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訪談的對象是北京市海淀區一位普通的外地孩子的家長，我們希望通過和她的談話記錄下她和孩子的整個遷徙和求學的歷程。雖然這是她們家庭獨有的經歷，但作為在北京工作、生活的千萬外地人之一，從她的講述中我們仍然能看到所有外地家庭已經面臨或即將面臨的困境。
孟女士是一個孩子的家長，她的孩子現就讀於海淀區的一所小學，今年上六年級。作為一個外地家長，孟女士有著和千萬外地家長相似的遭遇；但作為一個個體，孟女士又有著與眾不同的經歷。
孟女士和他的丈夫都是新疆人，從大學一畢業他們就分配到在當地的一所國企上班，一幹就干了十三年。「我跳出單位的時候同事們都很震驚，有的還說我是瘋了。記得我當時（2004年）連上獎金一個月九百塊錢，單位倒是分了套房，但覺得我不能再待下去了。在我看來，整整十多年，新疆一點發展都沒有。我和我先生在大學的時候學的是電力專業，但工作後我一直在坐辦公室，大學學那些東西沒有一點用。而上海是個發達城市，那裡肯定會有我們的機會。後來我先生經過不斷的努力以人才引進的方式去了上海，然後我們一家都遷了過去。」孟女士回憶道。「當時落的是集體戶口，按政策可以在上海買房後落戶。但我們剛到那兒的第二天，公司就把我們派往北京的新部門。也就是說我們在上海沒有待過一天就來到了北京，而我們的戶口卻是上海的集體戶口。這樣我們就糊里糊塗的成了擁有上海戶口的 「北漂」一族。但真正困擾我們的，還是孩子在這裡的上學問題。」
「我們2004年三月份來到北京然後在海淀區租了房子，第二天我就開始為孩子跑學校，畢竟孩子上學的事不能等。我去的第一所小學，校長直接跟我要借讀費 6000。我當時問他為什麼要那麼多錢，能不能開個收據？其實我的意思是想讓他便宜點，不給收據也行。誰知道他說，‘我是校長，想要多少就要多少。你們這些外地人就知道告狀。’我聽了非常氣憤，對他說，‘這是我的孩子，我想讓他在哪兒上學就在哪兒上學。’說完扭頭就走了。雖然第一次找學校沒有成功，但我也積攢了一些經驗。我發現低三下四的求學校是沒有用的，必須明確的捍衛孩子接受義務教育的權利。一個星期後，我又去了另一所學校。這次和校長的交談，我沒有發火，但是態度很強硬，堅決要學校免費接受孩子入學。在我的一再堅持下，校長也攤派了，‘兩千塊錢，不上就走。’最終我的孩子交了兩千快的借讀費，還算順利的進入了這所學校。據我所知，其他所有的外地家長都交了六千。」
「那一年學校開設了五個班，一、二班作為外教班留給了有北京市戶口的孩子，而外地孩子都集中在三到五班。前四個班平均每班40人，而我家孩子所在的五班只有十幾個人。到二年級的時候由於三、四班有的外地孩子走了，於是把五班解散並入到這兩個班，我家孩子在四班。其實所謂的外教班也就是每個孩子要每學期多交 450元的外教費，但即使這樣也還是有一些北京的孩子因為交不起錢而被分到了三、四班。不過這樣的情況很少，這兩個班每班只有一兩個北京孩子，其他都是外地人。而一、二班正好相反。在師資力量方面，前兩個班的老師教的相對都要好一些，也更加負責。而三、四班的老師則良莠不齊，比方說有一年的語文老師原來是在學校打掃衛生的，還有一學期的數學老師分別由不同的五個老師帶過課。
「這裡面存在很多問題。有一次英語考試全班38個孩子只有6個及格，也都是60多分。我家孩子考了20多分，很多隻考了個位數。我去問他們的英語老師為什麼會出現這種情況。誰知道他卻先質問我家孩子有沒有報他的英語輔導班，還說要是沒報的話就永遠考不及格。原來他在課上什麼都不講，所有內容都留在收費的輔導班上教。我聽後很生氣，並且告訴他我家的孩子永遠也不會上他的輔導班。從那以後，我每天都給孩子補習英語。當年的期末考試，我家小孩的英語考了滿分。那個老師見到我都不敢和我說話，灰溜溜的就走了。」
「三、四班的情況確實很糟糕，我很想給孩子調到一班去，因為那是一個重點班，除了一個外地孩子外全部都是北京孩子。我想了很多辦法都沒有用，最後在其他老師的提醒下，我分別給了年級主任和一班的班主任各一張一千塊錢的購物卡。這樣，我的孩子才調到了一班。去了一班後，每學期都得多交450塊錢的外教費。其實所謂的外教基本上很少露面，更談不上什麼教育了。外教費也就是變相的亂收費，這是一個公開的秘密，但所有的家長都不得不承受。」
「2009年孩子升到了五年級，我們當家長的就要開始忙碌了。首先是孩子的學籍問題。由於我們是上海戶口，上海義務教育階段實行5加4，而北京是6加3。此前孩子的學籍一直保留在上海，北京的借讀生按政策只能辦理臨時學籍。當時我們面臨兩個選擇。第一，全家回上海。這樣的話，孩子接受免費的義務教育不說，還能正常的升入初中。但我和我先生不得不放棄在北京打下的事業。況且在北京我們已經生活了六年，而對於上海則是一個完全陌生的城市。第二，如果選擇留在北京，那麼利弊正好與之前的相反。經過反覆考慮，最終決定先由我辭去工作帶著孩子回上海辦理學籍保留，而我先生則留在北京繼續他的事業。於是我們和就讀的小學請了一個月的假回上海。為了孩子我們過上了兩地分居的生活，原本憑著兩個人的工資在北京生活得還算富裕，現在靠我先生一人的收入卻要支撐兩個大城市的消費，我們明顯感到了來自經濟上的壓力。其他費用不說，每個月光租房都要四千多塊錢，再加上其他各種必須開支，生活成本太高了。」
「回到上海，我們在離學校挺遠的地方租了房子，然後找關係、花錢將孩子的學籍保留了一年。上海那邊的學校也很黑，他們以今年五一來北京玩由我們包食宿為條件答應給孩子保留學籍一年。我還不知道一年後孩子學籍怎麼辦？不知道他們到時候又會提出什麼條件來要挾我。即使戶口在上海，我們的孩子依然不能享受平等接受教育的權利。各個部門利用他們手中的權力層層設卡，謀取利益，而像我這樣的普通百姓想正常的辦事是完全沒有可能的。」「辦完學籍，我和孩子回到了北京。回家的當天我就找到了他們的年級主任，說明瞭情況，並要求孩子能馬上繼續上學。誰知道他說，‘你孩子回四班上課，想回一班也可以，但是得掏六千塊錢。’我頓時明白了，希望能私下和他談談，並問他放學後有沒有時間。他一聽到我這麼說，頓時大悅，表示可以把孩子帶過來，上一班沒問題。但是我沒有給他送東西。週末的晚上我打電話給他說下週一希望孩子能恢復上課。他接到電話很生氣的說讓我孩子先隔離一個月。我表示可以送他一份厚禮，但希望孩子能馬上回學校讀書。聽到這個他說，‘那是肯定的，孩子的學習不能耽誤了，明天就讓他來上課。有什麼阻力可以向他反映。’到了今天我還是沒有送他東西。我就是看不慣他那副臉嘴，如果他一開始就為孩子著想，為我們安排盡快恢復讀書，沒準我還會真心實意的送點東西謝謝他。但他以權謀私，竟然向我要東西，那我就永遠也不會給他。」
「前兩天他們畢業班發學生信息卡，要求每個學生填寫自己的信息以備升學時使用。這是小升初的第一步，之後還要填寫用來報學校收生卡，最後還要電腦排位。但所有這些，我的孩子都沒有，外地孩子都不能參加。他們班只有他一個孩子沒有這些報名表格，另一個外地孩子屬於政策里特殊照顧的「八類」，視同於北京孩子而同等待遇。那天我家孩子左看看、右看看，發現周圍的其他同學都在填表，而他卻沒有。回家後，孩子一直沒有說話，也不吃飯。我們問他也不說。過了很久才感嘆，原來沒有戶口就是低人一等啊。我聽了很心酸，但也無能為力。」
「孩子的小升初是我們絞盡腦汁也無法解決的問題。海淀區聚集了眾多北京的名中學，全北京的優秀孩子都嚮往能進到這些學校。而究其源頭是因為海淀區分布著諸如北大、清華、人大等全國一流的名牌大學。上了這些大學的初中部，等於是一隻腳提前跨進了大學的校門。我家的孩子並沒有打算能擠進這些學校，只是希望能在附近就讀一所公辦初中，完成他餘下的中學三年義務教育。按照海淀區的現狀，教委不能履行安排外地孩子就近繼續接受初中教育的職責。外地孩子唯一的出路就是家長們自己找學校，看學校是否願意接收。目前我問了幾所學校，都不是什麼名校，但要收每年1萬到兩萬的贊助費，而且要一次繳齊。我們沒有那麼多錢，現在真的不知道該怎麼辦了。我希望海淀區教委能像西城區學習，孩子不分戶口全部納入本區的電腦排位，切實保障兒童完成九年義務教育。」
「有時候我會想所有這些究竟是因為什麼。為什麼只是因為沒有本地戶口就會遭到如此的歧視？為什麼我們努力爭取更好的生活卻換來更大的困境？既然法律沒有禁止我們的遷徙，為什麼我們的公民權利會受到如此的限制？最痛心的還是孩子，他們沒有錯。本來學業的壓力已經給他們很大的負擔，為什麼還要把他們捆綁在戶籍的枷鎖上？我們這一輩已經是這樣了，可以說我們和很多外地人一樣沒有享受到戶籍制度帶來的任何好處。但我希望下一代能不再重複我們的老路，希望他們自由而快樂的成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