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The Guardian: Ai Weiwei: 'I have to speak for people who are afraid'
譯文：《衛報》：艾未未：「我必須為恐懼的人們代言」
作者：Tania Branigan
發表時間：2010年3月18日
譯者：xiaolin
校對：hai freetrans, G.xiaodi, Andy Cheng, A C
引言
今年秋天，艾未未，這位中國最敢言的藝術家，將負責設計泰特現代美術館的渦輪機展廳（Tate Modern's Turbine Hall）年度展覽。在這裡，他要告訴我們的是，他的藝術和政治活動是如何的不可分割。
正文
如果你是第一次見到艾未未，你會發現他似乎跟花崗岩一樣堅固和平靜。他會默默給你帶路到他家，然後安靜地坐在一張長長的木桌的一端。但在他位於北京郊區的家中那優雅而開放式的牆壁上，掛著一副照片：那是一隻豎起中指的手。其實，他要說的話有很多。
實際上，他說的話實在太多了，以至於53歲的他，在中國已經不僅僅是一位最著名的在世藝術家，而且還成為一位堅定的當局的批評者。泰特現代美術館最近宣布，今年下半年的渦輪機展廳將推出艾未未的作品展，這喚起人們對他的作品的注意，而這幾年他所參與的社會和政治批評活動幾乎已經蓋過了他的藝術作品。艾未未如今最為人所知的，恐怕就是他通過接受採訪、記錄片以及最重要的網際網路，對官僚憤怒而不斷的譴責。
在推特上，他用憤怒和諷刺、事實和警句發起猛烈批評，受到大約2萬6000個粉絲的關註：「沒有什麼戶外運動比向獨裁政府扔石塊更加優雅；沒有什麼混戰比那些發生在賽博空間裡的鬥爭更加令人振奮」，最新的一條信息這樣說。
「人們經常說，一段時間之後，我變得更加敢說了。其實這都是因為有了網際網路——如果我們沒有這個技術的話，那麼我會跟其他人一樣；我自己無法擴大我的聲音」，他說。
但是這些聲音早在他的童年時代就已經埋下了種子。「我過早經歷了人世的蒼涼。那個時候我還很小 」，他說。這聽起來似乎有點誇張，但是如果你看看他的個人經歷，這樣說就不足為奇了：童年時代，艾未未在中國大西北的戈壁灘邊緣地帶的勞改農場度過了好多年。他的父親艾青，是一位藝術家，曾是中國最受人尊敬的現代詩人之一，但在1950年代末的反右運動中冒犯了當局。生活變得動盪，他的父母基本無暇顧及他們的子女。「我那時候就像一個處在風暴中心的小男孩，總是對眼前無法理喻的環境感到恐懼和吃驚。你無法比較，因為你根本無法想像另一種生活可能會是什麼樣子」，他說。
艾青是一位有國際視野的知識份子，曾翻譯過象徵主義詩人的作品，卻在好多年的時間裏被迫去打掃廁所。「有時，他會給我們講他的經歷，比如，他早年在巴黎的經歷，以及他所喜歡的繪畫和藝術品——總是一些充滿樂趣的事物」，艾未未說。「但這些事物與我們所處的艱苦環境沒有絲毫關聯。有好幾年，他連一天休息的時間都沒有。 我們總是看到他帶著一身疲憊，無精打采地回到家裡，只能躺下睡覺。」
艾未未的《永遠》，攝影：Ren Zhenglai
遇上好天，艾青會振作精神，然後和孩子一起玩，為他們畫素描。他能夠用寥寥數筆描繪一幅場景，這激發了他兒子的想像力，但是他從未鼓勵他的子女從事藝術創作。「我猜他是想保護我們，因為那個時候成千上萬的藝術家和作家受到嚴厲整肅」，艾未未說。
但是，一位親戚卻鼓勵艾未未報考北京電影學院。那是文革剛結束的1978年，學生們蜂擁而至，湧過重開的大學之門，這當中就包括如今廣為人知的導演張藝謀和陳凱歌。對許多人來說，那時的大學氛圍令人陶醉、靈感迸發， 人們滿懷創造力，盡情探索西方文化。 但對艾未未來說，這一切卻是沉悶而教條的。「我想要的就是自由，因為我的生活一直是處在強烈的束縛和壓制之下的」，他說。
艾未未的《瓷泡》(Porcelain Bubbles)，攝影：Lynne Sladky/美聯社
因此，在20歲出頭的時候，他收拾起行囊，來到紐約尋求不同凡響的藝術——他當時大概是這麼想的。「我很受震動。我是一個來自戈壁灘的年輕人，在我成長的環境裡幾乎沒有電，但突然間，我闖進了 這樣一座充滿活力、高速運轉和充滿各種瘋狂事物的城市」，他說。他對美國的模糊印象基本上來自沃特·惠特曼的詩歌和有關美國的早期文獻。「我愛紐約，愛它的每一個角落。當時這是一座讓人有點恐懼的城市，但在視覺上和知識上，這座城市給我帶來的興奮感又是如此強烈。它像一頭怪物。」
但12年後，當他的父親病倒之時，他返回了北京。但他在美國的時光卻沒能帶給他什麼值得炫耀的資本，至少從外人的眼光來說是如此。「我沒有發財，也沒有什麼地位，更沒有成為美國夢的一部分——我沒什麼成就。我沒拿到文憑，沒有獲得美國國籍——在早期赴美的中國學生中，我算是異類；這兩樣東西，他們都拿到了。我沒有結婚，沒有一個像樣的工作，不會開車。所以我母親認為我似乎從來不曾去過美國似的。她甚至都不好意思把我介紹給她的朋友們」，他開玩笑地說。
他的父親感到他回國後的不適應，給他提了一些建議：這是你的家，不要太客氣了。把這個國家當作你自己的家，做你想做的事。如今，作為一位藝術家，艾未未依然對父親的這些話心存感激，儘管中國政府不會這麼想。艾未未參與設計了為2008年奧運會而建的「鳥巢」國家體育館，但隨後又尖銳批評中國「令人憎惡」的政治環境，以及把奧運會當作宣傳的手段。從那時開始，他已經參與支持了好幾項敏感的議題，其中最令人矚目的是網際網路自由，以及為四川地震中死於倒塌的豆腐渣教學樓的孩子們伸張正義。其他與政府有抵牾的人都沒有走這麼遠，支持者擔心他本人的地位以及他父親的聲望的保護作用已經快到極限了。實際上，當局似乎越來越把他視為一個麻煩人物。他在中國的博客已經被關閉了，他的電子郵箱遭到黑客侵入，安全部門也已經檢查了他的銀行賬戶。去年在成都，警察拘留了他和同行的活動人士，阻止他們為調查地震學生死亡問題的活動人士出庭作證。在一片嘈雜中，警察猛擊了他的頭部，致使他頭部疼痛；數週後，當他在德國工作期間，醫生發現他腦內出血，於是他做了一次手術。
艾未未的《光立方》(Cube Light)，攝影：Miguel Villagran
"我們無法保證生活永遠都是安全的，所以當一切還好的時候，我們應該盡情揮灑 」，他現在說。「我一直覺得像那樣的事情本可以不是那個樣子的。除此之外……我不希望這些不好的記憶、不好的事件阻止我的步伐，或者對我產生什麼影響。」
但是，他承認，政府日益不能容忍批評，「危險在增加」。 十二月，著名作家劉曉波因顛覆國家政權罪被判11年徒刑，是近年來對異議人士最嚴厲的懲罰之一。許多人覺得，相對而言，他沒有受到太大壓力，但他共同簽署一份呼籲政治改革的宣言的行為被證明是無法被當局接受的。
「政府正在採取行動反對那些和平表達意願的人。他們是作家——他們所做的一切只是通過網際網路表達他們的想法。這種表達的方式是十分明確的。政府試圖通過粉碎一 切促進變革的思想來保持穩定」，艾未未說。「他們也可能這樣對待我，因為我做的是同樣的事情，並且在許多情況下，我的批評更尖銳、更深入。但我一直覺得政府能夠從他們的錯誤中汲取教訓——他們應該學習，應該明白；他們應該跟其他人一樣有智慧。我對此懷有希望（感到樂觀）。」
父親的經歷留給他一種責任感，他說，「去為沒有機會為自己表達的一代人或者幾代人代言」。「同時我也必須為我周圍那些感到恐懼的人，那些認為無所謂或者已經徹底放棄了希望的人去大聲疾呼。所以，我想做一個表率：你能夠做到，大聲說出來沒什麼大不了」，他說。
當然，還有他的藝術。作為影 響日增的政府批評者，他的藝術作品同樣贏得了讚譽，例如，他的系列攝影作品「摔漢代罐」，表現的是他摔碎一個古代容器的場景。但對艾未未來說，在藝術創作 和他生活的其他部分之間進行區分是沒有意義的：「我並不擔心觀眾會被（我的政治活動）分散注意力——我擔心的是他們不會被分心」，他說，」我永遠不會說我僅僅是一名藝術家，或者說我有更高級的審美趣味」。
近幾年來，甚至他為畫廊提供的作品也變得 十分具有政治色彩，從而模糊了藝術和政治活動之間的界限——最近在慕尼黑舉辦的一場展覽上，他的題為《銘記》（Remembering）的裝置藝術由 9000個孩子的書包組成，指涉的是2008年四川地震中死去的學生人數。在藝術館的外面，引用的是一位悲痛的母親的話：「她在這個世界上幸福生活了七 年」。
艾未未認為他在紐約做過的保姆和家務這樣的零工，與他所接受的美術教育和西方文化同樣對他的藝術創作產生了影 響。他說，那個時候，他十分渴望成功，但只有在他意識到「成功並沒有那麼重要——擺脫了那種承認的包袱，人生會變得更加無畏和堅強」之後，成功才真正到來了。他覺得名望是一種負擔，賦予他一種表達的責任，同時也賦予這種表達一定的空間。「中國的崛起影響到每一個人，不僅事關它的公民」，他說，「除了廉價勞動力、製造業和它自己所謂的穩定，中國尚不能給世界帶來任何具有真正價值的東西。此外，我看不到任何來自中國的具有原創性的價值和思想。為了讓這樣的思想 發展能夠發生，我們需要一個更加合理的政治結構」。
但他說，他與這個國家的關係因為他與之發生的鬥爭而更加鞏固了。當被問到他是否擔心當局會有一天阻止他返回中國的時候，他發出既非大笑 也非嘆息的聲音。「已經有人講過，如果你離開，那麼你可能永遠都回不來了。或者他們根本就不讓你離開。這可能永遠是你要付出的代價」，他說。「但我不想限 制我自己：如果這種事情真的發生了，那麼就讓它發生吧。我必須應對它，而不是為此惶惶不可終日，因為那樣顯得很愚蠢。如果你太過為此擔憂，那麼你就成為它 的俘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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