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初，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舉行了「中國共產黨黨內民主建設」通氣會，專門面向歐美國家的外交官。據悉，有30個國家包括6位大使在內的40餘名外交官應邀參加。這是中聯部繼去年9月、今年2月針對西亞和北非外交官後舉辦的第三次通氣會。
在會上，中組部黨建研究所所長高永中作了40多分鐘的發言，稱中國特色的黨內民主模式有著旺盛的生命力，中共黨內民主既要「積極推進」又要「循序漸進」，即「摸著石頭過河」。「中共的民主是有組織的民主，不是個人想幹什麼就幹什麼。」
無獨有偶，3月30日，來自110多個國家的120多名駐華高級外交官，應邀在中共中央黨校聽了一堂關於中央黨校和中共的「黨課」，這也是中共中央黨校首次對外交官開放。在回答外交官提出的「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方向」時，中央黨校常務副校長李景田稱，改革只有一個目標， 「就是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發揚民主和依法治國的有機統一。」
給所在國外交官上「黨課」，這在西方國家是聞所未聞，因為在實行民主制的西方國家中，「黨」並不代表國家，「黨」不過就是一個組織，相信黨的理念的人聚在一起，想來就來，想走就走；而由兩個或兩個以上的「黨」組成的政府也會因為政績不佳被老百姓選下臺。既如是，執政黨當然也不會利用執政的便利大肆宣揚自己所信奉的黨的理念，為自己的黨謀取私利，而更多地要考慮民眾的利益；更遑論去給外國人上什麼「黨課」。
然而，這樣的新鮮事就發生在中共身上。聯想到目前中共在國內所遇到的前所未有的執政危機，中共此舉目的顯而易見，就是希望以所謂開放的姿態讓西方瞭解自身地位，瞭解中共所提倡的「民主」，從而減少「誤解」，即對中共的批評；換句話說，就是讓外國人看到，中共還是有改革的意願的，只是要「循序漸進」，不能照搬西方的民主模式。
只是中共不要忘了，早在近六十年前，中共在批評蔣介石獨裁政治的同時，就提出了要建立美國式的民主，「美國在民主政治上對落後的中國做了一個示範的先驅，教育了中國人學習華盛頓、學習林肯，學習傑弗遜，使我們懂得了建立一個民主自由的中國需要大膽、公正、誠實。」
然而，當中共奪取政權後，便將曾經的承諾拋之腦後，反而大批西方式民主，並建立了自己所謂的「民主體系」，這就是堅持中共領導下的人民民主。說白了，真正的權利並不在老百姓手中，而是牢牢掌控在中共一黨手中。而中共黨內也沒有什麼真正的民主，說穿了，也不過是「順我者昌，逆我者死」的「民主」。對此，1945年時的中共如此批駁道：「一個民主國家，主權應該在人民手中，這是天經地義的事；如果一個號稱民主的國家，而主權不在人民手中，這決不是正軌，只能算是變態，就不是民主國家……不結束黨治，不實行人民普選，如何能實現民主？把人民的權利交給人民!」
當年的中共說的多好啊，「不結束黨治，不實行人民普選，如何能實現民主？」所以，無論中共為自己的民主理論套上怎樣華麗的包裝，無論中共怎樣為自己辯解，只要不結束自己的一黨專制，就永遠只是穿著新衣的皇帝。
而那些從小浸染在民主氛圍中的歐美外交官們，怎能不明白這個道理？他們來參加所謂的 「黨課」，不過是為了更近距離地觀察中共，看看中共葫蘆裡賣的什麼藥。結果是他們更加明白了中共根本不打算改弦更張，放棄一黨專政，而他們對於中共黨內民主可以促進人民民主的說辭深表懷疑。
一位美國外交官就在「黨課」上提出了這樣的問題：「中共黨內如何實現權力制衡？權力是否合理合法，如何界定？」這個不大不小的問題恰恰切中要害，就是中共的權力到底是誰給的？真的合理合法嗎？潛台詞當然包含著對中共所界定的「民主」的質疑。對此，高永中自然是避重就輕地予以回答，因為身為中共官員的他，不敢也沒辦法正面回答這個問題。
我相信聽「黨課」的歐美絕大多數外交官們都沒有讀過當年中華民國駐美大使胡適先生的《兩種根本不同的政黨》的文章。在那篇文章中，胡適清晰了列出了兩種政黨，即西方民主政黨和共產黨、德國納粹黨截然不同的性質，它們是自由與不自由、獨立與不獨立、容忍與不容忍的劃分。而這種區分迄今仍不過時。如果他們有機會讀到胡先生的文章，當一笑：原來中國早就有明白人啊。希望這樣的明白人在中國越來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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