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耀傑根據電子郵件整理)
2010年3月5日是遇羅克為抨擊文革時期的血統論,追求人人平等而獻身四十週年的日子。
一九六六年夏季中國文革期間,「老子革命而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的血統論言行席捲城鄉。中國各地開始以暴力手段清算有產者、反革命、壞分和右派及其子女。除了抄家,更有些地方開始直接虐殺這些已然成了社會底層的賤民。貧窮、革命、行伍出身者們高唱凱歌大開殺戒,恐怖氣氛籠罩著整個中國。正在此時,一九六六年秋,北京一位青年工人發表一篇長文《出身論》,嚴厲抨擊以家庭出身決定人格、地位和未來前途的觀點和做法,引發中國社會廣泛迴響。為此不到一年,這位勇敢的青年被捕入獄,不到四年,二十七歲的他為人人平等的言論和思想獻出生命。這位勇敢而不幸遇難的青年就是遇羅克。
四十年前的三月五日,是遇羅克被判處死刑的日子。遇羅克遇害九年以後的一九七九年,遇羅克一案獲得平反。不過,因為中國的言論控制和信息封鎖,文革後出生的人知道和瞭解遇羅克的並不多見。在這個特別的時間裏,記者專訪了現今旅居美國的遇羅克當年《出身論》發表的刊物,《中學文革報》的負責人之一,也是遇羅克的弟弟遇羅文先生,請他回憶遇羅克的言行,抒發他作為胞弟和同仁的感受。
北:謝謝您接受採訪。大家都知道,您的哥哥遇羅克是一位類似於馬丁·路德金式的人權英雄,現在中國民間社會,基本上我看都是這個評價。而且他是堅持人人平等這個普世價值把自己的生命都付出去了。我想先請您簡單介紹一下您哥哥遇羅克的生平和事跡。
遇:好。關於遇羅克的生平和事跡,我只說說感觸比較深的一些事。首先來說你剛才說的,羅克是為了平等這個普世價值而獻身,這個評價很好,我也是這麼認為。他最大的意義就在於是宣揚平等。我們都知道,血統論已經實行很多年了。我的印象從五十年代就開始實行了。為什麼?專制統治絕對要實行不平等,它要把人分成等級,這是一種統治方法。利用血統論很容易地把人分成三六九等,順理成章很有市場。只不過到了文革,血統論就更變本加厲了、更赤裸裸了。文革前血統論還不至於把出身有問題的人殺死,但是到了文革期間僅僅因為家庭出身就可以把人殺死。這就是文革前後血統論的程度上的差別。血統論實行了好多年卻沒有人敢去批判它,為什麼?因為明眼人都能看出來,血統論是專制政權離不開的一種統治手段,誰敢去觸動這個東西呢?到了文革,血統論已然到了這麼嚴重的程度,都要人命了,羅克能在一片沉默中挺身站出來批判,這是我最佩服他的地方。所以我給他定義是,他是一位英雄。
北:你比他小几歲?
遇:小五歲多,他是四二年出生,我是四八年。
北:文革時期以及文革前後中國社會普遍存在的血統論,比如戶口、檔案最重要的欄目就是家庭成份、出身,也就是說,家庭成份和出身決定了你在這個社會中的地位。所謂出身好的「紅五類」,也就是出身於革命軍人、革命幹部、工人、貧雇農、下中農家庭的人,天然地就要在升學、就業、入黨、提幹以及各種政治、經濟權利方面享受各種特權,相反,出身於所謂「黑五類」的人,也就是出身於地、富、反、壞、右家庭的人,名副其實地成為那個時代的賤民。他們在人格上就低人一等。但文革過去已經三、四十年了,現在的年輕人,恐怕已經不瞭解血統論最猖獗時的情況了。您當時雖然比哥哥小五、六歲,您記憶列還有沒有當年北京城鄉的那種血腥恐怖氣氛,還有當時的一些細節?您還有記憶嗎?
遇:那當然,我記憶猶新那!我當時是個高中生,那時我真有度日如年的感覺。為什麼?因為非常恐怖,你都不知道你明天是不是會被打死,因為你身邊就有許多人因為出身被活活打死了。比如北京一中和六中就有所謂的勞改隊、監獄……
北:您說是在學校裡嗎?
遇:對,就是在學校裡。這種監獄關了很多人,其中的學生就是因為出身不好,對那個「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對聯,你要是反對了,出身又有問題,你就被關到了這個勞改隊。這個勞改隊又幹什麼的呢?它們都有刑訊室,當然就更恐怖了,許多人在這裡被活活打死。其中有個叫王光華的學生,因為我們的報紙宣傳過這件事,對他印象較深,就是被活活打死的,這個小夥子本來身體很好。城裡還算好,過去血統論執行的時候,城裡也比較隱諱一點。但農村從五十年代就很不隱諱,地主的兒子就是地主,富農的兒子就是富農,根本不分什麼出身還是成分,小孩,成分是地主,那你就是小地主。結果有的也不分青紅皂白,連老地主帶小地主全家都打死。後來我曾經寫了一個《大興屠殺調查》,介紹北京郊區大興縣,幾天之內打死了三百二十五人,老的八十多歲,小的才出生三十八天。
北:都是所謂成份不好或出身不好的?
遇:對,所謂「黑五類」。
北:那是哪一年,記得嗎?
遇:就是在六六年八月底的事,到了九月一號、二號才停止了。我說停止是北京大興,不是意味全國都停止。湖南、廣西等省發生更大量打死黑五類及其子女的事,持續的時間很長。那時候在大規模打死人之前,北京還時行抄家,當然是抄階級敵人的家了。被抄完家如果發現是從農村來的,還要把他們趕回農村去,非常恐怖。到農村當然就更難受了,有的到那裡也被打死。我有的朋友被遣送,在火車上,火車開得還非常快呢,就被推下去了,就是不想讓你活。當時火車站每天都有一大幫一大幫的黑五類及其子女坐在火車站的廣場上等著被遣送,他們沒有行動自由,就跟要被賣的奴隸一樣。比奴隸還慘,奴隸不一定被殺,他們有可能就沒命。我們當時簡直就覺得度日如年,因為也不知道血統論究竟要發展到什麼嚴重程度。我們對反動對聯沒有表態的出身不好的人是不是有一天也要被打死呢?當時就是這樣一種恐怖狀態。
北:你哥哥站出來說話的時候,你跟他有溝通嗎,雖然你那時還很小?
遇:奧,我那時已經不小了,已經成年了,十八歲。他所寫的東西我當然很清楚。他寫《出身論》本身也很有戲劇性。他也是因為出身和日記被發現了,他們認為日記中有對毛澤東不尊敬的話和否定文革的話,把他關押在工廠裡受批判。那時工廠裡鬥爭也非常殘酷,他畢竟是年輕人,受的待遇還好點,當時工廠裡的黑幫和黑五類受到更沒有人性的折磨。比如工廠裡都有車床車出來的鐵屑,工廠紅衛兵就讓這些階級敵人不穿鞋在鐵屑上走或跪在鐵屑上。甚至還有,在吃飯的時候故意把饅頭扔在鐵屑上,讓他們撿起來吃,還不許把鐵屑弄掉。鬥爭的情況怎樣呢?用幾十斤重的大鐵板,寫上某某人的名字,打上孔,用很細的鐵絲掛在被斗的人的脖子上,鐵絲都會勒進肉裡,勒到骨頭。那時鬥爭這麼慘酷!就是在這種環境下,他開始醞釀《出身論》這篇文章。後來稍微緩和一點,允許他回家了,他就馬上把這篇文章寫出來了,給我們大夥看。我和弟弟到廣州串聯,就把它印出來了。
北:所以你們倆也是他的「小跟屁蟲兒」,也是支持你哥哥的。
遇:不僅我們支持他,連我父母也是支持他的,所以我覺得我父母也很了不起。因為他們就是資本家加右派身份,是正牌的階級敵人,也是有今天沒明天,說不定哪天被鬥爭打死。還不像我們可以找藉口只是出身,「我不是階級敵人。」在城裡還可以講這個道理,但他們沒法講這個道理,他們每說一句話、每個動作都可能帶來殺身之禍。那時有一句話「不許階級敵人亂說亂動」嘛。我說他們了不起,是因為他們要比我們承擔更大的風險,他們有很大的付出。
北:遇羅克那時候是二十四歲吧?
遇:是二十四歲。
北:據我所知,當時的官方政策,還有一個叫「重在表現」,出身是要看的,但著重的還是你的政治表現。為什麼在現實中表現出來卻是這樣殘酷血腥,好像沒有政治表現一說了?
遇:我剛才不是說過嗎,分兩個階段。在文革前有這個遮羞布,這是指在城裡。所謂黨的階級政策是「有成分論,不唯成分論,重在政治表現。」等於給出身不好的人一個機會,如果你要表現好的話,不拿你當階級敵人看待。農村可不是這樣,地主的兒子就是地主。其實這個政策耍了一個偷換概念的手段,故意把出身和成分混淆了。已經肯定你是地主、資本家了,其實你還是一個小孩。這只是一塊遮羞布。
北:血統論實際上是中共搞階級鬥爭的必然結果。
遇:對,你說的很對。不光是中共,你看亞洲其他國家,包括蘇聯,在列寧、斯大林時期也很講血統論。我哥哥那時就曾跟我講,有些蘇聯電影就宣傳出身反動的青年就是有問題,不能升學,又講出身不好的人必須和家庭鬥爭、劃清界限等等。在柬埔寨紅色高棉時期,也是很講出身成分這些血統論的,甚至讓出身有問題的青年親手殺死自己的父母、兄弟姐妹。可見專制政權都離不開這套東西。搞血統論,就可以很簡單地製造了人的等級,製造了不平等。
北:四十年過去了,今天的中國社會,仍然是極權社會專制社會,但是我們也可以看到,在社會生活當中,在填寫各類表格時,已經不再要求你填寫出身,這跟文革時期動輒講出身,甚至到醫院看急診,也要填出身,應該說是有了很大的進步,遇羅文先生,我們是不是可以說,人權先驅遇羅克所懷抱的理想、他為之奮鬥的目標是不是在某種程度上,得到了實現呢?
遇:我也是這麼認為。他所寫的文章,代表作是《出身論》,其實他寫了很多篇,十幾萬字的文章,《出身論》只佔了兩萬字。他寫的文章的作用是明顯的。自從《出身論》出現以後,大家對所謂的階級政策的合理性開始關注了,也開始討論了。《出身論》剛出現時,有些人覺得太不符合黨的階級政策了,太反動了。有人找到當時的文革領導小組組長陳伯達去了,就連陳伯達也不敢說這是反動的。為什麼?因為這篇文章寫得太好了。我在一篇文章中說過,遇羅克用毛澤東們的語言戰勝了毛澤東們。在邏輯上太周密了,無法把它駁倒。陳伯達也要考慮自己的面子,只能說「你們大家可以討論」。他不敢下結論。可見這篇文章啟發了好多人,所謂的階級政策還是很荒唐的。起碼大家明白了這個。所以後來不能再那麼理直氣壯地實行血統論了。這與羅克的文章和我們做的許多工作是分不開的。但是,現在雖然像你剛才所說的有些進步,比如僅僅因為出身就把人打死這種事是沒有了,把人分成幾種等級這種事好像也不那麼明顯了,但是現在還是專制社會,必然還存在著等級差別。比如農民只能當個農民工,不費出額外的代價就不能進工廠當個正式工人,與城裡人相比就是兩個等級的人,處境很悲慘。他為什麼悲慘,不就是因為他父親是農民嗎,這與血統論不是太類似了嗎?另外,你再看太子黨、權貴階層,都發了很大的不義之財。前些日子我看了一個統計資料,很少的權貴階層就佔了中國的絕大部分財富。這些人無非是因為他父親有特權,所以他們也有了相應的權力了。這不還是血統論嗎?所以只要還是專制政權,這些不平等是消除不了的。
北:我知道,在宋莊美術館陳列了一尊新近落成的遇羅克銅像。據說有的年輕人參觀宋莊美術館時,不知道遇羅克是什麼人,但是另一方面,也還是有人不斷來給遇羅克獻花。您對這種現象有何評論?
遇:我認為這種現象很正常。有人遺忘,是因為官方有意讓人遺忘,不許知情的人去說。也有的人自己有意識去遺忘或不想知道,比如我有時候去告訴一些人關於中國的悲慘的事情,他們就會說「我不關心政治,也不知道那些事。」他們也不想知道,聽都不想聽,為的是不去表態。這也是很長時間教育的結果。正如一句俗話:「各掃自家門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好多人變得很自私,有時最終傷害了自己都不知道。尤其是四九年以後,毛澤東政權充分利用了人們的這種劣根性。比如反右和歷次運動都把那些關心別人的人打成了階級敵人,像彭德懷就是因為關心了餓死的農民就被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許多右派份子也是因為關心了社會和別人才被劃為右派,種種教訓就是告訴我們不要關心身外的事。所以很多人對中國許多重大的事件都不知道並不奇怪,他們不光不知道遇羅克,有些人甚至連「五月三五」都不知道,再追溯幾十年前的事就更不知道了,比如土改時有些人被活活打死了。被打死的地主大多是勤勞致富的人,他們積累了財富才能使社會進步,這些人其實是對社會有貢獻的人,如果大家都想吃光花淨,這社會還怎麼發展呢?這麼多地主都被打死了,可是到現在很少有人提議對他們或他們的後代做些應有的賠償以及恢復他們的名譽。另外,你剛才說有人到遇羅克銅像獻花也很正常,因為這個社會總會有些人是很有良知的,他們就是要關心身邊以外的事,只是過去這些人很少,現在是越來越多了。……
北:遇羅克遇難四十年了,您認為,他最重要的精神遺產是什麼?他對於今天的中國意義何在?
遇:我認為他最大的精神遺產概括起來就是兩個字——「平等」。這平等的理念在中國還是需要啟發很多人的。大家都知道,自由和平等是互相依存的兩兄弟,是相輔相成而離不開的。如果沒有自由,不平等很難消除,反之,沒有平等還談什麼自由呢?拿羅克來說,也不可能每件事面面俱到什麼都說,他也只能撿當時最要害的去說,能說到這一步已經很不容易了。在中國如果真實現了平等,社會就會很好很好了,意義在這兒。剛才我說了農民工、特權階層,可見社會還存在著很大的不平等。再比如攔截上訪這件事,甚至有些地方提出越級上訪是違法的,寫成了大標語——夠多麼荒唐!就好像兩個小孩打架,甲小孩欺負了乙小孩,結果規定乙小孩只許找甲小孩的家長告狀,這本來就夠荒唐的了,更荒唐的是還規定乙小孩只能找甲小孩的爸爸,不能找他爺爺。如果甲小孩的爸爸是個護犢子,那麼乙小孩的冤就永遠申不了。欺負人的人堂而皇之地受到了保護,被欺負的人連申冤的機會都沒有,這是多麼大的不平等!還居然大言不慚地寫在了牆上。可見這個社會不平等的思想在人的心裏有多麼根深蒂固。
北:您舉這些例子的意思是不是說遇羅克追求平等的理念和行為,在當今中國社會仍然有現實意義?
遇:是的。不平等現象除了體現在訪民,農民工們,遭受不公正待遇的底層人,還有特權階層的存在。所以我們今天紀念遇羅克,不僅僅是為了記住歷史,繼續堅持追求平等,將對未來中國產生積極影響。這是很長期而且很重要的一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