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人剪影
我有時候發現自己講英文的時候同講中文的時候對事情反應不一樣，甚至覺得自己性格和觀念在兩種語言環境裡也有所不同，不知你有沒有過類似感受？
比方說，講中文是否更直言不諱，而講英文時卻比較委婉？或者稱呼一位長輩，中文你大概會稱叔叔、阿姨、老師，可說英文時你卻直呼其名？
你可能說，這只不過是遷就不同文化的習慣。可是問題在於，在這過程中使用的不同稱呼會不會影響你對他們的態度，從而影響你們之間的關係？我想答覆應該是肯定的。
但這也就意味，我們和那些用中文交流的長輩的關係同我用英文交流的長輩的關係不一樣。
老生常談
語言能影響人的思維當然不是什麼新發現，而堪稱老生常談。
早就有作家、學者認定人是通過語言進行思維的，一個人的語言功底越好，詞彙越豐富，思維就越複雜，越多層次。
往好了說這是豐富多彩，往壞了講是不純潔。
作家喬治·奧威爾（George Orwell，1903-1950）展望黑暗未來的小說《1984》裡有一段對話給我留下深刻印象。
「自由」的念頭
當時一個書中人向主人翁溫斯頓介紹自己在「真理部」的工作，說明那就是不斷修改、淨化字典裡的單詞，並且改寫過去的文學著作和歷史檔案，以便讓它們符合時政需要。
在這過程中，語言需要不斷修改和簡化，增補新詞，刪除老詞。譬如「壞」字取消，以「不好」取代。他告訴溫斯頓，簡化語言的目的就是簡化人們的思維。
「像‘自由’這麼個詞吧，一旦語言裡沒有了，人們怎還能去想它，追求它？即便能想，也沒有語言能把它表達出來。」
不同語言的不同強項
除了詞彙，語句的結構也影響我們的思維。你可能也聽過那種說法，什麼講德文的人更富哲理，講求邏輯，說法語的人更浪漫，用英語的則更務實，但缺乏想像，等等，其他語言自然還有其他特色。
我原來覺得這類說法雖然也挺有趣，但基本上屬於飯後閒聊的水準，談不上什麼無懈可擊的科學論據。
我不是否認不同文化環境裡生長的人有自己的文化特色，但覺得這些特色來源必定相當複雜，語言只是其中一種因素。
現在學者蓋伊·多伊徹（Guy Deutscher）出了一本書，力圖證明語言對文化所起的作用。
《透過語言的鏡子：詞彙如何給你的世界塗上色彩》 （ Through the Language Glass: How Words Colour Your World）探討了世界的不少語言，其中包括一些你我聽著恐怕都比較生疏的語種。
東南西北，前後左右
多伊徹引證了不少前人的考察結果。
他前幾天就這本書接受廣播採訪時談到澳大利亞東北昆士蘭（Queensland）的一個住地偏遠的原住民族，他們的語言裡據說從來不用前、後、左、右這樣的概念，指路時不叫人往前走，或者往左走，往右走，而總會叫他們往東去、往西去。
他確信這種表述必定影響人們的思路，以及人們對周圍環境的態度。
我對此非常認可。小時候在北京我也從來都是用東南西北找方向，中文如此，英文也就照搬，不過很快我就發現向我問路的西方人好像弄不清，只有把著手告訴他們往左、往右才明白。
若是大膽揣摩一下這種差異的心理作用，會不會覺得按照東南西北區分方向的人與大自然或者周圍的社會環境更融為一體，而憑著自己左右手把握方向的人個人意識更強？
侷限
多伊徹的結論倒是認為，很多流行的關於不同語言特殊功力的說法都是無稽之談，僅僅表現了發表這些看法者的偏見和侷限。
多伊徹也並不同意前面引述的奧維爾小說《1984》裡那個人所說，剔出了語言裡表達不同概念的詞彙，人們就不能去想自由之類的那些「邪念」了。
他在剛寫的這本書裡說，語言其實並不能起到思想牢獄的作用，因為人總有學會新東西的能力。縱使你剛剛碰到新鮮事物還不能找到相應的語言來描述，但學會這種語言終究可以做到。
我的問題卻是，你如果講兩個或者更多的語言的話，講的越好，你越能自覺地按照不同文化的習慣去表述自己，你在這兩個或更多的不同語言環境中的思維差異就會越大。
講中文的你和講英文的你如果觀念不同，也就不足為奇。
但到了這樣的時候，你到底應該算是一個人還是算兩個人，乃至三、四個人？
（鴻岡 2010年6月1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