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交車上書」發起的四天前，他率先以臺灣舉人的身份上書，揭開了內地十八省舉人聯名請願的序幕；《馬關條約》簽訂的八年後，他仍然以臺灣貢生的資格應試，創下了臺灣三十二名進士榮登金榜的記錄。在中華民族蒙受恥辱的危難關頭，在海峽兩岸同仇敵愾的崢嶸歲月，在大清帝國瀕臨崩潰的特殊時期，作為一名炎黃子孫，一名知識份子，一名晚清官員，他用激憤，用義舉，用政績，用自己的身心，詮釋了一位台籍義士泣血保臺、勤政愛民、忠於職守的愛國情懷。他，就是臺灣最後一名科舉進士——汪春源。
汪春源（1869—1923），字杏泉，又字少羲，晚年自號柳塘，清代臺南府治安平縣（今臺南市安平區）人。汪春源自幼喪父，在母親的教導下，他發奮苦讀，頗顯才氣，十四歲中秀才，十八歲入海東書院，二十歲中舉人。光緒二十一年（1895）春，汪春源赴京參加會試，康、梁也在其中。等待發榜時，《馬關條約》（4月17日）簽訂的消息突至，舉國震驚，萬民同仇，在京應試的舉人群情激憤；而「割讓臺灣島及所有附屬各島嶼、澎湖列島給日本」以及「臺灣澎湖內中國居民，兩年之內任便變賣產業搬出界外，逾期未遷者，將被視為日本臣民」的條款，則更讓那些無家可歸的臺灣舉人莫不「垂涕」「哀之」。
4月28日，汪春源聯合羅秀蕙（嘉義縣舉人）、黃宗鼎（淡水縣舉人），找到戶部主事葉題雁（臺灣縣進士）、翰林院庶吉士李清琦（彰化縣進士）等，聯名向都察院上書疾言：臺灣為中國東南門戶，「無臺地則不特沿海七省岌岌可危，即京畿亦不能高枕」；割讓寶島，臺民「如赤子之失慈母，悲慘曷及」，「臺民終不免一死，然死有隱痛」。同時，他們還發出了400萬臺民誓死抗日、保家衛國的心聲：「與其生為降虜，不如死為義民」（《清光緒朝中日外交史料》）。在維護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的舞台上，以汪春源為代表的臺灣民眾，從血脈中，從骨子裡，迸發出了榮辱與共的民族大義和不屈不撓的愛國熱忱。
正是受到這種義舉的感染，正是注意到「士氣可用」，維新派領袖康有為、梁啟超才發動了應試舉人簽名上書，「連日並遞章滿察院，衣冠塞途，圍其長官之車」，才有了5月2日「合十八省舉人於松筠庵會議，以一晝二夜草為萬言書，請拒和、變法、遷都」（《康南海先生自編年譜》）的「公交車上書」事件。但是，都察院以《條約》已經生效，無法挽回為由，拒絕接受包括汪春源在內的1300多名舉人的愛國請願。「公交車上書」雖然沒有取得實效，卻喚起了國民的自強和革新意識，維新派也由此登上了歷史舞臺。在事關民族榮辱的歷史時刻，汪春源第一個勇敢地站出來振臂高呼，堪稱「公交車上書」第一人。
家鄉被割讓後，汪春源恥為「倭奴」，黯然內渡，先在廈門史巷寄居，後到福建南安尋根，最後落腳在龍溪縣（今福建漳州振成巷）。之後，汪春源懷著儒生安邦定國的夢想，決心「達而濟天下」。然而，隨著時局的動盪，他的仕途命運也變得坎坷起來。光緒二十四年（1898），汪春源中得貢生，卻正趕上「戊戌變法」，殿試被取消。次年，補行殿試，不料貢院於「庚子事變」中被八國聯軍燒燬。二十九年（1903），時局稍穩，兩科合併，汪春源再次赴京趕考。當時，臺灣已割讓八年，清廷害怕激怒日本殖民者，不許臺灣貢生據實填寫籍貫。但是，汪春源心系寶島，毫不畏懼，在「親供」（履歷表）上依然堂堂正正地填上了「臺灣省安平縣」，並中得三甲第120名進士。因此，汪春源成為臺灣科舉史上的最後一名進士。
考中進士後，汪春源「簽分江西」，首任江西「文闈同考官」。期間，汪春源「薦拔半多寒峻」（《汪進士自述》），即他所選拔的人才，多半是窮苦生員。除了在政治上傾向於寒門學子，他還在策問題目上標新立異，積極引導，如1903年江西鄉試時，就有「西國學術有形而上、形而下之分，其已成學科者凡幾？要旨若何？」和「保商之法，阻來貨，獎外輪，務令出口之貨常多於進口，乃征諸英吉利自行平稅之政，而商務大興，其進出之差為負而商利自厚。其故何歟？」（《江西闈墨》）等等。這種著眼將來、與時俱進的思路，使江西生員較早地接觸到了西方學術、國際貿易、西方兵制、外交政策、海上霸權等各種理論知識。這種構想，與林則徐的「放眼世界」和魏源的「師夷長技以制夷」，有著異曲同工之妙。
考務結束後，汪春源被下派到南安府大庾縣，負責處理稅務。期間，他「剔除中飽，嚴杜司巡苛勒留難諸積弊，凡各陋規，和盤托出，化私為公」，上峰對他的評價是「該令奉公潔己，辦事認真籌劃，甚資得力」。不久，汪春源被提拔為宜春知縣。在宜春（1904—1905），汪春源堪稱辦案高手，如他在「索詐碎搶」中批註：「物必腐而後蟲生，該僧住持慈化寺如果恪守清規，毫不非為，羅才森縱非善良安能平空索詐，糾黨毆掄，其中顯有隱匿別情」；在「預奉存防」案中批註：「男女婚姻全憑庚帖媒證，氏孫珠牙雖經李行茂面許女妻之，既未行聘納採，何致遂收氏孫姓名入伊家乘，且近既因事挾葛，彼此不願聯姻，曾經中保處明，前言作為罷論，何致尚慮有他」。字裡行間，閃動著當年他據情推理、明查秋毫的身影。
由於和袁州知府的意見不合，汪春源任職不長時間，就被調離。此後，汪春源歷任南康府建昌縣、安義縣和饒州府安仁縣三個地方的知縣。為百姓辦實事、辦好事，是汪春源始終秉持的為官之本。尤其是建昌（1905—1907）和安義（1907—1911）的六年時間裏，他審理案件、嚴禁刑訊逼供，禁絕煙賭、創設戒菸善會，妥善處理教案、促成民教相安，建邑學堂、捐購圖書、推動教育和改善教學條件，正是他「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真實寫照。汪春源這種立足實際、幹事創業的精神，得到了上司朱雲甫的高度評價：「該令……莫不實心經理。……其治理之感人者深矣。有執私不能幹，砥礪任事，實為州縣中不可多得之員，政績實在卓著」。汪春源不僅被朱雲甫以「大計卓異」舉薦，同時也贏得了「勤政愛民」的口碑。
然而，隨著大清帝國的垮塌，歷史留給他能夠有所作為的時間已經不多了。光緒三十七年（1911），汪春源調任安仁縣，但「履任未久，適值光復」，於是將最後一批稅收款足額上繳了清廷。民國政府派來的官員，與汪春源「交接」工作時，根本不相信人世間竟然會有如此忠於職守的晚清官員，認為他私吞了稅收款，並強令他如數上交新政府。無奈之下，汪春源只得自己掏錢，再上繳一次了事。隨即，汪春源兩袖清風地從江西安仁回到了附福建龍溪，從而結束了歷時八年的官場生涯。此後，汪春源以教書為業，同時也積極參加各種愛國活動。當時，實業家林爾嘉在鼓浪嶼成立了「菽莊吟社」，汪春源應邀加入，時常與眾多內渡台籍才子站在海濱眺望臺灣，吟詩作賦，抒發故土情懷。民國十二年（1923），汪春源因患肺結核病，在龍溪逝世，享年54歲。次年，葬於龍海九湖林前村。汪春源著有《柳塘詩文集》，後在戰亂中遺失。
作為一名封建科舉進士，汪春源難免有排斥資產階級革命的一面，如《汪進士自述》中的「當戎馬倥傯之會（註：1911年10月爆發的武昌起義），保衛地方，幸無貽誤」，就反映出了他思想上的這種侷限性。在改朝換代的鼎革年代，汪春源堅持站好最後一班崗，做出如此「忠君愛國」的舉動，是可以被理解和原諒的。汪春源不愧為臺灣進士的驕傲，中國文人的脊樑。歷史的風雨，雖然吹破了他的門第，沖毀了他的墓碑，但汪春源平凡而又偉大的愛國情懷，以及海峽兩岸攜手反對割地、保家衛國的感人史實，卻是所有心系領土完整、渴望祖國統一的人們所永遠都不能忘卻的。北京國子監的明清進士碑上，至今還保留著汪春源的姓名和事跡拓片；無聲的碑文，一直在默默地頌揚著這位台籍熱血文人堅韌的骨骼和不朽的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