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早點上學,在領我去學校報名的路上,爺爺教我如何瞞報生日、年齡。校長收下了我,爺爺很高興,回到家裡談經過時,媽媽冷冷地說了一句:教這點小的孩子撒謊!
學是上了,但沒過幾天,班主任老師找到家裡來了,說:小孩還太小,先在家裡呆一年吧。我媽說:「先讓小孩在學校試一段時間,實在不行就回來吧。」過了一段時間,老師高興地告訴我媽:「你的小孩學習還能跟上。」這樣,我就在學校留下了。
後來,也許為了消除爺爺教我撒謊的影響,我媽給我講了《狼來了》的故事。我記住了這個故事,記住了撒謊的危害。稍大一點的時候,還試圖用畫連環畫的形式表現這個故事。可見這個故事給我的深刻印象。
文革開始後,我這個不願撒謊的孩子遇到了麻煩
先是寫作文遇到了困難。那個時候,大家寫作文都是一個模式:遇到一件事情,該不該做呢?猶豫了。這時,毛XX的教導就在耳邊響起,於是就做了一件好事。
自己也做過好事,但不是每次作文都有可寫的。況且,即便做了,做的時候也並非都因為「想起毛XX的教導」。比如,在路上看見一個人拉車上坡,就上前幫忙推了。或者看他是同村鄰居,或純粹是同情,並沒有想起毛XX那條「一切革命隊伍的人,都要互相關心、互相幫助……」的語錄。可寫作文的時候,你就要這樣寫。寫了後感到很不舒服。所以從小學起,別的課程都不怕,就怕寫作文。其它功課、作業都會很快完成、上交,唯有作文,都要拖到實在不能再拖的時候才交上去。不是因為懶惰或困難,而是因為要經歷一番心靈的熬煎!
有時候,為了不再因為寫作文而苦惱,就想乾脆先跑到馬路上去做點「好事」,然後再寫在作文裡。可當自己真的打算這麼做的時候,反而覺得這更卑鄙了。因為前者是被動、無奈地撒謊,後者倒是主動地造假了。於是乾脆打消了念頭。
比如有一次,看到馬路上有一大堆牛糞,恰好帶著鐵鍬,就把它扔到路邊的地裡了。我突然意識到:這不是在「做好事」嗎?下次寫作文可算有寫的了。這個念頭剛一閃過,馬上覺得自己是多麼卑鄙!所以寫作文時反而不用它。
我真希望能擁有毛XX的教導適時地在我耳邊「響起」的特異功能,可總不行。不論幹好事,還是幹壞事,總是事情過去多長時間了,嚴格地說是要寫文章,開始搜腸刮肚時,才想起毛XX他老人家曾經怎麼說過。
在那個年代,到處講的是活學活用,立竿見影,其實全是撒謊、騙人的東西。任何一個純真、幼稚的心靈,都無法避免地要就在經歷這樣的熬煎。
前面說過,文革開始前,我們學校有兩個「劉老師」。文革開始後,家庭成分是地主的劉老師不管事了,貧農出身的劉老師掌權了。掌權後的貧農出身的劉老師決定幹一件大事:搞一次規模龐大的「活學活用毛XX著作講用會」。大到什麼程度?全校師生每個人都在全校大會上講。老師在佈置時還鼓勵我們,「最好脫稿演講、要流利、要激昂」。
在佈置後的一段時間裏,大家都在忙著寫自己的演講稿,我卻面臨更大的心靈的熬煎:這回怎麼應付?茫然若失地到處轉悠,卻被老師呵斥:你的稿子寫完了?只好訕訕地離開人群,去找一個能獨自呆的地方。
「講用會」終於召開了。全校學生一連幾天坐在大操場上,聽一個個同學登臺講他們編造的一個個徹頭徹尾的謊言:毛XX的教導總是及時地在空中或者耳邊「響起」,一次又一次地挽救了一個個差點墮落的靈魂!(這種宣告靈魂被拯救的過程,恰恰是靈魂墮落的過程)
在這個「革命」的隊伍裡,隱藏著一個把良知看的比對毛XX的忠誠更重要的人。他也曾經寫過一些片斷,猶豫再三最後還是撕了。現在,他是唯一沒有做好準備人,對於這樣一場嚴肅的活動,採取如此消極的態度,其性質不用說是很嚴重的。我知道我成了異類,混在革命隊伍裡,緊張又無奈地等待著被揭穿、被揪出的那一刻。
記得剛上一年級的那會兒,有一次調皮,想放屁的時候把屁股對準了一個女同學。女同學哭了,引來了那個貧農出身的劉老師。照常規,老師應當訓斥我幾句或者讓我罰站就可以了。我也做好了接受這樣的處罰的心理準備。沒想到劉老師聽了女同學的哭訴後,大喝一聲:
「什麼成分?!」
這一聲大喝,嚇得我渾身哆嗦,囁嚅了半天,說:
「上中農」
「就知道不是好成分!怎麼,難道你還想騎在貧下中農頭上拉屎拉尿嗎?告訴你:這樣的日子再也不會來了!」
我扭頭看了看被我氣哭的女同學,心裏一愣:天哪!我怎麼那麼倒霉呢?偏偏碰上一個家是貧農成分的同學,要知道問題如此嚴重,還不如找個同是上中農家的孩子開玩笑呢!
好在老師也沒有進一步處分我,從此我知道自己是個成分不好的人的,處處要小心。
混在革命隊伍裡的我仍在思考這個問題:為什麼別人能接受這場撒謊的遊戲,自己卻接受不了呢?難道真的是因為我的出身不好,對革命、對毛XX沒有感情?
演講的順序完全沒有規律,由劉老師點名決定。第一天,老師沒有點我,第二天也沒有我,於是我心裏產生了一點僥倖:也許老師會忘了我,從而躲過這一劫。但在「講用會」進行的最後一天,嚴格地講是在僅剩的幾個人中,老師點到了我。
那一刻,我像偷了東西被人抓住的賊一樣,挪著雙腳,來到全校師生前面放著一張辦公桌——主席臺前。我沒有勇氣站在這張桌子的正前面,只是怯懦地、卑微地站在桌子的一邊、扶著桌子的一個角,開始了我的「演講」,當然沒有講稿——這在全校是唯一的。那囁嚅的聲音恐怕只有自己聽得清楚。
「有一次,我在馬路上遇到一個……後來想起毛XX的教導……我就干了。
「有一次,……讓我去幹一件什麼事,我不想去,忽然也想起毛XX的教導……後來我就去了……
「還有一次,我……」
總之,與其是演講,倒不如說是一次小丑的表演。那一兩分鐘的時間,對我來說就好像過了幾個世紀。
在一旁觀看的這次講用會的組織者,貧下中農出身的、掌管學校的劉老師氣壞了!
在隨後的全校師生大會上,我成了重點批判的對象。他那無不憤怒的講話持續的很長時間,大部分是批判我的:
我是壞了一鍋湯的耗子
蔣介石學習成績倒好,他不是反革命嗎?
我手裡拿的一根笛子,這證明我的志趣是‘靡靡之音’。
笛子被沒收並摔碎了。我無聊時用笛子在土操場上捅了一個小坑,這也被老師發現,說我是在「自掘墳墓」!
最後,劉老師在講話的宣布:我是本校的「小四類分子*」,要求大家都監督我,改造我!
天鑒可憐:那時我不過是個九歲左右的孩子!
劉老師在最後幾句話把我嚇壞了。要知道,在農村,「四類分子」就是那種成天搭拉著腦袋,任何人都可以欺負,大氣不敢喘一聲的人;就是隨時可以抓過來,給頭上戴個尖尖的紙帽子,脖子上挂個木牌,一根繩子牽著,就可以在村裡游鬥一圈的人;就是隨便有個隆重一點的會議,呼之即來,安置在主席臺兩側,低頭垂臂地示眾,到會議結束再打發回家的那種人。我成了這樣的人,不就完了嗎?
那天下午,我獨自一人來到靠著學校大院的土崖上,坐在那裡,靜靜地、傷心地俯看著我生活了幾年的這座學校。我不知道我為什麼把事情搞得一團糟,只是在想:我成了「小四類分子」,這裡還能待下去嗎?
思考的結果是,在決定離開之前,先再待幾天,看看情況再說。
第二天,我模仿「大四類分子」們那種低眉順眼的樣子,規規矩矩、老老實實、一聲不吭地繼續上學,同時暗中觀察同學們對我的態度。幾天過去了,卻發現一切跟過去並沒有什麼兩樣。噢,原來老師宣布的那個並不管什麼用!於是我心釋然了。
再過了一段時間,我甚至恢復了先前那種頑皮的個性。
*(地主、富農、反革命、壞分子,通稱四類分子,屬於專政對象。在城市裡還加上右派,是五類。規規矩矩地接受貧下中農的監督改造,是四類分子們的唯一出路,隨時低頭認罪是接受改造的起碼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