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1月中美北京會談
今年5月13日至14日，中美第15次人權對話將在華盛頓舉行。說來奇怪，從1990年開始，中共頂著「世界上最嚴重侵犯人權」的惡名，卻對中美人權對話樂此不疲。
其實，就在這20年中，中共創下了舉世無雙的人權災難：因強制征地和暴力拆遷導致無數血淚斑斑的慘劇和絕望的反抗；因強力剝奪信仰自由、言論自由和信息自由造成一場又一場殘酷和非人性的迫害；因維持中共特權利益導演了一幕幕警匪合作的現代冤案。
性酷刑、金盾工程、上訪大軍、活摘器官、世博難民、校園血案、律師吊照入獄等，構成了獨具中共特色的「人權成就」。「610」和「維穩」成了中共獨創的「人權措施」。世界人權宣言的起草人之一斯特凡埃塞爾這樣評價中共的「人權貢獻」：中國在歷史上曾擁有著輝煌的文化，和對人類充滿哲理的理解，但是卻經歷著一段充滿暴力、無視人權、政治獨裁專制的歲月。
但是，中共外交代表卻能一直平心靜氣地與美國代表就人權問題「交換意見」，甚至冠冕堂皇地介紹「在人權領域取得的新進展」。從某種意義上講，中共是喜歡上人權對話了。這其中大有奧妙。
首先，中共可以用閉門對話來遮掩和搪塞人權迫害。在不公開對話內容情況下，無論雙方談什麼，都不對中共構成威脅，中共可以事後耍流氓，隨意解釋對話內容。加之中共強調」以建設性的方式來對待和處理，不能搞雙重標準，也不能搞對抗，更不能以人權為藉口乾涉其他國家的內政。」
結果，密室對話反而可能成了中共消減外界人權壓力的助手。中共可以煞有介事地把參與對話等同於改善人權，抵擋公開譴責，其實兩者沒有必然的聯繫。沒有國際社會的輿論壓力，中共根本不會對人權迫害收斂，反而會更加肆無忌憚。
公開對話才會對中共形成壓力，迫使其改變。美國國會議員史密斯(Chris Smith)說，「人權對話越公開透明越好，因為這不是像什麼核武器問題需要保密，這是最基本的普世的人權問題...你必須讓那些(迫害人權的)國家的整個政府對他們所做的負責任。」
其次，中共不用承擔任何實質性的改善人權義務。雙方只是闡述各自的看法和主張，各說各話，各自表達，最後結果是雙方同意繼續對話和確定下一次會議。這樣，對話就流於開會本身的形式，國際上對中共人權迫害的關注變成組織和召開會議的事務性議程，
由於中美核心價值觀不同，對這種空泛的對話，中共不但不用做任何實事來落實和兌現，而且本身會變成無俚頭的雞對鴨講，把本來對中共施壓，讓其在壓力下收斂的機會變成假學術討論，變成中共自我辯白和漂白的過程，變成中共展現「人權進步」的平臺。形成「中國人權已經有人管了」、「有制約了」的幻覺。即使中美達成什麼「共識」，以中共一貫說謊造假的流氓特性，也不會遵守。
再其次，中共把參與對話作為與美國週旋的籌碼。本來歐巴馬去年11月訪華時確定在今年2月底以前舉行新一輪的美中人權對話。但是中共藉口美國對臺軍售、歐巴馬接見達賴喇嘛和人民幣匯率爭議等因素延期舉行美中人權對話。
中共迫害人權是一種罪行，本應受到制裁。人權對話本應設計成督查中共改善人權的機制。但中共反把參與人權對話作為與美利益的交換手段，這與朝鮮利用出席6方會談與美較量的手法如出一轍。
最後，從實際情況看，人權對話已經變成美中戰略和經濟對話的熱身活動。人權對話後不久，美中雙方將於5月24日至25日在北京舉行第二輪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比較一致的看法是，把人權對話從戰略對話中剔除出來，降低了人權對話的意義。將人權對話設計成低級別的工作例會從而降低人權問題的重要性，這是人權惡棍中共所樂見的。
人權對話要有實際意義，就必須對外公開透明，同時具有明確的路線圖，即有迫使中共改善人權的具體目標和核實措施。
至今為止的「桌子底下」的人權對話是徒勞無功的。其作用與其說是切入口(它也許可以引起人們對中國人權的關注)，不如說在缺乏媒體曝光和具體改善步驟時，其更可能成為中共的遮羞布和擋箭牌。正如美國議員羅拉巴克 (Dana Rohrabacher)所說，和專制者、流氓對話，你是不會取勝的。要想改善中國的人權狀況，單純的對話難有實效 ，美國應採取更有力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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