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危機時代各國貨幣政策陸續退出之際，人民幣匯率與利率面臨巨大壓力之際，中國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擴容，外部經濟專家由一人擴充到三人。樊綱先生卸任，周其仁、夏斌、李稻葵三位進入。
這是我國行政體系改變的又一跡象，就是在體制中引入越來越多專家。從衛生部、科技部到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有越來越多的專家進入行政體系。衛生部、科技部等行政部門是一流專家直接擔任官員，等同於正式進入行政序列，如衛生部部長陳竺、科技部部長萬綱，那麼，進入貨幣政策委員會的專傢俱有建言權。專家「入閣」必須轉變身份，從科學家或者專家主要成為政治家，而進入貨幣政策委員會的專家依然堅守自己的專家身份，他們的作用是建言獻策。
由貨幣政策委員會專家的增加，無法得出我國的貨幣政策將由專家決定的結論。
首先，設立於1997年7月的貨幣政策委員會是個諮詢議事機構，根據國務院頒布的《中國人民銀行貨幣政策委員會條例》，貨幣政策委員會的主要職責是根據國家的宏觀經濟調控目標，討論貨幣政策的制定和調整、一定時期內的貨幣政策控制目標、貨幣政策工具的運用、有關貨幣政策的重要措施、貨幣政策與其他宏觀經濟政策的協調等涉及貨幣政策的重大事項，提出制定和實施貨幣政策的建議。
其次，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組成人選，除了專家之外，還有國務院分管金融業務的副秘書長、發改委、財政部、保監會、銀監會、證監會等各個重要經濟部門的官員，每個部門將從本部門掌握的情況、本部門的利益出發，對貨幣政策發表觀點。貨幣政策基於對宏觀經濟形勢的總體把握，我國的貨幣政策要兼顧經濟發展、就業與物價水平，是平衡體制下的產物。目前人民幣的匯率與利率政策，已經上升到政治、外交等層面，而絕不僅僅是個經濟問題。
第三，三個專家三種觀點，專家內部並非鐵板一塊。事實上，圍繞人民幣是否應該升值、如何升值等問題，各派觀點已經打破頭。
周其仁先生對制度經濟學著墨頗多，是個堅定的市場派人士。他一直認為，中國管制的匯率制度扭曲了價格，導致資源錯配，死盯住美元的匯率機製造成中國經濟結構的不平衡。在今年2月份的嶺南商道論壇上，周其仁先生表示，目前的通貨膨脹問題不是農產品、資源等個別商品價格上漲帶動的，而是貨幣供應過大造成的。周教授表示，目前解決的根本辦法在於釜底抽薪收緊貨幣發行，允許人民幣一次性升值。
而夏斌先生對於人民幣匯率則要審慎得多。3月29日，在接受記者採訪時指出，人民幣匯率應堅持有管理的浮動匯率機制，要盡快恢復到金融危機以前的浮動匯率。他同時指出，人民幣升值既解決不了美國的貿易問題，也不是美國的核心利益所在。美國不斷發債需要全球各地的資金注入，此時美國匯率上升是符合美國核心利益的。對於中國而言，既要改革，又要穩妥，應關注資產價格，以防泡沫產生；同時增加黃金儲備，為未來人民幣成為國際貨幣打下基礎。
夏斌先生一直堅持人民幣匯率市場化不應過於激進的觀點。2007年港股直通車推出之際，夏斌先生表達了不同觀點。他認為，港股直通車有許多弊端，過於激進，因此提出三限制，就是限市場、限渠道、限額度，把人民幣資本項下的流通控制在政府可以掌控的範圍之內。這個建議阻擋住了激進的角度，避免當時港股直通車推出，使內地投資客像B股市場一樣在高位接盤。
而李稻葵先生則視時勢不同，有不同的貨幣見解。在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之際，主張政府應該實行寬鬆的貨幣政策與刺激性的財政政策，但考慮到今年中國經濟將會有一個較高的增長率，通脹形勢也比較嚴峻，如果CPI超過3%，再考慮到未來的通脹預期，貨幣政策當局會通過加息來進行調整。
這樣的三種觀點在大多數時候無法達成一致。雖然程度不同，但有一點是共通的，就是目前貨幣政策過於寬鬆，周其仁先生表示，過度擴張政策帶來的成功是有代價的，現在已經到了政策必須退出，讓市場來決策的時候了。而夏斌先生則認為，2009年貨幣政策整體描述是過於寬鬆，而不是適度寬鬆，今年貨幣政策的基調是「回歸正常狀態下的適度寬鬆」，以應對依然複雜的經濟形勢。李稻葵先生則暗示了如果CPI超過3%有加息的可能性。因此，理論界的共同結論是，目前的貨幣政策過於寬鬆。這一聲音將與央行內部的聲音互相激盪，越傳越響。
最後，三位專家能否增加央行的獨立性？準確地說，三位專家的存在會讓央行聽到更多的見解，聽到更多的聲音，卻未必能增加央行的獨立性。全球金融危機之後，各國央行的獨立性在下降，至於中國央行，從未獲得過獨立性，又何來增加獨立性之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