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所有有關遇羅克的生平介紹中，都提到過他父親遇崇基在1957年被打成右派之事。但涉及打成右派的原因，即便他家人的回憶都含含糊糊。在2009年出版的遇羅錦的《一個大童話：我在中國的四十年（1946-1986）》中說：「一九五六年下半年，毛澤東號召人民給黨提意見、報刊上提倡‘百家爭鳴、百花齊放’。人們先是不相信、不敢說；無奈從中央到居民街道的每一個‘黨支部’——那密如蛛網的機構，黨支部書記和積極黨員們一反常態，幾乎是跪下求每個人說出心裏話。在報紙上發表了章乃器、章伯鈞、儲安平……諸多學術界、科學界名人的暢所欲言之後，爸爸終於沉不住氣了。他寫了一篇《這是為什麼》，將他積壓已久的肺腑之言，出於希望中國共產黨改正錯誤之願，在水利電力部貼出了大字報……而父親那篇文章已構成 ‘極右’」。在遇羅文2000年的回憶錄《我家》裡，更是語焉不詳：「1957年，父親設計的竹筋樓建成並被評為‘有貢獻的工程師’。沒多久，就因為反對 ‘小匯報’制度，並說了一句‘人與人，冷冰冰’，被打成‘極右’的右派，送去勞動教養。」兄妹倆的回憶在父親被打成右派的原因上是不清楚的，甚至是有一些矛盾的：比如是否貼出大字報？是否有相應的右派言論？
在編撰《中國反右運動資料庫，1957-》過程中，我有幸發現了遇羅克父親遇崇基的當年的右派定案材料。這份由電力工業部整風辦公室編印、1957年7月內部出版的右派定案材料集題名為《想一想，對不對》，有關右派份子、電力部北京基建局技術處工程師遇崇基的材料全文如下： 遇崇基說：對章（伯鈞）的問題應公公道道看：如他真有組織、有企圖的話，那就證明中央太官僚了：如果他真跟共產黨走，那報紙上這種批評就太冤他了。我們不願的事，不要加在別人身上。當然，對兩章的批判，如果作為一種手段，達到另一種目的，也未嘗不可。
從章伯鈞的發言，看不出反對黨的領導，並且他也說要跟著黨走，從什麼地方證明他反黨？批評的再尖銳，只要是善意的，就是好的，惡意的就是壞的。不能隨便下斷語，因為你沒有鑽到別人的肚子裡去看看。
他說：儲安平說黨天下的問題，說成宗派主義不好嗎？我想這些問題亦不是就說清一色。當然，黨天下這種說法，我不同意，但所舉的例子不能說不是事實。
他說：儲安平能否算反革命？很難說。但是人民日報的社論，我們覺得是不怎麼樣，這是不是黨中央的意見？我還不大相信黨讓這樣做，也許是編輯下的標題。
人民日報標題「工人起而應戰，」這好像是打起來了。總的說我認為不好。
他說： 「我局正氣下降，邪氣上升，那些能吹拍、沒良心、打擊別人抬高自己的人都上去了。他們是‘死求百賴’地靠近黨的人。那些真正為國家盡忠誠（我是為國家盡忠誠，我們無黨派的就是為國家而工作，而不是為哪個黨工作）的人看不慣那種邪氣。」「每次運動都要新生一批積極份子，這些積極份子在運動後都會受到領導的重視和提拔，我想這次整風亦不例外，如現在報紙上說明那些是靠近黨的，那些是與黨有隔閡的，分的界限很清楚，這是很好的，為了自己的好處，往這方面鑽有何不可呢」？
從這份官方的定案材料來看，把遇崇基打成極右派的原因並不是什麼「大字報」，也不是什麼無關痛痒的「反對‘小匯報’制度」的言論，而是他公開地對被毛澤東點名批判的章伯鈞、儲安平等大右派表示欣賞和同情，對「引蛇出洞」的反右鬥爭表示不滿。尤其是他在一片大批判的甚囂塵上之中對儲安平的「黨天下」論仍深以為然，而對中共在《人民日報》上玩弄的「工人起而應戰」的把戲又頗不以為然，這在當時確實是要有相當的膽識的—— 難怪他要被打成「極右派」、並送去勞教了。
然而，問題並不在於一個右派父親的當年的「右派罪行」被子女在回憶中混淆，而是在於事情發生在遇羅克這樣幾乎每一個成員都受盡了中共迫害的家庭。毫無疑問，無論是遇羅錦還是遇羅文，在他們的回憶錄中都想揭示歷史真相、拒絕遺忘，但是反右運動時他們還只有六七歲的無法記事的年齡。對父母來說，被打成「右派」在幾十年的蹉跎歲月裡，哪怕幾分鐘的回憶都是一件使人有揪心之痛的事。以後，這一家庭又一直在一個接著一個的政治劫難之中，父母根本無法和子女交流他們被打成右派的真相。即便在文革結束、右派改正以後，當局有關當年反右運動的檔案仍然是國家機密，無論「右派份子」本人和他們的子女都是無法查閱的；他們只能從平時父母的片言只語去理解他們被打成「極右派」的原因。這樣，哪怕是對於那些受專制制度迫害最深、又同時最想保存歷史記憶的人們來說，仍有可能不自覺地混淆和遺忘了最重要的歷史真相。
自然，這三份歷史資料只是成千上萬份反右運動原始檔案的滄海一粟。但借一斑以窺全豹，從中我們可以清楚地認識到保存歷史資料和一個民族的集體記憶的緊密依存關係。
轉載於《中國人權雙週刊》,出處:
http://biweekly.hrichina.org/article/417
摘自宋永毅文章
【附: 遇羅錦給宋永毅的信】
永毅: 你好!
我沒有你的信箱, 先把信寫在這裡, 然後再託人轉給你吧.
你關於哥哥的文章和你的著作(我還沒全都讀遍, 還會經常讀), 已經夠令我欽佩的了; 所以我主動地在博克上給你的文集做了鏈接, 並把你的那些擲地有聲的話, 摘錄後, 作為給哥哥的獻詞了.
今去」中國人權雙週刊」流覽, 偶然讀到你這篇文章, 急忙把有關父親的這部分下載保存了.
你說的對, 我和羅文的回憶都是含含糊糊. 過去我問過父親和母親:」您是因為什麼被劃為右派的?」 可惜, 父母都含含糊糊的, 他們就是不愛講. 多年後我又問過父親一次, 他就說了寫過一篇大字報的事(如」一個大童話」裡所寫), 他就吭吭哧哧地說了那麼一點, 也不想多講. 他們自己不愛回憶, 也並不希望我們去記下來. 這種心理, 非常像我的兩個弟弟對待他們的兒女___ 他們的兒女到今天都遠離過去, 遠離政治, 遠離回憶. 因為他們從小, 父母就是這樣希望於他們的. 正如你的文章所說: 記憶斷層, 首先是因為父母對兒女故意的不提及.
當時, 父親並未說出你見到的那些材料的內容. 尤其父親是個極為沉默寡言的人, 家裡家外, 他幾乎從不與誰聊天或高談闊論. 在我眼裡, 他要麼坐在寫字臺前看專業資料(有工作時), 要麼就是嘴裡老叼著冒著煙的菸斗一句話也不說(沒工作時). 我想, 他對哥哥和」邊虹」的話一定最多, 可惜我們又聽不到. 他和我唯一的一次聊天, 就是書裡寫的, 在河北農村土屋裡的那個晚上.
1957年, 在黨委給每個右派定罪時, 往往直接羅列罪狀, 檔案裡並不提是否貼過大字報或小字報的事(如對我的先夫右派份子吳範軍也是), 因為當初寫大字報小字報的人太多了, 這做法太平常了, 又是當初黨委鼓勵大家去做的, 所以貼不貼大小字報的事就不提, 只是直接羅列你的罪狀. 甚至很多罪狀, 是黨委硬添上去的, 是積極份子瞎胡檢舉時, 他們的話就成了鐵板定釘的事實, 並不見得本人真說過. 所以, 我母親只對我說過:」我講過什麼呀? 咱什麼也沒講啊. 不就是給那叫張煥堯的劃為右派, 我只說了一句:’是否再考慮考慮’, 咱就成了右派啦.」
有多少人連半句話也沒講, 黨委為了完成指標, 也必須劃為右派的, 但他(她)的檔案絕對不是空白的. 不少人的回憶文章都寫過這類事實. 甚至最近老驥的回憶裡寫(見」自由聖火」): 二十幾年之後, 經過公安鑑定, 他的主要」右派言論罪狀」, 竟是頂頭上司金鍵的冒充簽名筆跡之」傑作」!
永毅, 假如你能見到我母親被劃為右派的材料的話(應當是在」北京市工商聯」的存檔吧), 我相信, 她的罪狀, 一條一條地也不少哩, 連她本人都未必相信呢.
至於對吳範軍的罪狀, 那就更多啦, 當時」鋼鐵學院」的小報上寫: 說他從兒時就開始反共了.
判不判一個右派份子勞動教養, 主要看認罪態度. 父親或許寫過或說過你材料裡的那些話, 但他的問題是堅決不認罪, 反而還辯解自己以前想去延安, 自己怎樣愛國. 這態度能不送去勞動教養嗎? 文革時我在教養所第四組(反動組), 那些右派都因態度不好才被送來的(絕大多數進來後都學乖了). 範軍因堅決不認罪, 作為留校的」反面教員」.
我自己親眼見過母親的認罪材料(「一個大童話」裡有寫), 竟達一百多條, 如說過半句什麼油鹽醬醋的話她也提到綱上去認識. 她沒交代過任何別的人, 只是交代自己. 當時我還小, 給我的感覺是: 她把睡夢中放了一個屁的事, 都主動交代成」昨天我放了一個資產階級的屁, 是因滿腦子資產階級思想, 因平日學習不夠」. 就因她態度好, 所以才沒去勞動教養的.
母親說過:」我也去勞動教養, 你們吃什麼!」 她還說過: 」叫你當小丑, 你就得當小丑.」
確實, 她一生都擔負著妻子和丈夫雙重的責任, 所以她後來感到很累……
母親在我心裏的圖畫是有力強大的; 她扛起了全家, 扛起了所有的苦難.
假如讓我選擇一張畫最代表父親的, 不是他在日本求學時的瀟灑英俊, 不是他在被劃為右派之前的高級知識份子時的面貌, 也不是那過去的竹筋樓和他在被平反之後, 又出版了二三本專業書.
一刀刀刻在我心裏的, 腦海裡總揮之不去的一幅畫, 是窮愁潦倒模樣的父親, 佝僂著身子, 坐在老舊的八仙桌邊, 叼著菸斗, 什麼也不想也不講, 一口口地分秒不停地噴雲吐霧___ 這是佔去父親一生中時間最長最長的一幅圖畫.
但我相信父親說過你文章裡的那些話, 因為, 這是他的光榮; 他是一個有思想的人, 這些話正是他的思想. 他的堅決不認罪的硬骨, 遺傳給了哥哥, 哥哥是他真正的兒子.
我感激你, 永毅, 感激你的專注和用心, 感激你在研究領域中作出的貢獻, 感激你對哥哥獨到和有力的評價.
願我們的努力, 能給世界留下真實.
羅錦
2010.4.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