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大同建市60年最大的一起官場地震。當沉睡地下的煤炭身價百倍之後，一個來自溫州的裁縫與當地公安局長、曾經的打黑英雄聯手掘金，他們不僅控制了大批煤礦，還隱瞞礦難真相。在中紀委的強勢介入下，黑幕慢慢浮出水面。
大同官場地震
5月11日上午，大同市公安局的院落之中，警察們排成方隊，正步聲、口號聲混雜在一起，緊急修補一新的公安局大院中，有的地面水泥甚至都未乾透。
新上任的山西省公安廳廳長前來考察的消息在前一天就已傳開。這是媒體對外披露山西大同官場地震的第一天。此前一個月，山西大同市多位警界、政界官員相繼落馬。
然而，讓所有人失望的是，省公安廳廳長中途臨時決定折返。
4月底至5月初，南方週末記者調查瞭解到，大同市原公安局局長申公元、大同市副市長王雁峰、大同市南郊區檢察長馮志勇等已被「雙規」。牽涉其中的還有大同市公安局經偵支隊支隊長高建勛等警界要員。此外，大同煤監分局局長張和平也神秘失蹤。
擔任過山西臨汾市公安局長的申公元，被業界稱為「打黑英雄」，曾獲「全國五一勞動獎章」、「全國職工職業道德十佳標兵」、「全國特級優秀人警察察 」、「全國公安保衛戰線英雄模範」等殊榮。58歲的王雁峰屬技術派官員，曾任大同市國有青瓷窯礦礦長，任大同副市長後分管煤炭工作。而馮志勇則被當地警界一高層稱為大同黑白道的「總瓢把子」。
南方週末記者瞭解到，4月5日至6日，申公元被中紀委帶走，4月10日大同兩會結束後，市委常委王雁峰亦被雙規。4月29日，大同市紀委官員向南方週末記者證實，此案由中紀委直接查處，「同為一案」。
一個月間，山西大同警方已風聲鶴唳。南方週末記者相繼給涉案官員打電話，很多電話已關機。蹊蹺的是，有官員在神秘消失一段時間後又復出。這無疑為動盪不安的煤城平添了更多的想像。
六年前的礦難
這些官員落馬，事涉6年前的一起礦難瞞報。
2004年12月17日，大同市左雲縣店灣鎮范家寺村的紅窯溝煤礦發生一起礦難，死亡人數不詳。礦主為溫州籍煤商李克偉。南方週末記者獲悉，李克偉目前已自首。
2005年，《山西晚報》聯合《華西都市報》報導此事，參與報導此事的記者稱，當時「工人從井上往下灌漿，現場還不斷冒著煙」。但兩家媒體在追蹤報導三次之後，偃旗息鼓。
5年後的2010年4月28日，一場突如其來的大雪之後，南方週末記者在紅窯溝煤礦看到，一切已被推土機推為平地。現場還留有推土機車轍。山坡上一尺高的松樹在雪地中搖來晃去，原來的儲煤場現在種滿了整齊的白楊。
一切已回歸平靜，唯一提示著五年多前礦難的是一塊掛在樹枝上的白布，上面赫然映著黑色的「死人」和紅色的「危險」。
據南方週末記者瞭解，2008年「9·8」襄汾潰壩之際，中紀委已開始秘密調查紅窯溝礦難涉及的相關官員。參與報導此事的記者稱，中紀委在北京向他詳細瞭解其如何得到線索，大同市處理措施等問題。參與報導此案的另外一位記者稱，當時他見到時任大同市市長、市委副書記郭良孝的批示，要求查處此礦難，但是最終外界對查處情況不得而知。
2009年1月，中紀委再次在山西太原找到參與報導的記者，瞭解事件最新動態，並透露，他們正在大同展開調查。
1個月後，2009年2月18日，大同市公安局發出B級通緝令通緝紅窯溝礦主李克偉，稱因其事涉「重大責任事故」。
左雲縣當地流傳紅窯溝煤礦死亡礦工為80人、200人兩種版本。左雲縣綜合技校校長馬文有告訴南方週末記者，在技校將紅窯溝煤礦賣給李克偉之前，當時下井人數已達一百多人。媒體最早披露的消息顯示，井下有七層越層開採。
多少人掩蓋在黃土之下，目前無人知曉。
當打黑英雄遇到溫州裁縫
究竟溫州煤商李克偉有什麼能量讓這起礦難的真相掩蓋六年之久？這與他認識了大同原公安局長申公元有關。
申公元2002年年底從臨汾調往大同市任公安局長。此時的大同剛剛從低廉的煤價中緩和過來。
1990年代末，電煤價格一直低位運行，大批無法就業的礦工子弟迅速演化為社會流氓團夥，大同當地稱之為「社會人」。
最為經典的案例是，當時山西省的一位省級領導在太原吃飯，突然人頭攢動，該領導原以為是歡迎自己，卻發現大家夾道歡迎的是大同「火槍隊」首腦。一位在大同從警近40年的干警稱，當時大同有浙江、四川、河南、河北、東北等諸多幫派。
號稱臨汾「四大金剛」之一的打黑英雄申公元無疑是奔大同「社會人」而來。大同警界一位官員回憶，2003年，在申公元到位六個月後，他曾到申的辦公室，結果，有人說申在會見大老闆。讓其驚訝的是，沒過多久，申陪著兩人出來，其中一人就是李克偉。
「這兩人在我眼裡以前是些狗屁，都是賣雞丸的，社會盲流。」上述警官對此不屑一顧。
和其他掘金山西煤炭的溫州煤商一樣，40歲的李克偉曾幹過最辛苦的井巷工程，還做過裁縫。但2002年時的李克偉身家已上億元，當時公安局的一位高層見到李克偉之時，別人介紹說，這就是李克偉，「李哥」。
上述警界高層告訴南方週末記者，2002年年底，申公元剛來大同之時，他和申在一家粗糧館吃飯，當時申抽的是一元一盒的鳳凰煙，一口氣抽了三四根。「他不是作秀，我心裏真感動，我抽的是二十多元的芙蓉王」。四百多元的飯局吃罷，申公元還要求把飯菜全部打包帶走。
2002年冬天是大同電煤價格的一個轉折點。電煤從一噸90多元一下子躍居195元，直衝到295元之上。煤礦轉讓價格也扶搖直上，一座2000年還只值幾百萬元的煤礦，不到三年就翻到上億元。此後輪番上漲的煤價迅速改變了當地的社會生態。
上述大同警界高層說，當他2003年再次見到申公元之時，申已經開始吃鮑魚，魚翅也是一人一份，抽的是中華，「講話聲音也變了，衣服倍兒直」。
「我們這裡的大老闆，80%都是外地人，人家會做買賣，聽說來了個新局長，拿上200萬元到300萬元，裝一個煙箱子，‘找個靠兒’；申公元開始不敢收，都是旁邊的幾個參謀出的主意。」上述高層稱。
短短六個月時間，這位公安局長完成了華麗的轉身，溫州裁縫也找到了「靠山」。
晉北第一「煤大王」
李克偉在此之後，個人資產迅速翻倍增長。和李克偉同鄉的一位溫州煤商證實，李的資產已經有十幾億元。「他有腦子，滾動很快。」
和李克偉接觸多次的左雲縣綜合技校校長馬文有說，李克偉「年輕、不老練、談話比較隨便」，辦事卻「非常痛快」。
2003年，李克偉在向技校買紅窯溝煤礦時，技校出價1000萬元，最後950萬元成交，基本沒還什麼價。技校那時擁有三座煤礦。
在馬文有看來，李克偉認識左雲縣領導的時間比較晚，關係主要集中在大同南郊區。大同南郊區是大同市小煤窯最密集的區域。
大同公安界高層證實，李克偉之所以在短短不到十年內就擁有十幾座煤礦，關鍵是申公元領導下的公安幫助其搶礦，然後讓李克偉代理。
一般途徑是，公安局治安支隊主管民爆，經偵支隊負責查處偷稅漏稅，礦山稽查大隊管越層、越界及非法開採。這基本卡死了沒有關係的煤礦。一位溫州煤商也向南方週末記者證實，李克偉非常「霸道」，為了搶資源，連老鄉、親戚的礦也不放過。
依靠強硬的政治資源，李克偉短短几年內成了大同南郊區最大的煤礦「代理人」，最高峰時擁有十幾座煤礦。
李強硬的手段也讓礦工「聞李色變」，李克偉眼角的一處傷疤讓很多人記憶猶新。一位礦工告訴南方週末記者，李克偉僱用了一幫馬仔，專門收拾井下幹活不積極的人，打手打斷了一名「偷懶」礦工的肋骨後，還稱「排骨怎麼不結實」。
一般，當礦難發生之後，大同公安局內保二處首先前往煤礦查扣賬戶，控制礦主。但是，據警界官員證實，他們從未收到任何查處李克偉礦的通知和要求，包括紅窯溝礦難他們都沒聽說過。
雙面警察
在大同警界的一位高層看來，申公元調任大同之後，也發起了一場打黑行動。對於大同來說，雖然前任局長曾發起過「雲劍1、2、3號行動」，但未從根本上剿滅大同的黑惡勢力。
然而，從2003年開始，大同市公安局開始「強勢出擊」。其中，大同公安局給各煤礦強配兩條警犬、收費3萬元，被《山西晚報》曝光；原大同公安局副局長、交警支隊長郭亮曾公開稱，「交警支隊一年給財政交了4000萬」。郭亮2006年7月落馬後，大同交警支隊門口聚集了許多出租司機集體燃放鞭炮，宣稱「送瘟神」。
煤炭的暴利將大同的警界、政界都裹脅其中。在大同警界的高層看來，申公元是典型的「護犢子」作風，申公元手下的小弟兄，都跟著發了財。他在臨汾的這種性格迅速被複製到了大同。
2003年夏，申公元到任大同半年，開始調整幹部。彼時，大同有干警3700人，科級以上幹部200多人。一位當時希望得到提拔的官員對申說，自己在公交分局干了20年了，想換換地方，申說：「那個地方好，不要動。」後來，這個官員從一個處長口中才獲知——「那次送 50萬元都調整不了」。他本想送的是五條中華煙。
藉助調整幹部，申迅速在大同網羅起一大批心腹。
此時申公元的手下，也開始由煤轉入其他社會行業。就連申公元的司機也跟著發財。申的白色「大霸道1號」閃著警燈駛過交警查處超限的站點時，後面跟著 10輛「東信1號」的煤車，交警全部靠邊站。正在為自己的煤車交罰款的人抱怨說，他們為什麼不罰？交警說：你們的車能和局長比？「東信1號」牌子的煤車隊正是申公元的司機經營。
申公元越玩越大，也讓很多警界官員吃驚不已。
一位知情人士向南方週末記者透露，曾有一次，一幫煤老闆在北京一座樓的14樓賭博，僱用他們在這個房間頂部安了攝像頭，上述知情人士在15樓看監控。結果午夜12點半，他們竟然在監控電視裡面看到了申公元，當時一位大同當地的老闆給申留了5捆錢。「樓上的人都快嚇傻了」。
即便這樣，大同警界對申公元的個人能力還是頗為佩服。申公元聽取匯報案件的時候，一聽就知道哪兒有問題，「你啥都騙不倒他」。他總是問「三個問題」：為什麼某某地方有漏洞，安排警力不足；你為什麼不在什麼地方堵住他們；你和他們什麼關係。
真正讓申公元黯然離開大同公安局長寶座的是2006年到2007年發生在大同的「四起公安部督辦大案」。這四起案件涉及買官賣官、民爆管理、涉礦的黑惡勢力等。
2007年2月，申公元迫於輿論壓力辭職。3年後，因當年的礦難瞞報事件，他再次被中紀委納入視野。4月初，他被中紀委帶走。
（新華社 《國家財經週刊》、《成都商報》記者對本文亦有貢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