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我心中深藏的一個難解之謎，直到2006年1月4日出獄，我也不知道我的前任----香港《文匯報》駐東北辦事處主任關齊雲，跑到哪裡去了，究竟是死是生？《文匯報》諱莫如深，顯然早已把他遺忘了，但我是一個很重感情的人，雖然我和他先後才見了兩次面，我對他卻不能釋懷，故2007年，當我重獲自由後，第一次去深圳見到香港《大公報》的記者曉Q時，才從她口中解開了謎底，恍然大悟，聯想到我自身跌宕起伏的命運，唏噓再三，不勝感慨：人生真是無常啊！正如媽媽活著時講過的話：人在日子的後面爬行，誰能跑到前面去看呢？
辦事處還沒建，主任失蹤了
我天生是一個不安守本分的俗人，90年代初期，雖然我有一個很好的工作，但我覺得不滿足，那時深圳經濟特區剛剛建立，從大連去旅行還得辦邊防證，這給它塗上了神秘的色彩，我和張某傑一同去那裡找點事做，被那裡蒸蒸日上，燈紅酒綠的特區生活驚呆了，我們在嘉賓路附近的大連酒樓見到了大連大復中心老闆孫某祥的哥哥，他開辦了大連酒樓，所招收的服務員都是大連籍的空姐，而北航當年第一次在大連選美之時，我去做了新聞報導，故孫老闆熱情地請我們吃飯，還介紹了幾個大連女孩和我們認識，其中一個在臨分手時送給我們一份香港《文匯報》。我在上面看到了幾張照片，內容是該飯店員工和《文匯報》社總編輯劉再明等人的合影。我忽發奇想：為什麽不可以在東北建一個香港《文匯報》的記者站呢？我可以做站長嘛，既然是香港的媒體，一定有新聞自由，我可以寫批評稿件，推動生活前進啊！
於是，這個大膽的念頭改變了我一生的命運。我給劉再明寫了一封求職信，也建議他在大連設一個點，但後來得知，日理萬機的《文匯報》領導，根本沒看到這個信函，我很快收到了《文匯報》辦公室帶公章的覆信，其稱它們沒有這個考慮，其實《文匯報》已經在向中共宣傳部門和國務院港澳辦，申請創辦東北辦的事宜，但我不瞭解該報，按常規，它不會選我這樣自報家門，來歷不明的人，他當時選中的人是關齊雲，他時任香港《文匯報》廣州辦事處主任。我不知道這些，又生性不服輸，於是，我就從深圳打電話和報社廣告部聯繫，一個叫梁某堂的領導和另他一個叫伍某的小姐接受了我的邀請，他們也常來深圳，我說願意先為他們拉廣告，其它事以後再議，他們就很快與我在一家酒店見了面，彼此印象不錯。隨後不久，報社委派姜某英到大連與我接觸，並由她代為聯繫了已先期到達長春市的《文匯報》外派大員關齊雲，他手拿報社以及港澳辦的正式批文，正在等待拜訪吉林省的領導，我不敢怠慢，立即乘機趕到那裡拜訪了他，時隔十幾年了。但一切還歷歷如昨：我看到一個身材魁梧，臉圓眉濃的東北大漢，正在埋頭寫信，他說：我的信寫得好長啊。。。。。。後來才知道他寫的是「遺書」！晚上，他請我在一家東北風味餐廳吃飯，還一起唱了流行歌曲，他引吭高歌的《北國之春》把我驚呆了！專業藝術團體的歌唱演員，也未必能勝過他，沒想到《文匯報》有如此多才多藝的記者！
原來他是名蒙古族人，生在遼寧省康平縣，難怪他能歌善舞，健壯豪爽，經過短暫交談，我們成了一見如故，相見恨晚的好朋友，他說《文匯報》駐東北辦很需要我這樣年輕有為的人，歡迎我加盟，但他們是香港報紙，在內地活動需要辦理繁雜的手續，而且要求自負贏虧，目前辦站，最需要錢，他要我先為《文匯報》作點貢獻，當然又是拉些廣告，我爽快地答應了。
半個月之後，他第一次來大連，由我安排住在松山賓館，我先給他攬到了10萬的廣告，是丹東一家房地產公司付的款，因為那時許多企業擬在香港招商，而我和這些企業的老闆又私交不錯，他隨身帶了一枚香港《文匯報》駐東北辦事處{籌}的印章，我認識大連農業銀行的領導孫某勛，就破例給他辦了賬戶。我還帶他去拜訪了市委宣傳部外宣處的處長王某強，市委副書記林某民，後者還在我們呈上的一個以報社名義寫的報告上，親筆簽屬了意見：歡迎香港《文匯報》到大連建站，儘管關齊雲一再吹噓，他和薄熙來是中國社科院的新聞研究生同學，在一個籃球隊混了很久，私交不錯，但求見的紙條沒有回應，他很掃興。我為他買了生活用品和一個籃球，並在大連賓館宴請了他，作陪的還有賬戶所在銀行的王主任，關主任說，大連風景太美了，從此以後就不走了。他已奉報社領導之命，先後走訪了哈爾濱，長春，瀋陽，見到了所有東北省份的地方大員，還拿出一篇他寫的文章給我看，是遼寧省委書記聞世震接受他的專訪，分上下兩篇，題目是《聞世震談遼寧國企改革》，發表在《文匯報》的中國新聞版上，很是醒目。他答應很快向港館介紹大連，要我做他的得力助手。
然而此後，大約是在1993年11月的某一天，我趕到松山賓館1011房間會他，卻發現他已不辭而別，他沒有結賬，我為他墊付了1000多元的費用，並清理了他留下的所有物品：一個黑色皮包，內有香港《文匯報》的便簽，收據，名片，照片，私人信件，筆記本，衣服等，還有他委託哈爾濱一個姓張的親友印製的特約記者證30多本，我都精心地保存了下來。我當時對他特別信任，一點也沒看出他身處亡命天涯前的困境之中。
我走下賓館樓梯的時候，接到一個自稱是他的朋友的電話，他說關主任要我轉告你，他得到上級的命令，忽然回香港了，我很震驚，立即撥通他的手提電話，聲音很嘈雜，他說他在由大連開往瀋陽的火車上，目的地是廣州，再轉香港，他說對不起，太匆忙了。來不及親自打招呼。不過很快就拿著《文匯報》的批文回大連了，你的編製也在其中，再見！他挂斷了電話，從此他就從人間蒸發了！
受命尷尬之際，未解逃亡之謎
此後，我苦苦等待了幾個月，和《文匯報》的幾個領導都通了電話，但誰都迴避關齊雲的下落問題，我當時是一個非常相信別人的書生，又對《文匯報》的背景所知甚少，故對他們閉口不談關主任的事感到莫名其妙，不過，歪打正著，這時報社發現了我這個人才：不僅會寫文章，而且能拉廣告，總之我有很深的人脈關係，又是資深記者，他們發現我，是一個意外的收穫，只是對我不太瞭解，不太放心，需要考察。事有湊巧，大連市委宣傳部長王某全等人去香港考察，順便參觀了《文匯報》新址，社長張雲楓向他瞭解我的情況，我以前與其共事過，王部長當過《大連日報》社長，對我印象還不錯，就美言了我幾句，所以張社長放心了，
不久後，《文匯報》派辦公室主任林金來和一個財務人員，先後到達了哈爾濱，長春，瀋陽和大連，清理了關齊雲私設的四個賬戶，其中大連的10萬元，只剩下了 500元，我明白了，關主任總算有點良心，他雖然貪污了《文匯報》的公款，但個人的錢不騙，因為那天我請他吃飯花了500元，他可能以為我會把留下的錢取走，我既然能立賬戶，取走也無問題，但我一生堅守的做人準則是：不屬於我的東西，就是金山銀山，在眼前，我也不動。。。。。。後來聽說，《文匯報》查帳後更信任了我，也統一了錄用我做「開荒牛」的意見，很快《文匯報》副總編劉永碧，王伯遙一同在深圳接見了我，行前我專門電話請教劉永碧：關主任的遺物是不是要帶去，她不表態，轉移了話題。她初調進報社，和以前所有的《文匯報》人員一樣，迴避敏感的這件醜聞。
幾天後我在深圳和《文匯報》的領導見了面，他們對我十分滿意，我嚮往已久的理想終於實現了，成為了一個受命於尷尬之際的，必須收拾爛攤子的辦站負責人，但我心中的陰雲久久地困擾著我：關齊雲怎麽了？劉永碧是一個語言很少的非凡的女性，她過於精明，不會講關齊雲的下落，其它同事也所知甚少，只有與我熟悉的姜某英告訴我：關主任自殺了，死在深圳的風景旅遊區小梅沙海邊，遺書是早就在長春寫好的，洋洋數萬言，文字很誠懇，很悲切，很淒涼，但這封信從未公開過，《文匯報》也沒在任何大會上談過此事，估計是擔心堂堂的共產黨大報名聲受損吧！據說，我被捕之後，一度也是這樣！只是好多年過去了，我和劉永碧混熟了，有一次她才對我說：關齊雲的字寫得太漂亮了！這說明，她剛從新華社駐比利時分社調香港工作，沒見過關齊雲，但讀過他的遺書，印象深刻，而王伯遙對我則是發了一番感慨：人生，有時就是一念之差啊！看來他們對關齊雲印象還不錯，但由於紀律所限，不能公開地更多地談論他，那麽《文匯報》為什麽要如此呢！
他們能很快遺忘了這位生死不明的外派大員，我卻很難，我私下電話約見了他的兒子，在深圳的一個酒店裡，把關齊雲留下的一些物品歸還了他，他和父親一樣，有一張又大又圓的臉盤，很紅，也是濃眉大眼，目光深邃，但他的笑容很是慘淡，我告訴他，許多人猜測他父親跑到俄羅斯去了，現在還活著。我說，只要活著，別管它人怎麽議論，他是你父親！他一言不發，未置可否。我還問他，你叔叔怎麽樣了？《文匯報》同事有沒有誰來看過他們，他只是連連搖頭。他的無奈表情使我感到淒涼，我想，假如我也有倒霉的時候，《文匯報》會怎樣對待我呢？
潛逃12年，終於投案自首
直到2007年，我才把故事連接上，但記憶已經蒙上了厚厚的灰塵，我的心靈已佈滿了創傷。這時我變得輕意不會相信任何人，小Q給了我一張報紙的複印件，我才確信，關齊雲找到了。
據報導，2005年9月6日上午，一個60多歲的男人，來到位於昆明市滇池路的雲南省檢察院大門口。一副心事重重的樣子。他在省檢察院大門口外徘徊良久，終於走到門衛面前，神色慌張說：「讓我進去，我要到反貪局投案自首。」守門的法警上下打量著他，只見他衣服破舊，面容憔悴，腳上的皮鞋又灰又破，手裡還提著一個破爛的包。倒像是一個整日奔波於各地喊冤叫屈的老上訪戶。細心的法警還注意到，他的包連拉鏈都壞了。從他的這身打扮無論如何也不像是一個貪官。這名法警的第一個想法是：許多老上訪戶就是怕進不了檢察院的大門，才謊稱自己是來投案的貪官。也許他並不例外。於是，法警客氣地告訴他，可以到大門左邊的接待室反映問題。可是這個老頭子卻堅持說要到反貪局才講情況，還打開了手裡的包遞給法警：「你看，我把生活用品都帶來了。我真的是來投案的，我挪用了單位的公款，已經藏了 12年了。今天，我一定要去到反貪局自首。」 法警將信將疑，立即將此事向反貪局作了報告。不一會兒，兩名反貪局的檢察官出來了，他們把這名老頭子帶進辦公室坐下，並熱情地給他倒了一杯茶水。老頭子捧著茶杯，似乎有點神情恍惚。他大口吸下兩口茶水後，有些遲疑地呆呆盯住檢察官們。片刻之後才一字一句對檢察官吐露道：「我的真名叫關齊雲，原來是香港文匯報駐廣州辦事處主任。我在1993年挪用了單位的120萬元公款，在昆明藏了12年。今天我來投案自首。」不等檢察官插問，他又緊接著說：「我失去了親情，失去了愛情。我相好了十多年的情人，上個月15號剛和別人結婚，我感到日子沒法過下去了。這也是促使我下決心自首，自己贖罪的原因。」
讀到這裡，我感到愕然，一是他的外貌，絕對不像10年前我印象裡的風度瀟灑的《文匯報》記者了，他在唱《北國之春》的時候，餐廳的小女孩全部跑出來，圍著他，請他簽字，他還發了幾張名片！12年，地位的落差，使他發生了多大的變化啊！可能過去認識我的人，在與我重逢之後，也是類似感覺吧！二是，他拿著兩個假身份證竟整整藏了12年，這一方面，說明瞭公安的不作為達到怎樣一種可怕程度，另一方面，他的生存能力真是非同尋常，由一個南來北往，熱衷交際的老記者，變成了一個自囚的逃犯，他度過了生不如死的，堅難痛苦的歲月！三是，危難之際，他還能結交幾個紅艷知己，有的還是跟隨了他10幾年的小女孩，老關，真是魅力不減當年，艷福不淺啊！四是，其職務侵佔的金錢數額之大，當時非同小可！他不是受賄，而是貪污，這是依據法規可以判死刑的，何況是120萬元巨款啊，很顯然，他如不逃亡，抓住之後，必被判死無疑，這等於說，他投案後，根據現在經濟犯罪的數額情況變化，已是判死的可能性不大了！這說明，他投案前經過了仔細的權衡考慮，他還是很顧家的人，大概是想在有生之年，活著回家去看看吧！
一念之差，葬送美好前程
非常具有諷刺意義的是，關齊雲投案後，第一個報導的是香港《大公報》，而該報和《文匯報》都是中共的喉舌。深圳新聞界的朋友告訴我，《大公報》是幸災樂禍！同行是怨家嘛！我仔細對比了香港和內地媒體對此事的報導，覺得後者更客觀一些。記者的文章還說，面對這樣一個失魂落魄、邋遢不堪的人，剛見面時，檢察官們幾乎把他當成一個瘋子。可他竟然是一個「文化人」，而且還曾經是一家著名報社的辦事處主任！真是難以置信。檢察官連忙穩定他的情緒，既從心理上寬慰他，又從法理上打動他。與此同時，立刻用電話向廣東省檢察院進行核實。其實，有誰比我更瞭解關齊雲呢？
原來，《文匯報》是共產黨在香港設的一個對外宣傳的窗口，它名義上是港報，實際上和《人民日報》沒有區別，它歸國務院外宣辦和新華社香港分社雙重領導，因此它的編採人員十分複雜，有的是從香港當地招聘的，有的是國內委派的，有的人事關係放在報館，有的放在廣東省委8辦，我估計後一種人是特殊身份，具體屬於哪個部門，我不知道，可能關齊雲是一個具有這種身份的人吧。他為什麼會在事業如日中天的時候，突然裝死失蹤？為什麼會在12年後在昆明死而復生？他為什麼到了雲南省檢察院自首，又轉到廣州？而不在戶籍所在地深圳？為何至今判決結果不被人知？更無人知道他關在哪個監獄？
早在1993年秋，我剛和他在長春初次相識時，他就告訴我，他出生在內蒙古科左中旗白音塔拉村，是一個蒙古族漢子。1962年中學畢業後，他順利地考入了北京大學東方語言文學系，1970年到呼和浩特市委宣傳部擔任新聞幹事，從此跨入了新聞行業。1978年，愛好文學的他考入了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新聞系。1981年分配到中共中央宣傳部研究室工作，先後擔任《宣傳動態》編輯、刊物處處長。鄧小平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時，給廣大知識份子帶來了災難，但他春風得意，在整頓《深圳青年報》時，他很受上級信任，1986年 12月調任《深圳青年報》整頓領導小組任組長兼黨支部書記，他曾對我說，他用自已的權利保護過曹長青，徐敬亞和王小妮等，我不知道真假，但從他留下的家書判斷，他和徐敬亞私交還算不錯，因為他叫兒子去向他借錢，通常這種情況只會發生在好朋友之間。他1987年10月任中共深圳市委宣傳部新聞出版處處長。值此之時事業達到頂峰，《大公報》的小Q說，深圳新聞界的很多人都領略過他迷人的歌喉，至今記憶猶新。90年代初，《文匯報》在廣州籌建了第一個辦事處，中共中央嚴密監控這個部門，需要一個首先必須是黨員的正處級幹部的人牽頭，關齊雲再上一個新台階。1991年，關齊雲擔任了香港《文匯報》駐廣州辦事處的主任。1993年6月籌備香港《文匯報》駐內蒙東北三省辦事處{籌}，他同年11月底負罪潛逃。
據我所知，他與我不同，他是一開始就被黨組織信任的人，故早早地把組織關係就調進了廣東省委8辦，我只當上了東北辦事處首席代表，並未得到進8辦的待遇。後來港館有一位領導告訴我，編委會已任命我為主任，並列印了正式的紅頭文件，但辦公室主任劉某昌不同意，硬是壓在抽屜裡不發，據傳劉說，東北辦早晚要出大事，我們不幸被其言中，我和關主任先後入獄。我沒有貪污，卻被共產黨以言治罪，而關齊雲貪污了，卻先頭逃脫了，在我出獄前一年投案自首。據《文匯報》一位領導告訴我，1993年初的一天，關齊雲一直在深圳炒股票的弟弟關某某找到了他，對他說：「現在炒股很賺錢，可是我手頭資金不夠。辦事處作廣告、搞發行不是賺了些錢嗎，不如先借出來炒股。」弟弟還拍著胸脯保證，如果賺了錢，每月付給辦事處2％的利息；如果賠了本，也會按銀行利息歸還本金。當時，股市很瘋狂，彷彿只要投資就賺錢，故這種穩賺不賠的「好事」讓關齊雲十分動心。於是，他和弟弟簽訂了一份合同，讓辦事處會計分別在2月和5月分別匯出了60 萬元，到弟弟關某某的賬戶上。關齊雲自然知道這種行為違法，特意囑咐會計千萬不要告訴《文匯報》總部。
原來，《文匯報》在財務上存在巨大的漏洞，它主要靠國內的辦站為版面拉廣告，但發票是總社統一印製的，不帶地方稅務局的公章，而且賬戶設在國內銀行，支票的大小印章均在辦事處主任手裡，會計，出納制度，並不健全，故關齊雲很易於操作，1993年6月，報社已發現了資金的拖欠款太多的問題，故意以考察籌建東北辦的名義，調虎離山，以便對他所管的業務展開清理。他就是在這個背景下，接到了《文匯報》總部任命他為《文匯報》駐內蒙和東北三省的辦事處主任的，要求他立即啟程去東北，籌辦《文匯報》駐內蒙和東北三省的辦事處。然而，這個任命卻使他心急如焚，因為弟弟原是內蒙古黨校的教員，根本不懂股市行情和操盤運作，1993年股市的低謎，讓關齊雲的如意算盤落空了，借給弟弟關某某的120萬元，不但沒有為辦事處帶來一分錢效益，反而連本金也被牢牢地套在股市中了。他想，如果新的廣州辦事處主任上任後審查賬目，這120萬元的巨額虧空的黑洞，就會暴露出來。那麼，自己不僅位置不保，而且還將判刑坐牢。
念及後果，關齊雲不禁心亂如麻，他絕不甘心自己從一個名利雙收的香港《文匯報》駐內地辦事處主任，淪為一個受人唾棄的階下囚，因此，他只好不停地督促弟弟盡快歸還借款，但弟弟關某某東拼西湊也才還上了30多萬元，無法補上這個大窟窿。這時，在總部的催促下，他不得不踏上了東北之行的旅途，並蒙發了折東牆補西牆的僥倖心理。他想假如在東北能搞到一些錢，說不定還可以補上這個大窟窿呢！所以他一再督促我為文匯報多拉廣告，而我搞到的10萬元也被他拿跑了，文匯報白白給人家刊登了廣告，一分錢也收不到！我還蒙在鼓裡呢！
我記得1993年11月的一天，有一次我和他過馬路，一邊走一邊聊天，我說剛才讀報，知道有一個上海的老闆炒股賠了100萬，如果我有100萬，就什麽也不干，只讀書學《周易》玩，何必冒險炒股？這時，我們正好走到民航大廈樓前，他聽了很是激動，大聲說，如果我賠了100萬，我就自殺！我非常吃驚地看著他，他用手比劃，指著大廈說，我就從這裡跳下來！。。。。。。或許，我這番話刺激了他，使他難過，不過我真的一點也沒有發現他帶罪在身。據報導，在籌備辦事處期間，他時時刻刻都在擔心自己挪用巨額公款的秘密敗露。雖身在北國，卻心系南方。那時，他在東北忙於籌建新辦事處的工作，根本不可能回廣東親自填補這個黑洞，在向所有親朋好友借款無門後，他徹夜絕望了，於是做出了一個讓他現在追悔莫及的決定：逃亡。行前他做出了精心的佈置：他陸續將內蒙和東三省辦事處的10多萬元廣告費取出，在11月底乘火車回到了廣州，在買好去貴陽的火車票之後，他又偷偷的溜回了深圳，在海邊製造出了一個上述的「自殺」的假現場。不久，有旅遊者在深圳小梅沙海濱浴場的沙灘上，發現了關齊雲留下的身份證，還有衣服、鞋子，他的妻子還收到了他的一封帶淚的「遺書」，上面寫著：當你們見到這封信時，我已經死亡。就這樣，大部分人相信他投海自盡了。但奇怪的是，一直沒有發現屍體，故《文匯報》辦公室副主任林某來懷疑他逃到俄羅斯去了，甚至有人據稱在布拉戈韋申斯克見過他，由於香港《文匯報》不想丟醜，就吃了啞巴虧，從此他消失得無影無蹤，也慢慢地被它人遺忘。
風流才子，流亡也有紅顏知己
關齊雲沒了，報社的錢也帶走了，我成了唯一的受益者，很快當上了東北辦的首席代表和高級記者，但他實際上還活著，他知道已被通緝，沒辦法出境，就在精心佈置了自殺假現場之後，巧妙地輾轉再三，乘火車到達了雲南省昆明市，利用弟弟關某某為他準備好的兩張假身份證，開始了隱姓埋名，東躲西藏的逃亡生活。苟且偷生的日子不好過，但他巧遇的知音 給了他生活的樂趣。
據介紹，剛逃亡到昆明的最初兩年，關齊雲利用假身份證不停地更換旅館。但資金有限，他必須租房住，也許是當過見多識廣的記者，他特別偏愛大學，常常在各大學附近的旅舍中住宿，過了兩年，他索性在大學城租房子長期定居了。但這樣查戶口很危險，一有風吹草動，他就驚惶失措。而且以前他結交了全國各地各行業的許多人，他害怕被來昆明旅遊的熟人認出，因此最後選擇了遠離鬧市的雲南農業大學作為長期定居點。在這裡一住就是長達三年多，竟平安無事。
國內媒體的一篇報導說，也許是虛榮心的驅使，在隱姓埋名逃亡的日子裡，關齊雲也沒有忘記自己的「高級知識份子」身份。總免不了在對別人介紹時炫耀自己是在北京大學讀的本科，畢業於中國社科院研究生院，而為自己封的職業也離不了老本行，說自己是個作家。只不過關齊雲的名字已經改成了假身份證上的「周玉林」。我真難以想像他這種喜歡拋頭露面的人，還能耐得住如此寂寞。
就在關齊雲隱姓埋名，惶惶不可終日的歲月裡，據說，他居然還能給自己創造出「浪漫的愛情」故事。有一天，他剛到雲南農業大學尋找出租房，就在校園的馬路邊上偶遇了兩名女大學生。他自我介紹說，自己是來昆明深入生活，勤奮寫作的北京作家，為了體驗生活，要在附近生活很長一段時間，希望多交朋友。這兩名來自雲南邊遠山區的年輕女孩，根本沒見過如此博學多才，氣質不凡的成熟男子，竟然對他產生了好感和信任。他們經常在一起談論文學，評說人生。有時，關齊雲還在生活上慷慨地給予她們一些物質上和經濟上的援助。
據媒體報導，未過多久，憑藉關齊雲的「特殊魅力」，這兩名青年女大學生漸漸被打動了芳心，先後委身於他，成為他的情人。雖然他的年齡幾乎相當她們的父親，但她們心甘情願，他也感到非常幸福，從此在與她們的交往中，暫時忘卻了逃犯的苦惱，也使他體會到了人情的可貴。儘管其中一人與關齊雲的相愛時間不長，只偷偷相處幾次後，就再也不和關齊雲來往了。可關齊雲已經感到心滿意足了。
顯然這個情節是關齊雲自述的，根據我對他的瞭解，他的確有這個魅力，記得有一次我陪他到大連勝利橋郵電局發信，因人多排隊，有人夾芯，他生氣地走上去，用粗壯的胳膊一下子把那個小夥子推出去，那傢伙連一個屁也不敢放，於是他站在那裡維持秩序，有兩個年輕的女孩主動和他攀談，那眼神好特別啊！
光陰如箭，轉眼已經到了1999年底。我不知道關齊雲是否瞭解我的情況，由於我在香港媒體以筆名撰稿發表文章，得罪了地方貪官和太子黨薄熙來，自知會受到報復，也打算逃亡了。這時，關齊雲已出逃了6年。他出逃前帶的錢已所剩無幾，為了長期生存，他決定開一家小商店維持生計，就選擇了地點比較偏遠的地方，最初是在昆明市郊的嵩明縣，後來又改到昆明北郊的黃土坡。一般情況下，這樣的地方較為遮人耳目，但經濟效益並不理想，由於害怕被發現抓獲，他總是不敢和別人接觸，就只有花錢僱人，這又增加了成本，進貨發貨之類的事都交給小工去做，又不太放心，很是煩惱。而且家裡多了一個人，他無形中成了知道底細的證人，更是使他終日忐忑不安，他對昆明檢察院的人說：「雖然出逃已經很多年了，但時時刻刻都如同驚弓之鳥，太受罪了。每次，只要一看見警察，一聽到警車響，就心裏發慌。」他舉例說，有一回，小賣部被盜賊撬開了門鎖，裡面僅有的一些商品、錢財被洗劫一空。他很憤怒，也想報案，但怕拔出蘿蔔帶出泥，暴露了他的真實身份，只好在嘴上大罵他們一通，解解恨，內心深處的痛苦無處訴說。
情侶反目出走，他心死如灰
1993 年在大連，我沒見過他有固定的情侶，可能和時間較短有關。根據他投案後的供述，上面的兩位女子中，有一個情人對關齊雲一直忠貞不渝，是一個很單純的女孩子，她大學畢業後，為了表示對關齊雲的愛情，決定不回家鄉孝敬父母，留在昆明市找到了工作。因此，她與關齊雲保持了這種不明不白的長達近 12年的情人關係。每天，她早起晚歸，下班後，還要為他料理店舖的生意。為了支持他的小說寫作事業，據說前幾年，這名比他整整小32歲的女子，甚至用自己微薄的收入維持著他們的基本生活，還在生活上無微不至地照顧他。曾經有很長一段時間，連鄰居都不知道他們不是合法夫妻，這對「老夫少妻」恩愛無比，風情萬種的樣子，使他們羨慕不已。
但騙人一時，騙不了一世，天長日久，耳鬢廝磨，單純年輕的女子漸漸地發現了破綻，他不喜歡與任何人交往，他的書稿也遲遲不見出版，還常常喜歡一個人獨自喝悶酒，想心事。而且，關齊雲有時酒後變得反常，脾氣暴躁不安，情緒難以控制。這時，隨著年齡增長，情人由昔日的一個涉世不深的黃花女孩子，逐漸變成了經驗豐富的成熟女性，她要打開他心中的鎖鑰，偷偷地在心裏琢磨：他莫不是一個逃犯？她不得不對關齊雲的身份產生了極大的懷疑。最後，一次口角之後，終於彌天大謊被徹底戳穿了，這名女子知道了他的真實身份。
我想，這個農村出身的女孩，滿以為早晚有一天，作家會回家，會和他太太離婚，再娶她為妻，她不在乎她老，但必須有一個名份，但現在夢想破滅了！他原以為她會原諒自已，並繼續委身於他，但不料這個女人毅然決然地永遠離開了關齊雲，很快於同年8月15日與它人結婚了。儘管她沒有出賣他，消息傳來，他的自信心還是徹底地垮了，看著鏡子裡滿頭白髮和蒼老的容顏，他默默地哭泣，連聲音都不敢出。他對檢察院的人說，內心十分痛苦時，恨不得找情人算賬，真想與她同歸於盡，了此殘生。但又於心不忍。
是的！我瞭解一些他為人處事的概況，在大連他出逃前留了500元在帳上，就足以表明他為人還有底線，他不至於走極端。要不要投案自首？他徹夜難眠。正在此時，又發生了一件事：2005年9月5日晚上，當地派出所對轄區內的流動人口，進行了例行的拉網檢查。當警察敲響關齊雲房門的時候，他慌恐不安，越牆而逃，如果是10年前還動作敏捷，但現在他已氣喘噓噓，勉強逃脫，據說，這一夜對關齊雲來說，顯得特別漫長而痛苦。回想自己在12年前，他是執掌《文匯報》廣州辦大權，每年盈利上千萬廣告費，發稿上百篇的名記者啊，經常出現在燈紅酒綠的社交場合，連廣東省委書記都對他點頭哈腰呢！而如今，自己怎麼就墮落到這個地步了？現在已經62歲了，經過十多年的逃亡生活，連個小賣部都不能平安地經營！漸漸地年老體衰、心如死灰了，他沒有了親情，沒有了友情，沒有了事業，沒有了家庭，只剩下了一具殭屍和空殼，他流浪了12年，靈魂也遺失了12年！
當地的一篇報導說，他經過一夜的反思後，終於做出了一個重要的決定：立即自首。到什麼單位投案自首呢？他想到以往的生活經驗和看到的各種報導，據說檢察官既能嚴格依法辦事，又不會刑訊逼供，故到檢察院自首，或許是最佳選擇，不但可以保證自己的人身安全，還能保全自己的「體面」。於是，第二天八點多鐘，關齊雲退了房子，收拾了簡單的生活用品，擔心「進去」後沒有水喝，還特地帶上了一桶礦泉水，直奔檢察院而去。我想，他歷時12年，總算想開了，自已做的事，誰也不能承擔，必須負全責！這樣一來，就發生了本文開頭描述的生動一幕。
心血來潮，為何要撒這樣的謊？
2007 年之後，我去過廣州三次，曾再三試圖去監獄看他，我委託廣東省著名書法家荊鴻幫忙，但由於我的敏感身份而未果，或許我這樣執著，除了我是他逃亡後的受益者之外，還有更深刻的原因，我在5年多的《文匯報》駐東北辦工作中，既是領導又兼出納，也曾享有過類似的財權，但我沒有挪用和貪污公款，使薄熙來無計可施，不得不以莫須有的罪名加害於我，其中品行是一個原因，另一個是我有關齊雲的前車之鑒，故我對他一直難以忘懷，感激不盡，我有一次還把電話打到了廣東韶關監獄，但沒有找到他，我想他一定經濟上很困難，做為他1993年的第一個東北辦的同事，我責無旁貸。沒辦法，我處處受到監控，我只有在報刊上尋找他的影子。
唯一可以找到的一篇報導說，關齊雲的家人在很長的時間裏，不知道他是死是活。2004年的時候，他偶然知道了自己的兒女都已長大成家，事業有成，抑制不住纏綿的思念，斗膽冒險地給兒女各通了一次電話。可能擔心自己的行為，給孩子們心理上留下不好的陰影吧，他不但沒有向孩子們請求救濟，而且還精心編造了一個新的謊言：前些年是被國家有關部門秘密派到巴基斯坦，去執行一個非常特殊的任務，擔任了駐某外國機構的負責人。雖然，現在已經回到了國內，還要繼續完成艱鉅的任務，不方便暴露出自己的真實聯絡方式和住址，更不能回家看他們。望他們放心。
我想，他不愧為是廣東省「八辦」的人員，才能編出如此離奇荒誕的故事！我理解他的心情，他多麽希望幸福的日子重又會來，在孩子們的心目中，自己永遠是一個正直成功的父親啊！可惜自己辜負了家人的期望，走向了墮落和毀滅。但我認為，他的失足始於缺乏監督的制度和「一切向錢看」的社會風氣，實際上， 「八辦」沒有把最重要的人生道理告訴他：要做一個敢於替老百姓代言的記者，就不要一門心思去賺錢，只要有基本的經濟來源就行了，然而，《文匯報》成立30 多個駐內地辦事處和記者站，究竟是為了什麽目的呢？是為了新聞報導，還是為了拉廣告，給共產黨的宣傳機器籌集資金？唯其如此，出現關齊雲的悲劇就不奇怪了！
據說，9月8日，關齊雲被廣州市檢察院押解回了羊城，正積極配合組織調查，詳細交待罪行，他盼望自已最終能得到寬大處理，廣州市白雲區人民檢察院反貪局，對其涉嫌貪污公款120萬元一案已偵查終結，並於2006年3月移送審查起訴，同年底判了刑。但我搜尋了很久，也沒有找到最後判決的結果，更無法聯繫到他服刑的監獄，我希望香港《文匯報》不要冷漠，廣東省委「八辦」也不要翻臉不認人！他畢竟給報社做過貢獻，一念之差犯下如此重罪，也是事出有因。另外，廣東省委「八辦」最好把「八」字改了！它和「發」是諧音，對關齊雲的貪腐犯罪有暗示和鼓勵作用！
2010年5月於多倫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