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色殘生----一個黑四類分子的離奇遭遇(十三)

作者:呂維 發表:2010-06-17 2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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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名:行路難---平民自傳)

七十一

姥爺出生在清朝末年的一九零三年,和我奶奶同齡。也像我爺爺一樣,從未念過書,斗大的字不識幾個,只能認識自己的名字。同胞弟兄三人,他最小,如果以同輩弟兄大排行,他列第六。因此我父親從小就叫他六舅,侄兒侄女們也多以六大爺或六叔稱呼他。

十九歲那年和老娘結婚,第二年生下我的母親。姥爺秉承了中國農民勤勞純樸的傳統品格,一門心思用在種田上,日子過得也還平平,屬於中不溜兒,基本不愁吃穿。他從沒有像我爺爺那樣急切地做過發財夢,有吃有穿便感到心滿意足,並不想怎樣再去努力。他身上有一種懦弱的因素在作怪,祖上留下的房子夠住,地夠種,便不想其他。他為人謙和,是村裡有名的老好人,從不和任何人爭吵,更不要說勾心鬥角了。即使對自己的孩子們,據說從未動過手。正是這種善於忍讓的性格,和姥娘相處得比較融洽。表面看來,好像是那種怕老婆的角色,其實是他自己主意不多,家裡大事小事都由姥娘做主。

我的姥娘出生在鄰村一個普通農家,生下她沒幾年,父親去世,母親無力維持,便改嫁他人,將她一起帶去。幾年後,其母又逝,姥娘隨繼父生活,幸好其繼父為人不錯,並未受罪。但過早地失去雙親,總會影響到她的成長,她為人沉默寡言,沒用的話一句不說,也就是這種孤僻的性格造就了她很有心計。

當然,她從不把心計用在謀算他人身上,而是用在經營自家的小日子方面。民國年間,雁門關外幾個縣城,官方允許種大煙,姥娘硬要姥爺利用河灣水地多種些,因此那些年的收入頗豐,每年都有一定的積蓄,手裡有了錢,她又鼓勵姥爺買了牛和車。加之民國初年,雁北一帶相對安靜,為農業發展提供了良好的條件,姥爺家的日子逐年興旺起來。我的母親也漸漸長大,針線、做飯,樣樣都在姥娘的嚴格要求下做得不錯,同時常常到地裡幫助姥爺幹活,成了家裡的得力幫手。

同樣的環境,同樣的條件,大姥爺、二姥爺兩家,日子過得每況日下,有時竟到了斷炊的地步。少年時,每逢和姥娘談起這些事,她很得意自豪,認為主要原因是她對姥爺管得緊。那時不少人染上煙癮,最後弄到傾家蕩產。大姥爺、二姥爺、三舅爺都是這樣。只有姥爺,雖然也間或和弟兄們或同齡人聚在一起抽幾口,但始終未能成癮。姥娘嚴密地監視著,每有過分的行為,必定加以嚴厲的譴責、制止,終使這個家庭從種大煙方面獲得高於種莊稼的利潤而未受其害。

一九三七年的秋天,日本鬼子打進來,在縣城進行了慘絕人寰的大屠殺,城底下村莊裡的農民害怕得很,趕著牲口逃到山裡,局勢平定下來方才返回,家裡早已不成樣子,丟失了大量東西,也不知是什麼人拿走的。其後幾年,母親出嫁,舅舅漸漸長大。我有兩個舅舅,按照姥爺弟兄三人排行,兩個舅舅應該排列為老二和老三,但我不喜歡叫二舅,總愛叫大舅,於是習慣使然,就叫成大舅和三舅。大舅自小不愛上學,喜歡擺弄牲口,十三四歲開始耕地、播種、趕車,無論學什麼,一學就會,而且幹得特好。他為人精細,又有耐心,很早便成為莊稼地裡的把式,和姥爺一起摽上勁兒,日子過得有聲有色。

姥爺所住的村子叫南磨村。據傳,早年間,村北的那條無名河上有一座水磨,這村很小,只有二百多口人,因在磨坊南面,便獲此名。姥爺所住的院子卻很大,位於村子的西南角,四面無靠,牆外就是莊稼地。原來有五間西窯,三間未瓦瓦的正房,在我小時候,西窯只剩得兩間完好,其餘三間早已塌毀,斷壁殘垣依稀可見。聽說,就在我出生的第二年冬天,一個寒冷而又漆黑的夜裡,有六七個大漢,蒙著面闖進家裡,將姥爺和大舅捆起,用火槍逼著要錢,同時把家裡翻了個底兒朝天,所有的大煙,能找到的銀元都被掠去,裝走七八口袋糧食,連同一些衣服、被褥,拉走滿滿一大車。經過這次匪徒的洗劫,自然造成不小的損失,幸而姥娘早有防備,她攢下的銀元和大煙,有的埋在地下,方才使日後的光景得以延續下去。土改時,被定為上中農。土改後的那幾年,每年我有一半時間在這裡度過。

一九四九年春,太原戰事結束,三舅當兵歸來,旋即成婚,姥爺又買下一匹馬,原來的母牛也下了犢子,二歲時長的比母牛還高,三頭牲口一起放,姥爺忙不過來,我成了主要幫手。大舅結婚七八年沒有生育,那時我是這個家庭唯一的孩子,因此,姥爺姥娘特別疼我,舅舅和妗子同樣把我當做他們的孩子。加之我天性勤快,總是幫他們幹這幹那,自然成了這個家庭的驕子。父親去世後,他們怕我上學半途而廢,極力資助,使我度過飢餓的年月,終於挨到畢業。當我倒霉歸來,全家人誰也沒有埋怨過,鼓勵我和母親一起把弟弟妹妹拉扯成人。現在,全家面臨斷炊,又是他們拿自己剩下來的口糧幫助我們。我知道姥娘家所以能有一定的積蓄,都是前幾年允許開墾小塊地時,大舅每天凌晨三點起床,在河灘上開墾的結果。再加上姥娘的精打細算,即使在最困難的六一年前後,姥娘家的大人小孩也未被餓著。「文化大革命」開始時,這個村也曾響應號召,聲稱取消小塊地,但其後並未怎樣認真執行,有的人仍然種著,社員們普遍比我們村強出許多。這些,就是他們能夠接濟我的物質基礎。

七十二

秋天,地裡的莊稼剛剛收割完畢,除少數上年紀的男人和部分中老年婦女留在場面上,其餘勞力又都投入到曠日持久的農田水利基本建設方面。說起農田水利基本建設,十幾年來,每年冬天都要搞,而且是大搞,上級一號召,下面馬上響應,多是傾巢出動。不管筑壩、修路、開渠,一切都是原始式的勞動,肩挑、手推,與先輩們的做法毫無二致,一哄而上。人海戰術,是它的基本特點。

至於工程是否合理,真正有無作用,或者能否建成,從沒有人過問。領導讓幹啥就幹啥,反正誰也不得消閒在家。記得小時候,每到冬天,各家都停止了地裡的勞作,老漢們晒太陽、閒聊,年輕人則湊在一起,吹拉彈唱,熱鬧一番,每到晚間,總喜歡打拼夥,宰豬殺羊,隔三差五地大吃一頓。農業生產的特點充分體現在有忙有閑上,自古以來,春種、夏長、秋收、冬藏,忙時全家出動,閑時全家輕鬆。所謂文武之道,一張一弛,雖然講的是治國,其實日常生活又何嘗不是如此!成年累月地把弦繃得緊緊的,有事沒事把人們驅趕到地裡去做無用功,實在有違自然規律。我們村除了兩次修大壩,就是不斷地修路、挖渠,這年秋冬仍不例外。道路改來改去,總是土路,一樣的下雨時泥濘難走,所變的只是道路與道路呈垂直狀態,過去一些斜著的近便的小路被堵死,所以這樣做,只為了上級檢查時好看而已,並無實質性的效果。農田基本建設差不多成了官樣文章,做給上面看的成分遠遠大於它的實際作用。

我接受的任務依然是打地框,這營生一般可以單干,按土方記工分,不用人管,倒蠻自在的。自回村後,大多數秋末冬初,都幹這樣的活兒。打地框,無須多言,純粹是為了灌溉,洪水順渠道下來,進入地裡不至於亂跑或從低處流走。但水在哪裡呢?至今,村南打了不少地框,也修復了前些年挖好的渠道,所差的只是水壩。沒有水壩,水從哪裡來呀?只好寄希望於未來。十年前,發動全縣人民開掘的前進大渠,曾是縣裡頭號農田水利基本建設工程,而今安在哉?人們分段挖下的渠道,冷落地躺在那裡,長滿了荒草,未曾發揮過一點作用。

退一步言,即使把這些渠道都連接起來,大壩又在何方?十年了,農民們在冬天裡難有消閒的日子,他們像羊群一樣被趕到野外,瑟縮在寒風中,不是幹這,就是幹那,卻不見一點成效。他們把勞力用在一些盲目的工程上,正像人們年年栽樹年年不見樹林一樣,形式主義主宰者人們的一切行動,大家明知勞而無功,各級幹部為了響應號召,又不得不這樣做。至於什麼勞民呀,傷財呀,誰都知道,那是犯忌的話,不說為妙。

嚴冬到來的時候,地裡的活兒剛一停下,新的任務又降臨了。隨著中蘇兩黨、兩國關係進一步惡化,「深挖洞」的「最高指示」傳達到每個人的耳裡。依舊是男女老少齊動員,在整個村莊的下面,大家像老鼠一樣,開始了縱橫交錯的打洞。我等「四類分子」只管吊土,誰也不准下到底下去看,怕的是敵人來時給引路,彷彿我們生來就是賣國賊似的。

這年冬天,個人時間幾乎被剝奪殆盡,每天吊土到深夜。打洞的工作抓得很緊,好像敵人馬上就要打過來,氣氛甚為緊張。我常常在想,假使有一天敵人真的打了過來,我們這些「階級敵人」還有活頭嗎?天天辛辛苦苦地吊土,簡直是在自掘墳墓!謝天謝地,局勢總算平靜,俄國人沒有打來,我等還可以苟活在這苦難的人世上。
深挖洞進行了一個冬天,春節也只允許放一天假,初二接著再干。這是我回村後的第六個春節,與平日毫無區別,革命的結果,帶給人們的竟是這般蕭條,每個人都麻木地活著,根本沒有一點過節的氣氛!據說,這叫做革命化的春節。
 

七十三

三月下旬,正是那種乍暖還寒時節,我和黃裕明在張家大院裡出茅廁,隊長前來叮囑:「這茅廁大,裡面有三十多車糞,你倆遲回會兒家,務必在今天干完,明天咱們就要種小麥了」。掏茅廁的工作又將結束,自我回村後,已經輪迴了六次,隊長曾經說過,要是沒有我和黃裕明,這活兒簡直派不出去,好像我倆是科班出身。早上剛出工,黃裕明就說:「咱隊的茅廁是最後一個了,其他隊都已開始種小麥,唯獨咱隊未動,還不是等著咱倆去抓糞」。「誰叫咱倆是‘四類分子’呢,凡與糞有關的活兒,每年都歸咱倆,大概是臭氣相投的緣故吧」。話音剛落,隊長就來了,果不其然。接著,我倆就大幹起來,整個上午只抽過一次煙,未敢休息,倆人都累得滿頭大汗。平心而論,小隊對我們還算不錯,因為它是管生產的最基本單位,隊長常有派不出去的活兒,便找我倆。例如去年冬天,剛剛下過六寸厚的大雪,正好隊裡的母豬發青,隊長派我們到二十幾里遠的一個村子裡去配豬,大路小路都被雪覆蓋,母豬不聽驅趕,明知十分艱難,也得接受。我們深知自己的身份,從來沒有推諉過,在隊長眼裡,我和黃裕明是最馴服的工具,也自然成了他的得力干將。因此,每逢我們家裡有事,向隊長借個小平車什麼的,他也總是爽快答應。五年來,一直在第四小隊,和隊長的關係還算可以,至於對我們的監督呀,批鬥呀,他一向不予過問。正由於這樣,凡他吩咐的事,哪怕是延長工作時間,也要盡力完成。這一上午,是近日來最費力最忙碌的一次勞作,倆人相約,天黑前一定將這個茅廁掏完。

剛吃過中午飯,突然感到很疲倦,拉過枕頭躺下,隨即睡去。未等母親叫我,迷迷糊糊地被一陣吵雜聲弄醒,一睜眼,已經有人緊緊抓住我的右胳膊,厲聲喝道: 「起來,快起來」!我坐起來,用左手剛一揉眼,左胳膊也被緊緊抓住,從窗戶向外望去,院子裡站滿了人,正待發問出了什麼事,已被幾個人連推帶搡弄到院裡,抬頭一看,窯頂上,院牆上也有人,甚至還拿著槍。公社借調幹部、著名打手唐日新提著一根麻繩走過來,將我五花大綁,這才發現,來人中有公社書記、武裝部長,其他人都不認識。就在捆我的時候,母親跌跌撞撞從屋裡衝出,她問道:「你們為啥捆他」?「他自己知道」,不知是誰沒好氣地回答了一句,母親急忙向我身邊走來,被唐日新猛推一把,順勢倒在牆根,放聲大哭,三弟、二妹都被嚇得哭了起來,二弟站在那裡,茫然地看著這一切,不知如何是好。隨即,我被這幫人押著向縣城走去,後面有兩個士兵跟著,肩上都挎著槍。直到這時才意識到自己莫不是被捕了?走出村口,真想回過頭再看一眼這生我養我的故土,怎奈脖子被兩隻有力的手卡著轉動不得,他們一個勁地催我快走,並不時喝斥著。

第九章 鬼門關前話生死

七十四

一路上,不停地在想,這次為什麼要抓我?又犯了什麼事?自回村以來,一直遵紀守法,出門請假,回來銷假,隊裡派給的工作,從未有過推三阻四的行為,更談不上拈輕怕重。深知自己已經落到生活的最底層,成為奴隸中的賎奴,任人擺佈是必然的結果,而忍氣吞聲、逆來順受更是唯一的選擇。五年來,默默地承受著羞辱、批鬥、毒打、飢餓的折磨,從不敢公開表示過一丁點不滿,按理說也算是合格的被管制者了。至于思想認識,內心深處的諸多想法,儘管與這個時代大力提倡的時髦理論大相逕庭,格格不入,但那畢竟是深心裏的一些看法,又沒有公開表示出來,難道連思想也要沒收不成?誠然,這是一個不允許有個人思想的專制時代,可我的想法,別人只能推測,並不能直接摸得著呀。回村以後,情緒穩定下來後,在六八年的冬天,曾寫過一些東西,也只有二弟知道,連母親也不曉得,可以肯定,外人誰也不會知曉。頭年冬天,盛傳中國要和蘇聯開仗,已經號召有閑房子和窯洞的農戶先騰出來,供一線撤下來的人員暫住,我們的挖洞工作每夜都要加班到十二點左右。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暫時停止了寫作。過去寫下的東西,由二弟陸續送到姥娘家裡,姥娘根本不知道這些東西有何用處,只要我求她的事,總是盡力辦好。想著這一切,可以肯定,家裡除了那些書籍之外,沒有任何我寫的文字可以被人抓著,於是漸漸坦然了,只覺得繩子捆得緊了一些,手和臂先是酸麻,後來幾乎沒有了感覺。

進城後,並未將我押入原先的公安局,而是到了郵電局的後院,隨即被關進一間南房裡。這是一間空閑已久的房間,裡面空蕩蕩的,沒有任何什物,地上滿是塵土。我進來後,他們鎖上門,派兩個士兵看著。士兵各自背一支步槍,開始時一直守候在門口,時間一長,輪流著在院裡轉悠起來,間或兩人湊在一起說幾句話,也時不時從窗戶上向裡張望幾眼。這時,我又想,是不是姥娘家出了啥事,寫的東西被逮著,開始緊張起來,要是那樣,會牽連到他們一家,那可糟糕到了極點,不管有多大的事情,一人頂著,千萬別扯上我的親人,那樣的話,即使我死掉,靈魂也不會有一刻的安寧。不久,一個看上去很嫩稚的士兵走到窗前,我馬上靠到窗戶邊問他:「請問,你們為什麼抓我」?那士兵搖了搖頭走開了。這時,我又想,姥娘家肯定不會出什麼事,他們一向安分守己,成分也是上中農,緊張的心又鬆弛下來。況且,我寫得那些東西,只是個人的經歷,並未涉及政局,即使逮著,大不過批鬥一番,也夠不上逮捕。就在這時,忽然想到了陶福成,該不會是受到此人的牽連吧。他和我來往過一段時間,甚至還領著他的一位堂兄陶繼舜來見過我,我們之間,對於時局,對於「文化大革命」,曾有過諸多相同的看法,我們同樣憎惡眼前的世道,同樣都是被壓在最底層的人。所不同的,我是逆來順受,默默地等待著時局的變化,等待著災星的隕落,而他們卻有著強烈的反抗意識,不甘心任人宰割。有一次,他們兩兄弟來找我,說是準備搞一臺簡易印刷機,求我幫他們寫一些揭露時弊的文章,他們想做那種「喚起民眾」的工作,我當時毫不含糊地拒絕了,明確告訴他們,不想做哪些無謂的犧牲,我必須為母親和弟弟妹妹們考慮,寧可苟活著,也不打算幹那些以卵擊石的危險事……想到這裡,忽然意識到二陶可能出事。如果他們出事,一旦牽連到我,那可真陷入無法說清的境地。況且,我還有所謂前科,雖然那是極其冤枉地被打成了「現行反革命分子」,但有誰能相信我的冤屈呢?人家相信的只是那張判決書。再說啦,這些年的「階級鬥爭」,尤其對於我們這樣的家庭出身的人,寧可錯殺錯判幾千幾萬,絕不肯輕易放過一個,早已成了盡人皆知的社會現實,於是又開始擔心起來,獨自在房間裡踱來踱去。

晚上十點以後,院裡進來七八個人,打開鎖將我押出。走在街市上,路旁幾乎無人,不一會到了原來公安局的院裡,據說這裡已不叫公安局,改成了「公檢法軍事管制小組」。我被押進一間辦公室,裡面光線暗淡,桌子後面一個人用手指著,讓我站在屋子中間,隨即開始問我姓名、年齡、籍貫、文化程度等,並在一張表上不停地寫著。登記結束後,那人直視著我,看了有十幾秒鐘,然後問道:「知道為什麼逮捕你嗎」?「不知道」。我用簡單的三個字作答。「不知道?說得倒輕鬆,我告訴你,你犯得是現行反革命罪,要把態度放老實點,否則就是故意頑抗,死路一條」!「我沒有」!又是三個字的簡短回答。那人冷笑一聲,不再多說,向門外喊了一聲,進來兩個人給我鬆綁,隨即押著我穿過一條走廊,到了一扇鐵大門旁,其中一人掏出鑰匙,將大門打開,領我進到一所院子裡。正面有三間老式的木結構房子,他們又將當中一間的鎖子打開,要我把鞋脫在外面,並從腰裡抽去褲帶,進屋後指著炕角一處空位,要我上去,然後把門鎖上走了。我想,這大概就是看守所,意識到自己從此住進了監獄。

七十五

早晨,隨著一聲尖銳的哨聲,屋子裡的人都迅速起來,大家各自把鋪蓋疊好,坐在原處等待著輪流放風。晚上進來時,估計在十一點半左右,同室的人,特別是年輕人早已熟睡,只有靠近我一位四十六七歲模樣的人醒著,看我什麼行李也未帶,從身子下面取出一條毯子給我,要我對付一夜,並告訴我:「明天家裡就會送行李進來」。在我倆說話的當兒,對面一位五十多歲的老漢從被子裡伸出頭看了一眼,此人眼睛又紅又大,神色怪嚇人的,手腕上戴著一付錚亮的鐵銬,隨即又睡去。我也沒有作聲,蜷縮在角落裡,兩手不住搓揉著。被捆了十幾個小時,手臂腫得老高,足有原來的兩倍厚。企望通過搓揉,漸漸能夠消腫。早晨起來,雖比夜裡有所減輕,仍然腫著,還在不停地搓著。這時,大家開始問我,無非是姓甚名誰,哪個村裡的人,因為什麼被抓進來等等,我一一作答,只是吃不准自己究竟因為什麼事情來到此處。不久,輪到我們放風。所謂放風,過去從小說裡看到過,我一直理解為是讓被關押者到院裡透透新鮮空氣,活動活動筋骨,興許有半點二十分鐘吧。沒成想,我們的放風,只是共同抬著供夜裡小便的那個小瓮,到廁所裡把尿倒掉,然後各自解罷手就匆匆回來,並未做任何活動。回來後,端正地坐在自家的鋪位上。雖是三月下旬,雁門關外的早晚仍然很冷。從窗戶上可以看到其它號房正在輪流放風。輪到第六號房時,走出一個熟悉的身影,穿一身早已退色的藍衣服,頭戴黃色帽子,一眼認出是陶福成,我的心「咯噔」了一下,覺得情況不妙,果然被牽扯進他們之中去了,這一來麻煩可就大了。當年在北票電廠時,從未寫過什麼與當局政策相左的文章,公安局硬是斷章取義、掐頭去尾地曲解我的日記和習作,強行打成「現行反革命」,如今和一些對當局極其不滿的激進份子扯在一起,弄不好定個「反革命集團」罪,後果將不堪設想,尤其是一個所謂有前科的人,家庭出身又是地主,想再回到母親身邊,怕是永遠不可能的了。進來前,曾聽人們說,馬上就要開展 「一打三反」運動,「一打」,打的是誰,「三反」,反的又是什麼,當時並未詳細打聽過,但在運動的風口浪尖上,被抓進來肯定不會有好的結果,弄不好還有丟掉性命的可能。

早飯開了,兩個年輕人去領飯,一人端著一個小笸籮,裡面是碗筷和一小碗咸菜,另一人提回半小桶稀飯,每人兩碗。家裡送來炒麵的人,可以拌在稀飯裡。據大夥介紹,看守所按市民標準供應,每天九兩,沒有什麼副食,一日三頓都是咸菜,大家餓得厲害。其實這也沒有什麼稀奇,外面的人都填不飽肚子,何況是犯人!我們所處的本就是一個飢餓的時代嘛!飯後,趁著送碗筷之機從廚房對回了火,一個對一個,共同抽起煙來。一個叫王暢的二十多歲的青年,送給我一支自卷的土煙,我也抽了起來。聽說這都是他們出去勞動時,來回路上撿的煙頭,回來後剝開湊到一起,又重新卷制而成的煙,煙油子味十分濃重,尼古丁的含量肯定加倍的高,人們誰也不管這些。八點鐘,武裝隊的隊長走了進來,站在當院喊了聲「參加勞動的人集合」!於是,這個號房裡的人,除我和那個五十多歲的老頭外,全都走了出去。

勞動的人走後,我跳下地,仔細打量著這座院落。除了三間正房,還有四間東房,五間西房,東南角是廚房,房子的門和窗戶是新式的,房子是新蓋的還是以前的舊房,一時很難判斷。因為正房只看窗戶,也是新式的,還上了鋼筋,但從裡面的天花板看,顯然屬於舊日有錢人住過的宅子,這是一座經過改造的院落。一溜南房,只有少數幾個窗戶對著院子,鋼筋密度更大些,聽趙二老漢說那是武裝隊的食堂,門開在前院裡。東北角落處是廁所,西北角上是夜裡進來時經過的大鐵門。

「上炕來吧,小心腳底著涼」,五十多歲的老人關心地喊我。回到炕上,他劈口問道:「你和陶福成是一夥吧」?我詫異地看著他,並沒有馬上作答,正奇怪他是怎樣知道我認識陶福成,這時,他又說開了:「我姓趙,人們稱我趙二,五年前因為神經病發作,殺死老婆,被抓了進來。我是張蔡莊人,和陶福成一個院裡住著,放風時看見了他,正好你也是夜裡進來的。頭天聽勞動的人回來說,抓著一個反革命集團,陶福成那娃有文化,怕是給攪和進去了。早上聽你說是前村人,陶福成是你們村的外甥,你和他屬一夥吧」?「可能吧」,我含糊其辭地答道,自己也很難說清楚我們之間的關係。接著,趙二老漢對我說,他進來前家裡還有一個十幾歲的男孩,現在也不知道怎麼過的,說起孩子,馬上動了真情,眼圈發紅,又顯出那種怕人的樣子。我安慰了他幾句,此後便不再作聲。整個看守所的院子裡靜極了,聽不到一點聲音。呆呆地坐在炕上,於百無聊賴之際,兩手繼續互相搓揉,手臂已有一半消腫。三月下旬,烤火期剛剛結束,屋裡有點蔭人,時時感到寒氣襲人,身子很不舒服。過去的許多事情走馬燈般地在眼前閃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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