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我」。
「我」的本義並不是第一人稱代詞。在甲骨文中，「我」是一個像形字，像一種鋸齒形的鋒利兵器，後來才假借為第一人稱代詞。因此古人極少用「我」來指稱自己，而是用另一個字「吾」。
「我」既為兵器，則是一種危險的稱謂。假借為第一人稱代詞之後，許慎《說文》云：「我，施身自謂也。」自己稱自己為「我」，但此時的「施身自謂」已經被添加了許多自身之外的價值，比如著名的「修齊治平」的政治理想，修身的最終目的被歸結於國和天下的「治平」，彷彿這具溫熱真切的身體早已被提前預定，用來服務於更長遠更宏偉的目標。
「我」就這樣被劫持，從危險的兵器，到不能自理、派生的附加價值，「我」的主體性情態從來沒有彰顯過，集體主義、家國一體的宏大敘事遂在這塊土地上大行其是，派生之物反而僭居了原生之身。
2、「被稱為罪犯」。
「我」的主體性既然匱乏，那幺從「我」出發，天賦而來的個體權利即無落腳之處，長期被漠視的結果，則成就了曠古未有的盛世奇觀——「被時代」。從生到死，從吃到喝，從學業到就業，從安居到拆遷，無一不是「被××」的命運，在這一切之上，是最根本的「被代表」，正常的一部分權利讓渡不能滿足強權獨裁的饕餮胃口，他們抓取所有權利的手段就是暴力革命，摧毀既有的一切價值，在一張白紙上畫最新最美的圖畫。
倪玉蘭律師自謂「被稱為罪犯」就是這一景象的真實寫照。強權之下，每個「我」都是被動的，每個人都是潛在的敵人。
3、「我是倪玉蘭」。
在「被稱為罪犯」的情勢下，倪玉蘭律師遭遇了強權之手的瘋狂迫壓，不僅被打殘了左腿，還無家可歸，露宿街頭。即使如此，第二次出獄的時候，她帶出了未被檢查出來的寫在衛生巾上的《認罪悔罪書》，第一句話是：「我是被稱為罪犯的倪玉蘭。」
「我是倪玉蘭」，這是堅守「我」之稱謂，亦即堅守「我」之權利的巨大的在場宣言；可以摧折但絕不容摧毀的個體，親歷並見證著一切非人的迫壓，並在此上升華出令人動容的精神力量：「在講述到最痛苦的經歷時，她的表情也沒什幺變化，好像在敘述一件和自己無關的事情。」拍攝倪玉蘭記錄片《應急避難場所》的導演何楊說：「很多恐懼其實是多餘的，真正讓我放下心來的正是倪玉蘭的平靜，如果她一天到晚害怕，我想我也會害怕的。」
「我是被稱為罪犯的倪玉蘭」，這句話從而成為時代之語，像一面光潔的鏡子，映照出時代的荒謬，極權的無恥，和「我」之個體的驕傲在場。是的，「我」只能也必須活在這個荒謬的現場，但仍然可以像倪玉蘭律師一樣，無助無力又平靜無比地喊出這句時代之語：「我是被稱為罪犯的倪玉蘭。」只需將「倪玉蘭」的名字換成我們自己的名字。
親歷者和見證者，這是只能也必須選擇的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