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律師阻強拆獲刑兩年 出獄無家可歸流浪街頭(圖)

發表:2010-06-28 05: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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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玉蘭2010年4月14日出獄

倪玉蘭這兩月

何楊在拍完倪玉蘭的記錄片後發現,「很多恐懼其實是多餘的」

編者按:通過朋友介紹,何楊從5月上旬起開始跟拍倪玉蘭,那時候她就像一個被遺忘的死角,「她是西城的,東城的警察大概也不願意惹麻煩吧。」

他拍了10天,原本以為這只是一個慘烈的故事,但是倪玉蘭讓他感到意外。「遭受了這樣的苦難,大多數人都會變得激憤、偏執,甚至自暴自棄,但是倪玉蘭仍然這麼平和,她似乎有消化苦難的能力,或者說,她是站在苦難之上的。」

警察對倪玉蘭說:「你別在網上罵我們!好話也別說。」

4月14日 星期三 晴

9點30分,我被叫出監舍到談話室接受了最後的檢查,他們把我的雙拐拆卸分離,將我放在裡面的十二張申訴書和我慘遭虐待的圖片搜出不讓帶出。我身上穿的衣服包括內衣內褲和襪子全部被脫掉接受嚴格的檢查,直到她們認為確實沒有東西藏在衣服裡面才讓我穿上衣服。經過40分鐘的折騰,他們才將我送出大門。老伴女兒和好朋友來接我,他們跑過來和我擁抱……終於和親人團聚了。

律師倪玉蘭這一天出獄。當晚,她在一家小旅館洗了一年多來第一個熱水澡。2008年12月18日,北京市西城區人民法院以妨害公務罪,判處她有期徒刑兩年,刑期從被羈押的 2008年4月15日算起。

那一天,按照倪玉蘭的說法,西城公安分局新街口派出所糾集一群人,沒有任何手續,闖入她家強拆,倪玉蘭架著雙拐與他們理論,結果被警察拖入警車踢打,後又被抓進派出所。

公檢方的版本則是,倪玉蘭暴力阻礙工人施工,致使尤德林、李鴻橋受輕微傷,被民警傳喚至新街口派出所接受調查,當日11時許,在新街口派出所第三談話室內,倪玉蘭不服從民警管理,踢打民警肖巍下體,致使其睪丸挫傷,被當場抓獲。

北京市公安局110指揮中心的接處警記錄顯示,在倪家所在的前章胡同19號,「我所民警及巡邏車均在現場,無打人現象」。倪玉蘭的丈夫董繼勤據此認為,說倪「毆打他人」是誣陷。

在獨立導演何楊的記錄片《應急避難場所》裡,倪玉蘭對著鏡頭說:「到了派出所以後,他們把我關進小黑屋,先讓保安揍了我一頓,一會誰進來就踢我一腳,踹我一腳,把我從地上扔到沙發,又從沙發扔到角落裡。我要求上廁所,他們就讓我爬著去,不然就是違反派出所的管理規定。」

倪玉蘭住了一天就搬出來了,120塊一晚太貴。他們找到另一家小旅館,公共衛生間,50元/天,房間大概有6平米。

4月17日 星期六 陰

今天是我獲釋的第四天。前兩天片警找老董說,監獄已將我釋放的信函發送到了西城區政府部門,至今他們沒有對我的居住和生活有任何說法。

他們早就無家可歸了。2008年11月,倪家的房子被徹底剷平,現在,那裡立著圍牆和塔吊。這些天,來訪的多是一些老朋友,說得更明確些,是老訪友。

1986 年,倪玉蘭從中國政法大學研究生畢業,分配在中央某單位,同時在正義律師事務所兼職。1994年,她又被安排到中國國際貿易總公司做法律顧問。從2001 年開始,倪玉蘭代理了一些敏感的案子。「(案子)誰都不敢碰,受害者找到我父親,他是解放前的老律師,他說,我支不動別人,還支不動我女兒嗎?父親的話,我能不聽嗎?」她說。

於是家裡其他親戚給她打電話,別跟政府作對。大家都害怕和她聯繫,不然就會被「調查」。

2001年7月13日,北京申奧成功。2002年,這個城市已經「拆」出了一個自我維權的群體。這一年的4月27日,西城區新街口四條55號強制拆遷現場,很多拆遷戶前去聲援業主,倪玉蘭舉著相機也在其中。

後來她被指控對現場工作人員和民警施行暴力,以妨害公務罪被判處有期徒刑一年。倪玉蘭則說,她的左腿就是那時被打得肌肉萎縮,從而再無法正常行走。

4月20日 星期二 陰

今天是我獲釋後的第七天。老朋友見面百感交集,熱淚盈眶,緊緊地擁抱在一起。人們在探討一個簡單的問題,為什麼正當維權依法反映問題,卻要被判刑,被勞教,被拘留。有些人因長年上訪得不到解決,將自己的感言寫成對聯,上聯是天災千方百計治理,下聯是人禍千方百計遮蓋。

22日起,事情變得有點奇怪。小旅館的老闆開始讓他們反覆換房,一會兒說這間屋子是服務員住的,隔天又說另一間屋子已經租出去了。26日,董繼勤看見兩個警察走進了傳達室。

4月28日 星期三 晴,大風5-6級

今天是我獲釋的第十五天。我和老伴在旅館小屋住了14天,從22號這天起我們就沒安寧過。上午我們就搬離了。老伴頂著五六級的大風推著輪椅徒步走到市政府小花園。在這裡我看到了兩年未見面的老朋友張,她給我送來了被褥。下午我們到南河沿皇城根遺址公園避風。今天是我和老伴開始流浪生涯的第一天。

他們在路上撿到一個紅色的編織袋,拉鏈有點壞了,但是還可以裝東西。這樣,他們的家當就增加到了一個、兩個、三個編織袋。遺址公園裡有半下沉的廣場,那裡風稍微小一點,也有太陽,他們就呆在裡面。

這兒是應急避難場所,「我認為這就是救助一些生活沒有著落的人的,」倪玉蘭說,「而且這裡離市政府近,要有個什麼事兒交材料也方便。」

天慢慢黑了。一個保安指點他們,五四大街地下通道那裡風更小一點。平日,那裡總是有流浪漢呆坐、徘徊。他們在那裡過了一夜。

第二天下午,「特別無助」的倪玉蘭讓老伴給市公安局治安總隊打電話,對方說正在開會,「你去找你們區政府吧。」

皇城根在北京的內城,有北京市民路過,問他們:你們是外地來北京看病的嗎?倪玉蘭對他們說:不是,我們是北京的,拆遷無家可歸了。「趕上(拆遷)那個時候的人一聽就明白了,」她說,「也有沒趕上的,有人就問:北京還有這事兒?」

2002年,倪玉蘭被吊銷了律師執照。2003年出獄後,她腿腳不便,就在家裡接待訪民和維權者。 「我們是為了尋求一個真理,我們走法律途徑,沒有任何過錯。」

她讓他們熟記憲法第四十一條:「對於任何國家機關和國家工作人員的違法失職行為,有向有關國家機關提出申訴、控告或者檢舉的權利,……對於公民的申訴、控告或者檢舉,有關國家機關必須查清事實,負責處理。任何人不得壓制和打擊報復。」

她教他們寫材料,告訴他們要簡單明瞭,不要囉囉嗦嗦,「不然別人不愛聽」,也不要寫那些過激的話,有基本事實和證據就好了。

她還幫助他們聯繫媒體,安排他們接受記者採訪。

5月2日 星期日 晴 31度

早晨勤帶我去洗澡,換衣服。這兩天天氣變化太大,前幾天還出奇的冷,這兩天就熱得難以忍受。

5月6日 星期四 晴

王買了草莓來看望我。晚上他們又給我送來了飯菜。郝買了雞蛋煮熟後給我送來了。

5月8日 星期六 陰 大風

下午高老太給我買來了衣服和食物。衣服的顏色特好看,這是我兩年多以來第一次穿這麼好看的衣服。傍晚貝貝(倪的獨女)來看我,得知夜晚有雨,就將所有的東西搬到地下通道。夜裡下的雨相當大,多虧我們及時搬到這裡避雨。今天白天的風比較大,不知道為什麼患上感冒。

5月13日 星期四 晴

王和葉來看我。王給我燉了一碗羊蠍子,葉買了四瓶綠茶。

他們和她在一起。

通過朋友介紹,何楊從5月上旬起開始跟拍倪玉蘭,那時候她就像一個被遺忘的死角,「她是西城的,東城的警察大概也不願意惹麻煩吧。」

他拍了10天,原本以為這只是一個慘烈的故事,但是倪玉蘭讓他感到意外。「遭受了這樣的苦難,大多數人都會變得激憤、偏執,甚至自暴自棄,但是倪玉蘭仍然這麼平和,她似乎有消化苦難的能力,或者說,她是站在苦難之上的。」

1960年出生的她說,從小受到的是關於崇拜的教育,「隨著教育和經濟的增長,我慢慢地對崇拜有了另一種看法,我改崇拜法律了。我什麼時候都要跟他們講理講法,雖然你講法,他說你跟政府作對,你講理,他說你擾亂公共秩序。這兩年,我覺得自己越來越剛強了。」

她第二次出獄的時候,還是帶出了一樣東西,他們沒檢查出來。那是寫在衛生巾上的《認罪悔罪書》,第一句話是,「我是被稱為罪犯的倪玉蘭。」

在講述到最痛苦的經歷時,她的表情也沒什麼變化,好像在敘述一件和自己無關的事情。然而她卻偷偷在公共廁所裡哭泣——兩年的牢獄生涯讓她的表達能力直線下降,為了重新流利地說話,她朗讀報紙,但總是不停地念錯。燈光也成了可怕的東西,監舍永遠是一排白晃晃的日光燈,現在,她在日光下能看見的字,在燈光下就看不清楚。

除了訪友,還有別的「小人物」願意伸出一隻手來。一個小保安,準備辭職不幹了,臨走前去看倪玉蘭,給她買了只大雞腿。「外地街坊」買菜回來,就塞給她西紅柿和咸鴨蛋,「我多買了點,給你帶過來。」一個老頭,住在胡同裡,小心翼翼地問她:我們家烙的雞蛋餅,吃不完了,你要嗎?倪玉蘭接過飯盒,餅碼得整整齊齊,「我就知道是他專門去買給我的,怕我不肯要,才這麼說。」

5月15日 星期六 晴

離我們不遠的地方有個人。一連幾天都在那裡鬼頭鬼腦地探尋,我們給他拍了正面照。他抽的是大中華香菸,留下一堆菸蒂。2點到4點多鐘一直都在那裡。

短暫的不被打擾的日子結束了。

21日晚,睡得太熟,早晨起來,她發現雨傘不見了。隔了一天,她和老伴去附近東來順的後面躲雨,回來發現老伴的自行車也不見了。

怕繼續丟東西,他們決定輪流睡覺。倪玉蘭覺得,這是有人故意讓她生活得不方便,「他們就想讓我們報案,一報案就可以藉機把我們轟走了,我們就忍著不報。」

5月26日 星期三 晴

晚上8點多鐘,來了兩個警察。他們嘀咕一會兒就走了,不一會兒又回來直接向我們問:是倪大姐嗎?我說是,你們是誰。他們說,我們是市局的。其中一個高個警察,自稱姓王,給我們攝像,他們攝完像就要走。我說,再呆一會兒吧。另一個姓江的警察說,我別再招(惹)你們啦!

5月27日凌晨起,先是西城的警察把他們帶回區內,中午送回。從這天起到6月4日,東城的警察和他們玩起了例行公事的貓鼠遊戲:警察來一次,他們就得收一次帳篷,站到路邊,待其離開。

5月30日 星期四

今天是我們流浪街頭的第33天。幾天沒有睡覺了,感覺特無力。下午天氣不太好,小雨由小變大,一陣接一陣地下個沒完。晚上以為不會再下,誰知比下午厲害得多。早晨起來,帳篷四周的被子全部濕了,衣服也濕了。

何楊拍了10天,剪了7天,6月1日成片,6月5日傳到網上。他開機兩天,從自己的機器上監測到下載人數超過了兩萬,「後來種子散佈出去,就沒法統計了。」

6月6日 星期日 晴

早晨一位女網友給我送來一束鮮花,她走後不久又來了一位小網友,他只比貝貝大一歲,他在這裡和我長時間地交談。他很可愛,走時偷偷在報紙下給我放了200元錢,他走後我才發現。

6月10日 星期四 陰轉晴

今天是我們流落街頭的第44天。一位外地網友發來簡訊說:「倪律師,祝您身體早日康復,我有機會來北京的話一定來看您。」

下午有3位人民大學的學生來看望我,買了桃子、香蕉、西瓜、雨傘。晚上6點半多,網友小袁看望我,給我捐款,教我如何使用微博。

也有一個胖子,裝成有過上訪經歷的網友來套話,被一位訪民識破。「你別在我們面前說共產黨的壞話,」倪玉蘭告訴他,「我們還指著共產黨給我們解決問題呢!」

網友第一次行動是15日。 14日晚11點,東華門派出所一警官強行將倪玉蘭夫婦的包裹裝車,並將人帶入警局。倪通過簡訊和微博求助,8名網友趕來要人。15日凌晨4時,派出所放人。

隨後部分微博用戶發出消息,號召大家6月16日端午節晚上和倪玉蘭共度佳節,品粽消夏。為了讓倪玉蘭能準時出席,他們甚至在15日打了一個掩護,讓她突然「消失」一晚——實際上她被護送去了崇文區的一家賓館。

16日將近晚上7點的時候,網友們在五四大街的地下通道見到了倪玉蘭夫婦,大家正在握手寒暄時, 「警察呼啦一下就下來了。」

他們對網友拍照、錄像,「我們也對他們拍照、錄像,互拍。」網友張大軍說。2009年,他就曾與網友前往湖北大廈抗議鄧玉嬌事件,「我記得那一天也是端午節,來了10個人。而今年,只是發了個消息,就來了將近30個人。」

在口頭傳喚後,警察推著倪玉蘭坐的輪椅開始往派出所跑,網友們步步尾隨,而後在東華門派出所形成「圍觀」陣勢。

倪玉蘭人在派出所裡,接受警察詢問:「你上網嗎?你發推特嗎?」他們不讓她用電話,「現在外面那麼多人,待會兒你又給我弄好多人來!」

派出所外,網友們唱起了國際歌。接近晚上11點,張大軍等網友在警察的「護送」下有序撤離,在空曠的王府井大街,響起了這樣的口號:倪玉蘭,回家!

倪玉蘭次日凌晨1點被警方送回了西城,住進一家賓館,臨走時警察對她說:「你別在網上罵我們!好話也別說。」

回憶這一段時間,她慣常平靜的神色不見了,開始笑起來。

張大軍認為,最近一年興起的這種新的抗議形式,不針對宏大事情,而是具體事件,把網路的眾聲喧嘩變成了實際的行動,「我們圍觀警察,也被別人圍觀,這是對公民權利的申張。」

何楊原來拍的是人類學記錄片,拍完《應急避難場所》後,他發現「很多恐懼其實是多餘的」,他說自己要繼續放棄恐懼直面苦難,不過,「真正讓我放下心來的正是倪玉蘭的平靜,如果她一天到晚害怕,我想我也會害怕的。」



来源:南方人物週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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