康風波的悲劇性尤其在於,這一偶然出現,恰恰是在跳樓自殺,而非罷工衝動,事情隨之進入一條愈益慘烈的軌道,一度連走出來都很不容易。而在南海本田,幸運的是,那偶然的出現,恰恰是在兩個因決意辭職而不再懼怕,且因臨別行善而萌發罷工衝動的小夥子身上。同樣都是「壓迫愈烈則反抗愈烈」,然而在這裡,事情進入了更具社會性的螺旋。

再者,南海本田員工約兩千人,數十或近百員工罷工, 即成一定規模,而深圳富士康員工數十萬,管理「軍事化」或許更高,罷工衝動更容易被湮滅。

偶然出現,生長為罷工事件,一個個的罷工事件接連不斷, 看上去正在形成為工潮。這樣一來,必然性就顯現出來了──中國社會苦於「中國模式」久矣,而工人的反抗,這一次恰恰是從這一模式最文明之體現的地方爆發出來。

同樣不容忽視的是,中共官方恰恰對這些地方有意無意地放鬆一些, 對這些「別人企業」的罷工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使得它們成為罷工控制鎖鏈上較薄弱的一環。

中共治下,對其視為「負面」的事情一向遮遮掩掩。例如, 先前將失業改稱為「下崗」或「待就業」,到了罷工出現並漸漸增多之際,則稱其為「停工」,出租車司機罷工則為「停運」──在國外,運輸工人或飛行員罷工,導致交通停運,而我們這裡,有些人是喜歡把事情倒過來看。其實,失業就是失業,罷工就是罷工,改了稱呼,改不了事情本身,反而造就了虛偽的形象。

這一次,似乎因為富士康員工自殺事件的影響, 而罷工看上去溫和得多了,且罷工發生在本田合資廠,於是,媒體直率稱其為「罷工」,看上去比先前更為大膽。

「社會主義」中國的企業,先前只有國有企業和集體企業,那麼, 罷工似乎有損「社會主義」的面子。毛澤東晚年時,對他的「革命」進展狀況很是不滿,又無可奈何,感嘆「社會主義」中國實際上「與舊社會差不多」,於是心血來潮,要在修訂憲法時,規定工人有罷工自由。到改革開放時,再次修憲,這項與「動亂」似乎有聯繫的自由消失了。這意味著,罷工不再受法律認可,而在中國社會裏,這樣一來,似乎就意味罷工為違法行為。

不過,改革開放以市場化為導向,而市場經濟之中, 勞資矛盾普遍存在,罷工是工人抗爭的基本手段之一,中共本來不必諱疾忌醫。問題是,市場經濟畸形發展,官民矛盾成為主要矛盾,勞資矛盾隱身其後,中共自己造成的局面,自己也吃著其中的苦頭。

現在,在經濟增長方式轉型、最低工資調整的大背景下, 工潮此起彼伏,中共宣傳部門儘管還是要下令禁止媒體報導罷工,而對罷工的忌諱,看來有所減少。這是否能成為一個契機,使罷工去掉偽裝、恢復其本來面目,尚須觀察。

■啟示之二,工會能否「正常化」

「中國模式」的特色之一,是官方工會獨此一家, 不准工人自發組織獨立工會。官方工會以「維穩」為己任,可以說不知工潮為何物,於是,只要出現工潮,則官方工會處境尷尬。

這一次工潮中, 罷工工人成功地迫使工廠管理層與自己推選的代表直接對話,這很自然,而不同尋常的則是,本田罷工期間,官方工會不僅阻止工人罷工,甚至悍然動手打人,與罷工工人發生肢體衝突。

如今的中國,動手打人的事情越來越普遍。警察打人,城管打人, 政府機構僱用黑社會打人,工廠保安打人,現在連工會人員也開始對罷工工人大打出手。這樣的「和諧社會」,當真是錦上添花,與時俱進,令人嘆為觀止。

可以說,官方工會對富士康員工的連續非正常死亡無所作為, 在工人罷工時貌似中立,他們甚至動手打罷工工人,意味著官方工會的存在已經毫無道理,它的現實性已經完全消失。

按照共產黨的官方教條,共產黨是工人階級的先鋒隊,而工會, 以及共青團、婦聯之類,是共產黨聯繫群眾的紐帶。單以字面意義而言,這並不排斥自發的獨立工會也作為紐帶之一,正如《共產黨宣言》視共產黨為工人政黨之一。多個工人政黨並存,多個工會並存,是這個多元社會的自然現象。但是,現實中的共產黨喜歡控制一切,支配一切,不喜歡自然生長的事物,不喜歡遵從自然規律和社會規律。它排斥其它工人政黨,當然也排斥非官方的自發獨立工會。它要的是一種特殊的「紐帶」,群眾是否通過這「紐帶」聯繫共產黨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共產黨可以通過這「紐帶」來控制群眾。這樣一來,共產黨的控制欲得以滿足,「紐帶」本身卻萎縮得失去了存在的必要。

本來,工會、農會等群眾組織有其獨立性才能夠豐富多采, 而它們豐富多采,形成深厚的社會土壤,共產黨作為先鋒隊才真正有活力,有戰鬥力。而共產黨專政的實踐,工會作為群眾組織完全聽命於共產黨,受其控制而萎縮,共產黨本身則畸形發展,不僅在政黨層面一黨獨大,且伸展到社會各個層面控制一切、支配一切。它自身不可避免地與群眾隔膜,不可避免地官僚化,不可避免地向右翼轉變。它既然要凌駕於社會之上,就只能這樣站到民眾的對面,與民眾對立。

資方當然不喜歡工會,但官方工會意在「維穩」, 願意配合資方治廠,資方何樂而不為。

富士康管理層看得很清楚,「跟我們談工會問題和集體談判」,就「 像是把富士康看作外星球的企業」──「在全中國,所謂工會的真實狀況是什麼樣的你們不清楚嗎?」

此次工潮中,南海本田廠的工會代表在勞資談判中一言不發, 而該廠所在地獅山鎮總工會工作人員,則乾脆承認,工會主要是「為工人和廠方提供一個溝通平臺」,工人爭取加工資,「是勞資雙方的事情,工會不便介入」。這樣處於勞資雙方之外的「第三方」的工會,全世界罕見,它當然不是工人的組織,當然沒有再存在下去的必要。

近來中共地方官員屢屢不顧官方偽善面目而坦率直言, 廣東工會官員的坦率,是最新的一例。

中國工人經過「社會主義」的磨練,對罷工已經很生疏。 在南海本田,發起罷工的是決定辭職而還想著為同伴「謀點兒福利」的工人,他們在辭職後的「獲准」期間發起罷工,隨即被廠方開除。其他罷工工人為躲避打壓,都戴上口罩以避免被人認出,當然也不願意推舉自己的代表,而資方要談判卻找不到談判對手,只好擺出溫和姿態,要求罷工工人推舉其代表。顯然,沒有工人自己的工會,固然對工人不利,而對資方,也會有不便之處。這樣,罷工工人提出獨立組建工會的要求,就顯出了其合理性和現實性。

其實,工人獨立組織工會,未必就一定發展為政治反對派, 他們的直接目的,主要還是維護和爭取自身的經濟利益。此次工潮出現於本田汽車零部件廠,背景即為多個省市基本工資上調,佛山市也有動作,但本田廠的薪資水平原已高於當地水平,且公司產量大增,員工遂向資方要求加薪,但公司提出的加薪方案都未能滿足員工要求,工人不滿而採取罷工行動。

然而,中華全國總工會作為官方工會做出的反應, 卻是更警惕地防範工人自己組織工會。它發出《關於進一步加強企業工會建設充分發揮企業工會作用的緊急通知》,其所謂「加強企業工會建設」,是要「把包括農民工在內的廣大職工組織到﹝官方﹞工會中來」,明知不得人心,還是硬著頭皮堅持,而所謂「充分發揮企業工會作用」,所謂「提高職工特別是生產一線職工的勞動報酬」,其實只是官樣文章而已。

把更多的工人,把農民工,組織到官方工會中來,這樣做是否合理, 要看這個工會是否真是工人自己的組織,是否能夠在員工薪資問題上起作用,能夠組織和代表員工參與集體談判。企業工會在工潮中一言不發,甚至動手打罷工工人,地方工會以「平臺」自居,退到「第三方」的位置,這樣的「工會」,與其官方說法大相逕庭,然而它們很真實、很坦率,不是那樣雲山霧罩,反而使得官方工會冠冕堂皇的所謂「緊急通知」,露出了忽悠本色。

這種官方工會的實際作用,只是跟在「黨和政府」以及資方後面, 為「維穩」效力,而把所謂「加強企業工會建設」作為對工潮的反應,足以看出,中共官方之所謂「工人階級先鋒隊」性質,所謂「先進性」,所謂「與時俱進」,根本就是謊言。有句話說得好,一個實際行動,勝過一打綱領。官方工會在南海本田工人罷工的工潮中的實際行動,明白無誤地表明,它是勞資之外的「第三方」。它不是工人組織,是冒充的工會。

反之,工人們要求重整工會,是工會在中國「正常化」的開端。

■啟示之三,農民工能否成為工人

為調查富士康而很下了一番工夫的網友「劉德華接班人」稱,「 富士康在精神方面就是一個不折不扣的‘血汗工廠’」。這是一個很值得注意的結論。

這樣的「精神血汗工廠」,已脫離了傳統「血汗工廠」之原生態, 它的管理方式與精神,則難以超越中國的社會環境,仍顯現出工業化初期或中期的特徵。

在富士康,其管理以「軍事化」著稱,不過,這種所謂「軍事化」 更多地體現工業化初期或中期的機械精神,徒有「軍事化」之外表。軍隊講究軍紀,講究服從,然而凡是能打仗的軍隊,都注重戰友之間的生死情誼。戰友之間的溝通,士兵對將帥的信任,使軍隊具有真正的戰鬥力。而富士康,則滿足於將活人磨練為機器,致使其管理顯得生硬、冷漠,缺乏人性。

在「社會主義」中國,「軍事化」其實相當盛行。當年毛澤東發動「 文革」,在其政治意圖之外,也有改造人、改造社會的藍圖。毛澤東對「全國學解放軍」這一命題大發暢想,即所謂「五七指示」,認為各行各業都可以亦工亦農亦兵,因而,所謂「五七干校」實為整人機構,但名目冠冕堂皇,同時,工廠和學校,往往也改為軍隊的連排班建制,煞有介事地著手塑造一種新型的 「中國公社」。

富士康當然不會效仿毛澤東而改造人、改造社會。 它在市場經濟發展的時代似乎重新恢復計畫體制下的「工廠辦社會」,乃因為它不能不聘用大量的農民工,而這些農民工正是「中國模式」下的一個特殊人群。

「社會主義」中國以戶籍制度控制人口流動。 在計畫體制時代就有農民進城打工,也有城市職工的夫妻「兩地分居」。而到了市場經濟發展之際,因為捨不得放棄戶籍制度,於是生造出所謂「離土不離鄉」的「中國式」城市化道路,即農民可以離開土地而從事非農產業的工作,但同時仍迫使他們保持其農民身份,仍在農村承包土地,只是這土地由別人耕種、經營而已。這樣,大量農民「離土」而進入城市打工,人在城市,家在農村,造成空前大規模的「兩地分居」。

富士康為其數十萬農民工提供廠區宿舍, 吃飯及生活作息都納入工廠管理,本來不失為一項好事,甚至可以成為一項德政。然而,「中國模式」的特徵還是頑強地出現,即硬體設施現代化,軟體滯後差不多一個世紀。西方「泰勒制」的「科學管理」視人為機器,但它確實有其科學性,且限於工作場合,而富士康在「中國模式」 的社會環境下,將「軍事化管理」推向極端,到了迫使員工「機械化」、成為「機器人」的程度。

郭台銘既不是毛澤東,也不是空想社會主義者歐文, 絲毫沒有打算在他的深圳廠區搞社會改造的實驗。他為員工提供宿舍,與其企業的事業相聯繫,那麼,這樣的宿舍園區,不可能憑空成為一個和諧的生活社區。相反,管理層注重硬體設施,管理方式缺乏人性,保安粗暴蠻橫,都是很自然的事情,而這樣一架機器的運轉,看來也只有員工以命相拼,才對它有所觸動。

郭先生很聰明,他看到了問題所在,打算停止「企業辦社會」實踐, 把管理宿舍區這一社會功能還給地方。只是,做起來也許容易,放棄卻難。國有企業的「企業辦社會」造成了所謂「國有情結」,一旦放棄,到處都出現矛盾衝突。富士康是台資企業,但運轉在大陸的社會環境之中,能否有所不同,可拭目以待。

由員工宿舍的供給制轉為商業化,應屬必然,其中的突出的困難, 或許仍在於員工的「農民工」身份。不錯,富士康的員工不都是農民工,有許多是城市子弟,有非農身份,但畢竟還是有大量的農民工。富士康為他們提供宿舍,實際是它的一項成本,其缺乏人性的管理以及低素質保安,都與降低此項成本有關。無論是政府或租房供應商,若接手這一宿舍區,都要付出大筆資金。員工轉為租房,其增加的薪資的一部分則轉為租金,而對於富士康,大幅度增加的薪資,或許其中相當部分只是將先前的隱性成本轉為顯性而已。

這樣,人們得以重新審視「中國模式」的所謂「增長奇蹟」。

近20年時間裏,富士康的深圳廠區,聚集了數十萬員工, 從事現代化的加工、組裝。那數以萬計的農民工離開家園,與數以億萬計的其他農民工沒什麼不同,而他們進入工廠宿舍區,進入「軍事化管理」環境,就顯得與眾不同。

一般地,農民出外打工,站穩腳根之際會考慮舉家遷移, 開始新的生活。但「中國模式」不允許這樣的社會變化,農民工只能與其家庭「兩地分居」,而每年春節之際,則必有一次大規模的人員流動──計畫體制下的「兩地分居」有「探親假」作為補償,市場經濟時代就管不了那麼多了。

農民工存在已久,住工棚,或租房而居是普遍現象。 租房須付出房租,那是自在生活的成本,而在城市裡租房開始家庭生活,也逐漸增多。然而,若沒有「軍事化管理」的工廠宿舍區,要成就富士康那樣數十萬員工的大規模加工、組裝,恐怕就有相當難度──廠區附近是否有足夠的租賃房屋是問題,須組建相當規模的接送班車隊伍也是問題。大規模招聘進廠的年輕人是否能夠很快安頓下來,是否能夠毫無後顧之憂地迅速投入工作,在員工散居租房情況下,會成為常規性的問題或難題。

記得美國經濟學家科斯說過,企業在市場環境中運行, 遵從市場規則,而企業內部其實是非市場的環境,這樣就降低了交易費用。「軍事化管理」的工廠宿舍區,將員工租房的市場化方式轉為集體生活,以富士康方式,體現「中國模式」下企業運營的特殊性,可能有交易費用降低的效應,而社會成本實在高昂。矛盾激化之際,富士康要讓它回到社會,恢復其市場化方式,當然可以理解,只是,它仍然無法迴避「中國模式」下農民工的特殊性。

由此可見,「中國模式」下出現「增長奇蹟」, 農民工在其中功不可沒,而這樣一躍而起,實際上造成了更多的社會問題。它們在短期內也許隱沒在「增長奇蹟」的光環背後,但終究會暴露出來,很可能會逐漸成為社會的慢性病,也很可能在某種情況下尖銳化起來。

人們說,不能歧視農民工。這是一種善良的意識。現實卻是,「 中國模式」追求的經濟增長,不但力圖迴避經濟增長與環境生態的協調,也力圖迴避城市化的社會進程。農民工保持其農民身份,城市化就走入一種模糊狀態,而農民工作為工人,也同樣呈現一種模糊狀態。

■啟示之四,政府猛於虎

富士康員工連續跳樓自殺,一度鬧得沸沸揚揚, 對富士康乃至鴻海集團管理層而言,社會壓力極其沈重。工人們沒有自己的工會,在資本面前相對弱勢,而一旦他們挺身抗議,以死相爭,資方再強大,也為之不寒而慄。

相比之下,在農村征地,在城市拆遷,許多地方都出現民眾抗議, 也多有人們以死相拼的情況,而以政府出面,或以政府為後盾出面的征地者、拆遷方,比富士康那些粗暴的保安更凶狠殘暴得多。他們可以召喚武裝警察來彈壓民眾,還常常僱用黑社會人員作打手,打傷人是常事,打死人的也不少。即使民眾被逼自焚,他們也無動於衷,甚至幸災樂禍,還趾高氣揚地要對被逼自焚者「依法治罪」。即使社會輿論壯著膽子提出批評,他們蠻不在乎,我行我素,動輒指責群眾「不明真相」,指責輿論 「炒作」,很難看到他們道歉或自我批評。

企業主、工會、政府,三足鼎立,乃市場經濟基礎上的社會常態。 而中國的社會現實,則是共產黨政府凌駕於社會之上,強勢企業主如郭台銘,也不能不正視工人抗議,而政府比這些大老闆強勢百倍。它對「自己企業」的工人罷工無所顧忌地彈壓,對「別人企業」的工人罷工,可以施展手腕耍花樣,加以利用──借用工人的力量壓迫資方,但決不允許工人們自己組織起來。

不過,「別人企業」的工人罷工,以及「別人」的妥協, 都有示範作用,而且更映照出自己的強悍、蠻橫。共產黨政府那猛於虎的尊容,畢竟是藏不住的。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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