駐京辦的起源和一種被稱作「邸」的旅舍緊密相關。秦朝時就已經出現了邸，它設在京城，有專門的用途。具體說來，歸降的少數民族首領以及少數民族地區的行政官員，因公務來京城，就居住在邸內。管理邸的政府機構，則被稱為「屬邦」。漢朝時期，為了避劉邦的諱，「屬邦」改稱「屬國」和「典屬國」。起初，住在「邸」內的各少數民族首領和官員，辦理完手頭的公務後，就離開首都，回到屬地。漸漸因為實際需要，少數民族就在邸內派駐了常駐代表。這些常駐代表的工作，就是在朝廷和地方之間搞聯絡工作。這種邸就類似於現在的駐京辦。
呂后用「駐京辦」囚禁不聽話的諸侯王
在漢代，邸的種類很多。其中級別最高的，是國邸。國邸，就是諸侯國邸，專門用來接待前來朝見皇帝的諸侯王及其隨從。
西漢初年，劉邦逐步廢除異性諸侯王，在全國各地大封同姓諸侯王，諸侯王的封地面積廣闊，手中握有的權力極大。為了實現對諸侯有效控制，漢朝制定了朝請制度。諸侯王須在規定的時間，到京城覲見皇帝。當時的京城長安，有「趙邸」「代邸」「燕邸」「齊邸」等諸多國邸。
一旦和皇家的內部鬥爭沾上關係，國邸有時候就成了人間地獄。史書記載，漢高祖劉邦死後，皇后呂雉的兒子劉盈即位，即漢惠帝。惠帝的皇后沒有兒子，呂后就讓她假裝懷孕，然後找到幾個男孩冒充惠帝之子。其中一個叫劉恭的，被呂后立為太子。劉恭與呂后不合，招致呂后不滿，呂后藉口劉恭並非劉氏後人，將他和其他幾位諸侯王送進國邸幽禁，當天夜晚，他們全部被處死。西漢時期，分封各地的諸侯王一旦被廢，也會被投入國邸。運氣好的，軟禁一段時間後，還能回到自己的封地，運氣差的，就喪命其中了。
當然，國邸的性質也決定了，它有時候會成為諸侯王的福地。例如，《史記》中記載，呂雉死後，代地(「代」為一個地名)的諸侯王劉恆被推舉為新皇帝。劉恆(即漢文帝)隨即趕往京城。群臣先將劉恆迎接進代國邸，一番計議後，行君臣之禮，皇帝即位。隨後，皇帝入住皇宮。漢文帝之後，諸侯王登基皇位，都必須先入住國邸，受過群臣拜謁，才能入住皇宮。
書生朱買臣開創了客居駐京辦跑官的先例
從修建的初衷來說，郡邸的服務對象，都是公務在身的人員，並不接待一般人。可是，因為是地方政府出資修建的，因此，郡邸裡的常駐人員，也通常由地方派出。漸漸郡邸也開始收留一些來京城謀差的「京漂」。如《漢書·朱買臣傳》中，就曾提到郡邸的這一用途。
會稽人朱買臣，是個窮酸書生，四十多歲了，靠和妻子一起砍柴為生。後來，老婆和他離了婚。過了幾年，一個偶然的機會，朱買臣跟隨上報賬目的官員押送行李車到京城，想謀個一官半職。奏折遞上去以後，久久沒有答覆。朱買臣帶的糧食吃完了，手頭也沒有錢，於是他就賴在稽郡邸，從服務人員那裡蹭飯吃。也該朱買臣走運，他的同縣人嚴助受皇帝寵幸，嚴助向皇帝推薦了朱買臣。朱買臣被授予會稽太守。就這樣，窮書生朱買臣衣衫襤褸懷揣夢想來京城闖世界，結果真的坐著郡邸的馬車體面地衣錦還鄉了。
朱買臣的經歷，開創了客居駐京辦跑官的先例，無疑也給一門心思想當官的書生們指明了一條康莊大道。
中國最早的新聞事業在「駐京辦」起家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駐京辦」還孕育了中國最早的新聞事業。現代著名新聞學家戈公振在他的《中國報學史》一書中推測，早在漢代，可能就出現了邸報。而關於邸報的最早文字記載，據上海書店出版社的完顏紹元考證，則出現在唐朝。
唐朝時期，全國州一級以上的地方政府，都向京城派出辦事處。州一級的稱州邸，道一級的稱留邸。雖然名稱還是叫邸，但唐代的邸屬於地方的派出機構，不再由中央政府掏錢。州邸和留邸的留守人員，有個重要職責，就是及時向地方長官通報朝廷的最新情況。以什麼方式通報呢？那就是邸報。
自武則天以後，無論是皇帝詔敕，還是各方奏抄，都會彙集到中書門下。中書省將其中內容統一編纂為朝報，每天都向京城內的各機構和部門發布。就在中書省發布的同時，州邸和道邸的工作人員，也謄抄這份抄報，向各自所屬的地方政府發報。在謄抄朝報的同時，駐京辦事處的人員，也常常揣測地方長官的心思，添加他們想知道的「號外」。
例如唐朝著名詩人韓翃(hong)被授為駕部郎中知制誥，也就是皇帝的機要秘書的事情，就是韓翃的一位同事從京城傳來的邸報上看到的。
唐朝後期，「駐京辦」兼職當錢莊
唐朝中期開始，州和藩鎮一級的留邸，改為上都進奏院，簡稱進奏院。進奏院的官員稱為進奏官，多由地方的行政長官兼任。從清朝人的《唐兩京城坊考》可以看出，到唐朝後期，這種進奏院在長安有50多個，多集中在長安城中心。而在東都洛陽，也有各地方設置的藩鎮。
進奏院一方面向地方通報宮廷內情以及朝廷百官和地方的奏折內容，另一方面，進奏院也負責監視本地官員在京城的活動。唐人柳宗元在他的文章中，還提到了進奏院的另一個功能，「朝覲為修容之地，會計為交政之所。」也就是說，進奏院還負責保管錢財，有點像今天的銀行。
《新唐書·食貨志》中則說：「憲宗以錢少，復禁用銅器。時商賈至京師，委錢諸道進奏院及諸軍諸使富家，以輕裝趨四方，合券乃取之，號飛錢。」唐憲宗時期，因為市場交易活躍，流通的銅錢不夠用，一度提倡實物交易。但是實物交易實在麻煩，於是，「飛錢」應運而生。各地在京城的商人，將售貨所得款項，交付各地的駐京進奏院或者有錢的官員，對方收取一定的費用，然後開具票據。票據一半交給商人，一半寄往地方或留在京城。這樣，商人可以輕鬆地遊走四方，一旦需要錢，無論在京城還是回地方，只要拿著票據就可以兌換現錢。
除了替商人提供方便，唐朝的進奏院還衍生了許多新功能，比如，為地方的長官在京城購買私宅等。由於這些附加的功能，「駐京辦」無形中成為腐敗滋生的溫床。
明朝「駐京辦」成為各地官員賄賂對象
明朝時期，不存在真正意義上的「駐京辦」，但明建立之後，統治者認為，類似進奏院職能的機構還是需要的。於是，便新設了一個叫做「通政司」的部門。復旦大學的高老師分析說，其實這個部門也同樣起著「上傳下達」的功能：掌管著將皇帝的命令通傳下達給地方，收受、檢查地方及內外奏章和申訴文書，奏報四方臣民的動態、陳情申訴及軍情、災異等事。通政司取消了進奏院時期地方派員駐守的中間環節，直接受皇帝管轄，與六部平起平坐，權力很大。
因為它的存在，使皇帝耳聰目明，能夠及時瞭解執政的得與失和政策的落實程度，有時也是皇帝選拔官員的評價渠道之一。為此，各地方部門對通政司官員極盡阿諛奉承之能事，哪怕是正常的工作內容，也都會用金錢鋪路。《儒林外史》第七回說：「二位官府封了銀子，又寫了一封薦書，薦在那新升通政司範大人家。」而每到傳統節日，各地都會派人進京，用金錢通路，為各種事項活動。通政司便是他們必去之地。
雖然中央集權登峰造極，地方官不敢公開在京師設立「留邸」，但仍然設立了「會館」來充當「駐京辦」功能。會館乃一種民間機構，外官進京述職、外地舉子進京趕考，常常在會館住宿。同時也是地方大員派幕僚、下屬進京長期打探消息，或者讓自己在京的關係網向自己通報京城情況，打通與朝廷各種關係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