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歲的杜濤，是武漢惟一一個由大學老師改行當城管的人。華科大畢業後，當了5年華科大文華學院人文與社會科學學部老師，離開高校前是學生管理科科長。2009年5月，他參加全省公務員招考，去年底成為洪山區城管執法局梨園街中隊的隊員。（《武漢晚報》5月20日報導）
人生而平等，職業也無貴賤之分。大學老師轉行當城管，網上的非議不少。假如杜濤當的不是城管，而是其他公職部門的公務員，或者進了公檢法機關，這個新聞還會有這麼大的動靜嗎？只能說，城管部門的口碑，和大學老師這個身份連在一起，才有了如此強烈的反響。多數人看到了大學老師該不該當城管，忽略了另外一個深層的問題，這就是大學老師為何要轉行？
轉行的大學老師絕非杜濤一個。以筆者所在的高校為例，僅法學專業老師轉行當公務員的就有二位。轉行後的他們，後悔的不是自己轉錯了行，而是覺得轉行得太晚了。有位到稅務部門工作的大學老師，很自豪如今的職業——收入增加就不說了，從衣食住行到社會地位，覺得今非昔比！
表面上看，大學老師轉行為的是追求豐厚、可觀的福利待遇。事實上，福利待遇只是一個誘因而已，這並不是大學老師轉行的真實動因。如所周知，大學老師在工作時間方面的彈性較大，自主支配的時間較多，這種自由令多少人嚮往，也是當代社會幸福指數的重要考核指標。試想一下，對於衣食無憂者來說，還有比這種自由更有吸引力的東西嗎？大學老師羨慕公務員，除了物質利益方面的因素之外，更多是高校的線性管理體制所致。大學老師的待遇民工化，不兼職、不走穴養家餬口也有壓力；大學對教師的管理企業化，考核教師的條目之繁瑣，堪稱世界領先；任何一個指標完不成，就面臨被扣錢的危險，哪怕你被考核為優秀只要有未達標的考核指標，對不住，想領走自己的基本津貼，那得看領導願不願意以人為本了。在企業化管理模式下，不少地方的大學老師變成了十項「全能冠軍」，既得教書，還得編寫教材，還得搞教改，還得寫專著，還得發高檔次的論文，還得申報項目，還得獲得省部級以上的評獎，少一個都可能被鑑定為不合格。
難怪有人說，我們終於知道為什麼北大清華不行了，他們的老師還不如地方大學的老師如此「全能」和「優秀」，北大清華能跨入世界一流嗎？轉行，擺脫現狀，成為一種新的渴望。所以，大學裡招聘個科長，博士、教授報名的都不罕見，當了官就可以不用被苛刻考核，就可以享受公僕待遇。當不了校內的官，和畢業生一起參加公務員考試，轉行當公務員何嘗不是一種人生的轉折？杜濤，不過是考上了公務員，卻陰差陽錯被分到城管部門而已。
古今中外，除了個別國家的某些非正常時期，教師的地位被公認較高。不少教授出國回來，最大的感受是到國外一說自己是教授，受到的尊敬更多。我們的大學老師，享有的尊嚴有多少，與中國大學的未來命運息息相關。如果「教師很多人才被教育體制埋沒了」，「連一個大學的老師都想轉行，說明中國的教育非常的‘成功’」。長此以往，「 中國這樣下去還能有什麼創造力」？（引號為網友的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