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評中共」已出多年，國內外仍有人對美國總統接見達賴喇嘛說三道四，仍有人要中共統一臺灣，企望中共自律、以法治國。這說明還有部分國人和大多數世人對中共的認識與態度格格不入。本文擬回顧一下對中共認識和態度的變化發展之主流，或許對部分國人能有所幫助。
在深入討論之前，先要搞清楚中國共產黨的性質。
認識中國共產黨不能只看它的宣言和標榜，而是要看實際行動。對它的一時一地的堂皇舉措，要區分是真像還是假象；看本質，才能不被其表面現象所迷惑。例如，中共的目標說是要實現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要消滅剝削，實行從按勞分配到按需分配。此點曾經吸引過許許多多中國大陸的志士仁人。但包括中共在內的世界上一切共產國家的實踐都失敗了，連創始國蘇聯也進了墳墓。如今的北韓、古巴是世界上最落後貧困的國家，中共自身也靠在大陸部分地區、於部分生產領域中抓住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這根救命稻草及大印鈔票借通脹苟延殘喘。從理論上看，阻撓完全實行按勞分配的絆腳石主要有三：生產資料私有制、國家權力的干擾（如管理不善和官僚腐敗）、具體操作的可行性有效性合理性（如個人創造價值的客觀性和分配的主觀性如何達到一致；生產信息公開與個人隱私之矛盾等等）。馬克思的理論只提出以公有制強制代替私有制，對後二者則是束手無策；強行公有制又沒有競爭可言且大大抹殺個人主觀能動性，所以還遠遠不如私有制基礎上的自由市場經濟來得高效。筆者竊以為這一切，就是所有共產黨國家乃至民主國家左傾政策催生的國有企業和機構在自由競爭中紛紛敗下陣來的癥結所在。（必須由政府直接或間接主管的領域（國安、司法等）因無法或難以形成充分競爭，不在此例。）
中共自詡為「革命政黨」，這也站不住腳。革命是指促使社會更文明更合理更公平的行為。在今天的中國大陸是讓民眾脫離無理暴力統治，保障人們基本人權和自由。近代如辛亥革命推翻滿清，聯合國出兵韓戰，及近年北約出兵科索沃、伊拉克、阿富汗，都是革命行為。中共竊國以後，搞「黨天下」、「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三個代表」、「黨領導下的科學發展觀」等等，無一不是對大陸人民的自由人權及公平之倒退和反動。可見中共不是「革命」政黨，而是地地道道的反動黑幫。
中共說它代表無產階級，同樣是說謊和欺騙。中國工人的工薪收入仍處於全世界最低水平之中：最低時薪排名第159位；工資總額只佔GDP的四分之一。而發達國家則要佔58—65%。與此同時，中國不到1%的人佔有全國70%以上的財產，兩極分化遠甚於西方（美國5%的人只佔有60%的財產），這肯定不是無產階級的福音。在政治上，中國工人沒有集會遊行罷工的自由，工會組織成了中共奴役工人的工具。遠不如西方國家可以獨立組織工會，享有基本人權和自由。
當然，最大的謊言要數「共產黨救中國」了。當年掃除軍閥，主要是國民黨的國民革命軍，共產黨只在裡面玩陰謀耍詭計保存實力。後來抗日也基本上靠國民黨和蔣介石，共產黨則是坐山觀虎鬥、「游擊」摘桃子。中共建國後，大陸人民不斷受苦受難，直到經濟部分開放部分人民的生活才有所好轉，但政治上依然故我、毫無公平自由可言。如果沒有共產黨橫插一槓，中國大陸很可能在國民黨和蔣介石領導下繼續經濟開放，和西方民主國家共進退，政治上也早就民主化了，要比現在好很多。總體水平很可能已在臺灣韓國甚至日本之上。政治腐敗，環境污染，資源糟蹋，道德淪喪等等也不會發展到今天這樣不可收拾的地步。共產黨不但沒有救中國大陸，而是道道地地害慘了中國大陸。
為全面看清中共的真實本質，讓我們更仔細地審視它的過往歷史。
1917年俄國布爾什維克奪得政權以後，中國的一些知識份子誤聽誤信，以為真是俄國「庶民的勝利」，將馬克斯理論傳入並影響中國。最初由俄共出資，派員來華，秘密籌組了中國共產黨。不久加入共產國際，暗中一切以維護其金主俄共（後為聯共）極權專制主義統治的利益為轉移。中共訴求的黨政體制，自然以布爾什維克為楷模。所以中共成立之初就已注定了它是一個鉗制中國民族民主革命的賣國政黨。
建立之初，中共勢單力薄。國共首次合作前中共三大召開時，黨員總共還只420人。在聯共指使下統戰以孫中山為首的國民黨。打著合作的旗號，鑽入國民黨的中央領導機關，有利用和兼併之勢。照斯大林的說法，國民黨只是共產黨手中的一個檸檬，要把它擠干以後加以拋棄。1925年10月，周恩來不顧陳獨秀的反對，建立起以葉挺為團長的國民革命軍第四軍獨立團。這是中共領導的正規軍隊，是中共正式擁有軍隊之始。次月，國民黨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中，在中共的運作下形成了共產黨員和國民黨左派佔絕對優勢。中共的擠檸檬行動，引起了國民黨有識之士的驚覺。為挽救中國革命，才不得不採取一系列反共抑共的必要舉措。
接著中共搞起了武裝割據，實際分裂中國。此舉嚴重耗損國力，給日本軍國主義擴張勢力以可乘之機。面對日寇侵略，中共在莫斯科的要求下發動「抗日救國運動」。莫斯科的意圖是要中共拖住日本不使威脅蘇聯的遠東地區；中共又欲借日本之手，南北夾擊，消滅國民黨的有生力量，可謂一箭雙鵰。時過境遷。不久斯大林意識到中國的抗日，還非藉助蔣介石不可，再次下令國共合作，於是才有張學良的西安事變。張學良的糊塗舉動，打亂了國民黨政府的抗日步驟，保護了行將被消滅的中國共產黨，對中華民族的未來，埋下了深重苦難的禍根。
抗戰八年，中共基本上是坐山觀虎鬥，致力於發展壯大自己，讓國民黨軍隊去死拼日軍。這再一次顯露出中共置民族利益於不顧的賣國圖謀。日寇一投降，便急不可耐地出洞大摘桃子，並在蘇聯的暗中援助下急劇擴充實力，同時欺騙美國左派政客取中立態度，出面調停。準備就緒後即發動內戰，把國民黨趕出中國大陸。
中共建國以後，本該在大陸兌現其長期以來對民眾的許諾，實踐民主，維護自由公平，和平建設。可惜中共食言而肥，繼續頑固地奉行賣國獨裁專制政策。立國剛滿一年，戰爭創傷急待恢復，就按斯大林的要求出兵朝鮮，充當金日成違反國際法侵略南韓的幫凶。接著又在國內開展一次次的政治運動，鬧得國家雞犬不寧，民窮、財盡，光餓死的中國人就有近四千萬，總共製造的冤魂達八千萬之多。這是中國以至人類歷史上最為專橫跋扈、最不人道的專制暴虐政府。斯大林死後，中共繼續執行沒有斯大林的斯大林路線，對批判斯大林的赫魯曉夫大事撻伐，斥之為「修正主義」。毛澤東野心勃勃，以斯大林的傳人自居，企圖充當國際共運、「第三世界」的領袖，完全無視中國大陸人民的根本利益。
毛澤東死後，繼任者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繼續不懈地執行賣國專制政策。所謂「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就是拒絕社會民主從而得以繼續踐踏百姓基本人權和自由。所謂「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就是讓當政的中共權貴們公然地劫奪公私財產。所謂「對外開放」，就是以超國民待遇引進外資，讓中國的權貴們從中漁利。甚至還和俄國政府簽訂出賣北方大片領土的邊界協議，這是繼滿清政府以來歷屆政府最嚴重的賣國行為。鄧小平的「韜光養晦」是「窩裡橫」，對外則毫無國格可言。胡錦濤的「和諧社會」、「和平崛起」，也是一脈相承，除了增加警察密探繼續「窩裡橫」，竟然還要向索馬里海盜空投贖金。而對中國商船被俄羅斯擊沉，只表示訝異而已，沒有下文。
一言以蔽之，從中共已有的全部歷史來看，它始終沒有越出獨裁專制和媚外賣國的範疇。
對於這樣一個禍國殃民、坑害中國已近一個世紀的中國共產黨，中國民眾的大多數對其性質，並非是一下子就看得清楚的。
五四時期，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以後，包括蔣介石、陳獨秀在內的許多人都被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的烏托邦吸引過。而後最早看清楚中共本質的當數民族先知蔣介石先生。1923年9—11月，他受孫中山先生派遣赴蘇聯考察得出結論，「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確信，蘇聯政治體制是獨裁和恐怖主義的統治工具，與以三民主義為基礎的國民黨的政治體制完全不同。」蘇聯的體制，就是布爾什維克獨佔領導壟斷一切，為所欲為的體制。可惜蔣先生的真知灼見，沒有受到孫中山先生的重視。兩年後西山會議決定反蘇反共，反對國共合作，為時已晚。不但孫中山已逝世，國民黨中的左派已佔優勢，與共產黨打得火熱。尤其是宋慶齡女士，以她孫中山夫人的地位，其擁共容共的傾向，對國民黨以及海內外中華志士都有極大的誤導作用。
即使在中共黨內，也有以陳獨秀為代表的愛國民主人士，反對過共產國際代表馬林提出的「共產國際的命令必須服從，馬克思主義的教條都要遵守」的錯誤主張。也曾經反對共產國際要中共黨員參加國民黨的指示，提出與國民黨的合作，必須光明正大。是黨對黨的合作，不贊成共產黨員在國民黨內發展自己的組織。陳獨秀也曾經指出過：「斯大林的一切罪惡，是憑藉著秘密的政治警察大權，黨外無黨，黨內無派，不允許思想出版罷工選舉的自由等一連串反民主的獨裁製度而發生的」。當時像除獨秀這樣真心擁護共產主義，反對專制獨裁的可以說大有人在。如果黨內陳獨秀路線佔了上風，中共與國民黨真誠合作，中國民族民主革命的勝利是指日可待的。可惜在共產國際的運作下，中共黨內的極端勢力佔了優勢。此後，三、四十年代，中共黨內的一系列所謂「路線鬥爭」，都是集權組織內部的權力鬥爭（就像同時代希特勒的國家社會主義黨（音譯「納粹」）與德國共產黨的血腥爭鬥一樣），不具有任何從賣國獨裁轉向民族民主革命的傾向。
中國像蔣介石、陳獨秀這樣具有真知灼見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哪個時期以來直到中共建國以前都是社會的少數。加之左派媒體謊言惑眾、正派媒體據理力爭不夠，所以才會有抗戰前爆發「逼蔣抗日」的群眾運動，抗戰期間大批愛國誌士奔向延安，抗戰勝利後大批青年學子誤聽誤信參與「反內戰」、「反飢餓」。甚至有相當多人既不懂無家不成國、有國為有家的道理，又偏聽偏信不明真相，只知道追求國家民族之富強並將希望寄託在中共的身上。之所以出現上述局面，細究其因大致如下：㈠人們對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一知半解，還沒有實踐經驗可資借鑒，無從科學地觀察、論辯和認知，抱著不妨讓共產黨一試的心態。㈡共產黨挖空心思、顛倒黑白、捏造謠言、欺騙輿論，手段十分高明，而正派媒體未針鋒相對揭穿其謊言。例如北大中共地下黨小組設局，引誘美國兵上鉤，說成是美國兵強姦中國女大學生，以致在全國掀起反美浪潮，自絕於民主世界；明明是金日成出兵侵略南韓違反國際法，中共出兵助紂為虐，卻變成了「雄赳赳，氣昂昂，跨過鴨綠江」的「抗美援朝」。㈢國民黨政府二戰後推動民主化不夠，且內部腐敗和管理不善，也有負面的助推作用。㈣民主世界左派當權，左派媒體強勢化，以及政經上幼稚而不自知的中外左派知識份子如魯迅、郭沫若、斯諾、羅隆基、儲安平等的推波助瀾，起了相當大的誤導民眾的負面作用。
在中共建國前，中國的大多數民眾似乎是希望中共能行，是對中共的期望階段。這一階段，看清中共專制賣國本質的，還是社會的少數。中共還沒有經過執政的實踐考驗，也沒有像今天這樣蘇聯東歐社會主義徹底失敗的旁證可資借鑒。未來中共高層也許出現如陳獨秀那樣的民主主義者來主導，尚具某種變數。中共和人民大眾的矛盾還沒有機會被激化。
共產黨在大陸建國以後，一反常態食諾而肥，拒不實行民主直選，而是用類似袁世凱指定代表搞籌安會式的「人民代表大會」，「政治協商會議」等騙人把戲來進行搪塞。除了保護和起用少數幾個政治頭面人物，如宋慶齡、郭沫若之流外，不但對主動留在大陸的前國民黨軍政人員大開殺戒，連過去熱忱幫助過中共的進步人士，如羅隆基、章伯鈞、儲安平等也必欲除之而後快。在「社會主義改造」的名義下，不但對資本家和大土地所有者實行剝奪，連小私有者的謀生手段也不放過。共產黨操控了整個國家的一切經濟權力，全體國民都成了馬克思理論機器上的螺絲釘和共產黨戰車下的奴隸。
戰後頭三十年，民主國家基本上都醫治好戰爭創傷而重新繁榮發達起來。唯有中共治下的大陸地區，每況愈下，幾乎到了崩潰的邊緣。「大躍進」以後人民忍飢挨餓，除餓死幾千萬，其餘活著的中國人也大量出現浮腫肝炎，情景可能甚於今日之北韓。三十年裡中國人真正嘗夠了共產鐵權的滋味，人民大眾的苦難至少在中國歷史上是空前的。中國百姓手無寸鐵，面對擁有機槍坦克飛機大炮另加原子彈氫彈的豺狼之師，無能為力。多數人的態度是絕望之餘只有等待，等待共產黨搞不下去了，有自知之明改弦易轍。而共產黨本來就不顧人民死活，這其實是一種對共產黨的奢望，姑且稱之為奢望階段。
「文革」是中共自我大暴露，使得世人更加清晰地看到了中共的本質。好容易等到毛澤東死去、四人幫倒臺，鄧小平啟用胡耀邦，提出撥亂反正，平反冤假錯案，倡導實事求是、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中國大陸一時間民智大開，國人重又燃起了希望。可惜這一欣欣向榮的短暫勢頭，很快遭到害怕失去既得權力的頑固勢力的打壓。胡耀邦被逼辭職，作為太上皇的鄧小平本來對政治改革並不熱心，堅決反對「自由化」，換上了較為溫和聽話的趙紫陽。人民大眾的不滿，在胡耀邦死後便爆發出來，不久演變為八九年波瀾壯闊、震驚世界的六·四愛國民主運動。
面對這場至少是中國歷史上空前的偉大愛國民主運動，中共如果有悔過之心，採取趙紫陽的主張，和民眾對話，接受大眾清除腐敗的合理要求，逐步改革早已不得人心的獨裁專制政治體制，當時中國大陸走上民主法治的軌道是完全可能的。如果逐步做到保障人民基本自由和權利，允許民眾選擇自己所希望的管治機構，還政於民，接受民眾監督政府，那麼諸如政治腐敗、社會不公、環境惡化等等許多弊端都會較為容易地解決。假若趙紫陽不是傀儡，或者鄧小平取明智態度，那是真的可以挽救中國共產黨的。中國人對中共的看法，也就不會像今天這樣視如敝屣：
首先，如果中共真的改邪歸正，那麼對中共自封的「偉光正」、「為人民服務」、「代表人民」、「代表無產階級」、「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革命最徹底」等等高帽，人們聽起來也許不至於那樣彆扭，不會覺得毛骨悚然。二來，中共歷史上已犯過的大罪小惡，包括餓死幾千萬、濫殺無辜等等，還可以推給算得上二十世紀人類大惡魔之最的毛澤東，看作是個別人的路線決策錯誤。毛澤東邪了，共產黨還可以是正的，何況最初階段還該由聯共和共產國際負主要責任（後來大多邪惡也是在毛澤東控制中央期間發生的）。第三，人們可以把中共早期為欺騙民眾作出過的「民主自由」、「富國強兵」等承諾，勉強地看作是真心實意的，就像許多當年出生入死、趨之若鶩追隨過中共的志士仁人一樣並不乏主觀的真誠。第四，更不會出現後來諸如鎮壓法輪功、禁止神韻演出、活摘器官、用酷刑對待維權律師和異議人士、封鎖網路、查禁堅持正義的新聞媒體、暗中支持國際恐怖勢力、利用北韓伊朗等反動政權搗亂世界危害全人類那樣的罪行。
如果是這樣，未來民主中國需要追查的只有毛澤東等一小撮犯有反人類罪行的惡棍。對中共來說，可以將功折罪，不會被看作是邪黨。中共在歷史上的地位，也許會僅次於孫中山先生締造的國民黨，因為被中共胡來推遲了將近一個世紀的中國民族民主革命還可以重上軌道。
可惜中共本性難移，趙紫陽不過是個兒皇帝，鄧小平等一小撮握有實權的頑固派把愛國民主運動定性為「動亂」，調大兵鎮壓，用坦克機槍對付手無寸鐵和平示威的民眾。鎮壓規模之龐大，手段之陰險毒辣，血腥程度之慘烈，遠遠超過以往的所謂反動政府。「三一八」慘案之後，軍閥段祺瑞還能夠長跪不起，向國人謝罪認錯，中國共產黨卻是與人民為敵到底，拒不平反認錯。一個自稱「為人民服務」的政黨，兩手沾滿人民的鮮血，這是永遠不可饒恕的。
鎮壓六四是中共自絕於人民，不管中共今後還要怎麼欺騙掩蓋，翻新花樣，其殘民害國的本質永遠無法改變，成了一具政治殭屍。六·四以後蘇聯東歐紛紛解體，國際共運已經失敗，直接掛牌社會主義已不再具有吸引力。須知大陸社會矛盾已激化到了相當程度，中共的欺騙宣傳已經開始失靈，百姓對天賦基本人權的意識已經開始覺醒。從此以後，除了與中共一丘之貉及／或既得利益者外，不會再有人重拾中共這個臭不可聞的衣缽。鎮壓六·四表明中共的政治生命已經終結，人們對中共已進入了絕望階段。
數年前許家屯先生的出走，在國人眼中就是對中共絕望的象徵，不論他今天的態度如何。戈揚女士在其《歷史的切片》（《見證中國共產黨——司馬璐回憶錄》一書代序）中寫道：「六月四日，槍聲終於響了」；「我呆了，我傻了，我像一具死屍坐在書桌旁邊的椅子上」。這是對中共絕望的最形象的描繪。最近在「臺北2010國際書展」獲大獎的野夫先生說：「在慘案之前，---並未站到對立面去」；「但當血案發生之後，我立即轉變了立場。宣布退出警界，寫辭職書，公開抗議當局暴行。」他還說八九年是一個時代的分水嶺－－在這之前，幾乎所有人都充滿著理想主義，對共產黨充滿了信任和期望，認為國家將從此走向改革開放。但六四打破了這種夢想和幻覺。這個政黨的合法性再也不存在了。
歐洲議會荷蘭議員範巴倫說：「世界已經給了中共六十年的時間來改善自己，改良自己。結果中共一次又一次地讓世界失望。所以現在只能斷言，中共臨死也不會改良了。」範巴倫議員和野夫先生一樣，清楚明白地表達了中國和世界人民的絕望心態。
在絕望階段，中國民眾已忍無可忍，自當採取相應的態度和必要的方式來面對中共。不能像期望階段那樣繼續讓中共胡作非為下去，也不能像奢望階段那樣等待中共改良，比較多的是採取維權抗暴的形式。抗政治腐敗，抗暴力執法，抗野蠻拆遷，抗有毒食品，抗環境污染。在激烈的抗暴鬥爭中，已經湧現出無數可歌可泣的英雄模範人物。如著名的維權律師高智晟（現時中共流氓政府脅持下的易態變容，如同失蹤一樣荒唐，不足為據），捍衛歸國權利的馮正虎，網路審查制度批評者韓寒，毒奶粉受難兒抗議家長代表趙連海，以及毅然發表《愛國家不等於愛朝廷》一文而遭中共停職的《南方都市報》編輯朱蒂。還有不少已經犧牲，如不堪受辱殺警報復的楊佳，拒不受辱殺官自衛的鄧玉嬌，忍無可忍刺死城管的夏俊峰。最為典型的群體抗爭當數法倫功修煉者們，他們從道德層面信仰並履行著真、善、忍；為繼承發揚中華文化傳統，組織了舉世聞名的神韻演出；為宣傳真理與正義，創辦民主進步媒體如《大紀元》、《新唐人》等；記錄收集中共的反人類罪行，起訴江澤民、羅乾等罪犯；號召人們「三退」，從政治上瓦解和孤立中共。今天在國外自由社會裏，只要看到哪一個媒體沒有如實報導法輪功的業績，很多華人就會將它看成中共喉舌、幫凶，哪怕它有時也小罵大幫忙，像《世界日報》、鳳凰衛視那樣。
到了絕望階段，人們必須丟掉幻想，正確面對。要做到這一點，前提就是要牢牢把握住中共邪黨的幾個主要特點。
獨擁軍隊崇尚暴力，是首要特點。這一特點規定了中共在其武力管轄範圍內，可以恣意妄為。中共操控民眾的辦法說來簡單，就是「一騙二脅三強制」。強制就是靠武力：叫你參軍，你不敢不去；叫你上山下鄉，你也不敢不去；農民沒有糧食吃，連樹皮草根已剝光挖盡，要外出逃荒，村口武裝一攔，只能在家等待餓死。要沒收你的財產，沒有人敢不給。
欲無止境貪得無厭，是又一特點。從武裝割據到佔據大陸，還要「統一」臺灣。現在又提出要做世界的「總設計師」，要「引領世界走向未來」。光把中國變成民族大監獄還不夠，非要把世界也變成人類大監獄不可。一副毛澤東、斯大林、希特勒嘴臉，不知人間有「羞恥」兩字。西方左派媒體傻乎乎地認為這不可能代表中國政府，與所謂「和平崛起」的調子不符。這是真正的不瞭解中國－－在一個沒有言論自由的國度裡，沒有上面的點頭，這樣驚天動地的言論，是無法出籠的。中共的貪婪本質其實從此可見一斑。
為達目的不擇手段，是另一特點。中共歷來不遵守什麼道義規範，對它有利可以冒天下之大不韙；翻手為雲覆手為雨，陰謀詭計兩面三刀，什麼兵痞流氓手段都用得出來。反右前的「引蛇出洞」，「大躍進」「放衛星」，紅衛兵「大串聯」「破四舊」，什麼傷天害理不齒於人的事都幹得出來。
獨裁者的終極目的是要將一切財富、江山美人，玩弄於孤掌之上，不達目的不會罷手。希特勒、斯大林、毛澤東、薩達姆、本拉登，莫不如此。中共有無盡貪慾，又有一定軍事實力作後盾，決不會半途而廢，改惡從善立地成佛。那種希望中共自我約束，自主改善，見好就收，實在是與虎謀皮、不切實際的幻想。當然，獨裁者有時也會感到力不從心，會作出讓步或妥協。但那是暫時的、局部的現象而非本質，是緩兵之計而非改弦易轍。
當今中國民運人士中的合作派和西方民主國家中的親共左派，似乎還沒有把握住上述特點，寄希望於中共未來會還政於民，依法治國。例如，他們熱衷於「以商促變」，用發展貿易來「和平演變」中共。借支持北京奧運，來改善人權。希望中共成為負責任的大國。結果都事與願違，適得其反。最近，國內的「**憲章」活動，已以失敗告終。國際上，北韓核訛詐聯合國已二十年了，朝鮮半島無核化不但沒有解決，而且情況更糟，伊朗正在步其後塵，實際上都是中共幕後作祟。如同不消滅恐怖勢力就不會有中東和平一樣，不打倒中共全世界都不會太平。
戈揚女士說得好，世界上有兩種人，一是傻子，一是騙子。「過去向我們宣傳理想主義的革命家，大部分竟是騙子」。她和司馬璐都做了傻子。的確，從宋慶齡、魯迅、郭沫若、張學良、斯諾、錢學森、連戰等人來看，他們中不是傻子就是騙子。今天的合作派和親共左派們亦當不出此列。
當然，那些具有真知灼見和敏銳洞察力的華人是例外。歷史上如蔣介石、陳獨秀等，他們既不做騙子，也不當傻子，而是看清了中共的本質並能夠正確面對的英傑。這樣的有識之士不會把「中國」和「中共」混為一談，知道愛國必須反共，擁共親共者一定不在真正愛中國。他們不會替中共歌功頌德，粉飾太平。他們不會去辱罵要求民族真正民主自治、脫離中共魔掌是分裂中國。他們不會盜竊西方科技去幫助中共搞國防現代化來對付中國民眾和西方民主世界。他們亦不會支持由中共統一臺灣。他們會揭露和批判中共犯下的一切反民主反人類的罪惡行為，反對中共搗亂中國和世界。他們支持「唱衰中共」，因為唱衰中共並非唱衰中國，反而是有利於促醒中國受騙百姓、促進中國基本人權的真正改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