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制統治的末期，政府的腐敗必然日益嚴重，官對民的剝削加劇，由此而形成的社會壓力由上而下地加大，特別是，越接近底層，壓力越大。
通常，人在壓力下會有一定的本能反應，他們有意無意地通過某種形式排遣或把壓力回作用給施壓者。但在共產專制中國，壓力是單向的，從來只有極權政府向下施壓，而民眾不能像在自由社會一樣向上施壓來表達意志從而和政府形成互動。
儘管如此，當人所承受的壓力達到一定程度時，還是會無意識地做出一些釋放性的行為，他們本身未必清楚問題出在哪裡，但潛意識裡就是覺得應該破壞點什麼才會舒服，這時的行為往往就是失控的和極端的，具有破壞性，甚至毀滅性。
襲童、跳樓和殺官及罷工等事件，實質就是社會高壓積累到一定階段時最底層民眾的「自然」反應。這是幾十年日積月累的結果，所以富士康事件中諸如「窮二代」比父輩們承受力差之類的論斷實屬有意或無意的牽強附會，他們只是比「窮一代」更接近社會最後反彈的臨界點。在這個國度裡，人人承負著強壓，特別在最底層，每個怨怒的人都是一座火山，伏在潛意識裡的暴力傾向隨時可以跳出，那些襲童者大都是他們中普普通通的一員，而拆遷的逼迫或是其它形式的不公只是導火索，或說是壓瘋駱駝的最後一捆稻草而已。向上沒有出口泄壓的他們把破壞力轉移到了弱童身上。富士康工廠則是高壓社會中的高壓工廠，工人在承受不住又看不到希望的情況下選擇了自殘。除了傷害孩子，就是傷害自己，中國絕望的怨民們沒路可走，拆遷中的自焚者又何嘗不是如此。而「冤有頭，債有主」式的覺醒，即類似楊佳和朱軍等事件，標誌著高壓下的草民們被逼著看到了另一條路。
現在，輿論對於工人墜樓死亡的責任追問似乎在淡化。富士康的加薪策略，無非是在迅速用錢堵眾人之口，漲一點工資，中國的工人們就安分了，究竟對他們來說，錢太重要了，富士康看準了這一點。此策略也使其在臺灣本土和國際上賺了不少人心，同時也給居心叵測的當局一個尷尬。
至於跳樓事件發生在外企而不是國企，原因是可悲的。跳樓的工人是以一死來控訴社會。若是在國企，結局恐怕就像那些常常發生的礦難一樣，不會引起普遍的關注，更難想像領導們會出來鞠躬道歉，上層會來「調查」。而外企的業主們因其本土的背景而尚有僱主的良知，從郭台銘彎腰時的臉上還可以看出憂慮與歉意來。跳樓發生在外企，正如人們去外國駐華使館而不能去中國的公安局前抗議的無奈現實一樣，實際上是對中共當局及其治下的社會的莫大諷刺。
同樣，倘若現在的罷工事件發生在國企，倒很可能是偶然因素造成的，形不成風潮，而外企裡的工人最先開始罷工，恰恰說明社會高壓下的不滿先從弱的地方爆出，後力和後效應不可預期。而且與殺官事件相比，罷工屬合法和理性的抗爭，外界應多鼓勵和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