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學英語，看到「Party」這個詞的詞義解釋，除了政黨以外，還有社交聚會的意思，以為不過是個巧合。後來才知道，現代意義的政黨，就是幾個志同道合的朋友，坐在酒吧裡喝酒聊天，也就是臺灣的常用語開「派對」。Party（政黨）就是聚會。它的原意，不是等級森嚴，行蹤詭秘，殺人如麻的會道門，而是輕鬆閑散的俱樂部。從朋友聚會的「派對」演變到領導一切的「黨中央」，其中的過程是很有趣的。搞懂了這個過程，也就明白了我們的後代需要什麼樣的政黨。相信每一個有正常判斷力的人，都寧可選擇暢所欲言的俱樂部「派對」，而不是握有生死大權、魔鬼判官一樣的「政黨」。
最初的問題大概還是出在翻譯上。現在有人說外國的東西不適用於中國，只說對了一半。事實上，民國以來，中國流行的全部東西幾乎都是外國的。不適用的的確有，但是一件件分析過來，不是人家的東西有問題，而是引進時的翻譯有問題。翻譯錯了，等於內容錯了，「望文生義」，根本是南轅北轍兩碼事，怎麼會適用呢？隨便舉幾個。比如革命，人家的革命是「巨變」的意思，咱卻認定要推翻政權，還要付出人命；再如民主，人家的意思是「有事好商量」，咱卻變成誰誰當家作主；解放，是自由的意思，咱卻理解為接管。類似的還有很多，政黨也是其中之一。
政黨這個詞是英國人發明的，距今不過三四百年歷史。最有代表的就是有名的「輝格黨」和「托利黨」。這兩個黨沒有嚴格的組織紀律，只是把政見相近的一群人集合在一起，對政治產生較大的影響力。從那以後的西方政黨，一直沿用這個原則，即鬆散的俱樂部形式，進出自由。美國的兩大對立黨「民主黨」和「共和黨」，黨員都容許支持對方的議案，也不做叛黨論處。一般學者把這種政黨稱為原生型模式的政黨。
原生型模式政黨，產生於社會生產力相當發展以後，人們因經濟利益的差距形成不同的社會群體，為實現自己的經濟利益而參與政治的需要。政黨大多在體制內產生，先有國家而後有政黨。其任務是爭取選票，而政黨之間的關係通常是和平合法的競爭性關係。政黨的次生型模式，是仿效西方國家政黨方式而組織的。次生型政黨在經濟發展比較落後國家的體制外產生，依賴於政黨領導這些國家的民族民主革命，推翻舊政權，建立一個新政權，先有政黨而後有國家。次生型模式政黨是原生型政黨的「山寨版」。其中最為「山寨」的中共，在奪取政權以後，就把所有原生型模式政黨的生路堵死了，誰也不准「派對」，一黨獨大。
其中很大的因素在於，由於翻譯的誤差，中國人把Party理解為「黨」，而不是「派對」。「黨」在古漢語裡，意為「集團」「團夥」，起源於古代戶籍單位 「鄉黨」。和黨有關的詞語，多為貶義，如「結黨營私」， 「黨同伐異」，「君子群而不黨」，等等。可是當清末民初，有人把西方政黨「Party」引進中國的時候，一念之差，就把「派對」翻譯成成「團夥」了，於是後人都望文生義。這一差把中國誤導了一百年。
早期西方政黨學家認為，政黨起源於代議制度和選舉制度。在中國，梁啟超鼓吹的政治團體也不是後來孫中山的政黨。20世紀初中國社會勃興改革思潮，民眾和資產階級各派要求變革，呼喚維新。清政府不得已而實行變法新政。當時立憲派組織政治性團體進行立憲宣傳和立憲政治運作，是為了發揮組織的功能與作用，以為個人的言論「不能代輿論而認其價值」，只有團體的輿論才能形成有價值的社會輿論，承擔改造政府、教育國民、增長國民政治知識的任務。
孫中山則不同，他是中國「政黨」詞義的首位發明者。孫把社會中的不同群體和個人，進行先進與落後、革命與反動的道德政治劃分，後者就是敵人，必須以無情的暴力予以鎮壓甚至從肉體上消滅。這就成了他組織政黨的目的。由於人被劃分出道德與政治上的三六九等，革命的過程就是革命者消滅反動者的暴力過程，大眾則是革命之後等待改造的對象，革命者由此享有全部權力。在此政治信念上建立的「政黨」，自然是以武裝力量做後盾的「死黨」，冒死奪取政權的非法之徒。
孫的「建黨理論」對後來的中共影響巨大，至今也仍影響著臺灣的國民黨。「黨國不分」，「以黨代國」，政黨掌握國家軍隊，黨產國產互通，用暴力壓制所有不同政見者，追究根源，都是從那個時候開始。有人天真以為，只要重尊孫中山，把國民黨請回來，中國就有救了，這是由於沒有認真研究中國近代史，只滿足於表面宣傳的內容，不問實質，而產生的幼稚病。有人會辯護說，那是當時的需要，不如此就不能迅速高效地改造社會。我認為不然。很多事情都有自己的演化過程，性急不得。否則，學習為了高效，不惜弄出抄襲剽竊；賺錢為了高效，不惜弄出詐騙搶劫。改造社會為了高效，不惜弄出革命政黨。
中共之所以坐大，尾大不掉，成了中國社會肌體的巨大腫瘤，不但吸走幾乎全部的生命營養，還不能隨便觸動，不然就危及整體，這只不過由前人一時的翻譯錯誤所致。現在應該「撥亂反正」，把詞義重新顛倒回來，以便讓腫瘤漸漸消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