忙中偷閑，翻看新舊《唐書》太宗本紀，注意到一個事情：唐太宗李世民，特別推崇的前朝皇帝，既不是夏商周堯舜禹成湯盤庚文王武王等著名聖君，也不是漢朝的開國皇帝漢高祖劉邦和以雄才大略彪炳史冊的漢武帝劉徹，而是漢文帝劉恆。
貞觀二年（628）八月，秋天雨季來臨，唐太宗居住的西宮地勢較低，非常潮濕。有大臣上書，請求下令營造一座閣樓，以供患有風濕的唐太宗居住。結果，被唐太宗斷然拒絕了。拒絕的理由，是「靡費良多」 （花錢太多）。他說：「昔漢文帝將起露臺，而惜十家之產。朕德不逮於漢帝，而所費過之，豈謂為民父母之道也？」（據《舊唐書》）貞觀十一年（637）正月，房玄齡等人進獻自己所撰寫的《五禮》，李世民下令有關機構予以頒行。可能是為了配合《五禮》的頒行，二月一日，巡幸洛陽宮時，他便下令舉辦祭祀漢文帝的活動。唐太宗駕崩後，繼位者李治（高宗）和有關大臣，大概是出於對他生前想法的尊重，給他上的謚號是「文」，稱其為「文皇帝」，跟漢文帝劉恆一樣。
漢文帝劉恆，是中國歷史上一位很出色的皇帝。班固在《漢書·文帝紀》的讚語中，對他的節儉、仁愛讚不絕口，列舉了不少事跡：在位期間，「宮室苑囿車騎服御無所增益」；想造個露臺，找工匠計算後，得知需要一百兩黃金，相當於十戶中等人家的財產，立即取消了造露臺的計畫；自己平時身穿黑色粗布衣服，所寵愛的慎夫人，裙裾不像那個時代一般貴族婦女那樣拖到地上，帳子帷幕都是不繡花的；遺詔要求給他修造陵墓時，全用瓦器，不得以金銀銅錫裝飾，依山鑿洞，不專門掘地堆土起墳包；南越尉佗自立為帝，他封尉佗兄弟為高官，「以德懷之」，終於使其向漢朝稱臣；對匈奴，實行和親政策，遇到匈奴人違背盟約入境搶掠時，只下令邊關做好防備，並不發兵深入敵國，他擔心煩擾百姓；有個叫張武的大臣貪污受賄，他知道後，不但不加責罰，反而賞賜給他許多金錢，使他內心倍感羞愧，從此改邪歸正；如此之類，事例很多。一般而言，論功績，論才能，漢文帝均可算是中國歷史上一位中等偏上的皇帝。說句玩笑話，倘若「貞觀之治」跟「文景之治」 是旗鼓相當的，那麼，李世民是以一當二，一個人就頂了劉恆、劉啟（漢景帝）兩個人。
但是，無論是對後世歷史的影響，還是在民眾中的知名度，漢文帝顯然都比唐太宗遜色一些。但唐太宗如此推崇漢文帝，在後人看來多少有些出人意料。
不過，仔細想想，唐太宗推崇漢文帝，也是事出有因的。比如說，唐太宗也立志做一個仁愛的皇帝，他也想在當時朝野樹立節儉之風，他還是一個比較謙虛、務實的人——不拿遠古那些充滿傳奇色彩、半神半人的帝王做榜樣。此外，他推崇漢朝的第三四個皇帝（不算呂后是第三個，算呂后是第四個），這種低調策略，可能是為了淡化他的開國之功，給世人一個不跟父親（李淵）爭功勞的道德楷模的形象。
或許，冥冥之中，唐太宗跟漢文帝有著某種關聯，某種緣分。有意思的是，他們兩位，在位的時間一樣長：都是二十三年。漢文帝劉恆用了兩個年號，前元十六年（公元前179年至公元前164年），後元七年（公元前163年至公元前157年）；唐太宗李世民，只用了一個年號，就是貞觀二十三年（公元627年至649年）。如此巧合，耐人尋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