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高樂23歲這年遇到了自己的伯樂，當時56歲的法國上校貝當。在幽靜的斯卡貝河岸上，貝當給手下的軍官們熱火朝天地講解火力的重要性。談到孔代王子，戴高樂插話說，蒂雷納元帥(Turenne)是用炮火壓倒孔代(prince de Cond)而解救了阿斯臘的。
面對一潭死水的軍官們，這位高個子大嗓門英姿颯爽的小夥子吸引了貝當的眼球，他拉著戴高樂的手，津津樂道地談起了孔代和蒂雷納雙方各自的長處。
1913年法國國慶節，貝當上校要檢閱部隊的節骨眼兒，戴高樂卻提前解散了部隊。這純屬陰差陽錯的無心之舉，如按照戒備森嚴的軍隊條規，軍官應該對這位自作主張的官兵採取懲治的方案。戴高樂被勒令禮拜日老老實實窩在軍隊裡，而部隊其他成員則可以去巴黎「happy」。
正當戴高樂鬱鬱寡歡地埋頭對著宿舍裡單調的墨綠色行李卷兒時，他接到了通知，「鑒於軍官下令時戴高樂不知情，這次將懲罰取消，下不為例。」最後，老貝當還是心慈手軟地給了這個年輕小夥子驚喜。
在通往巴黎最後一趟火車鳴笛趨於尾聲的當頭，戴高樂飛快地爬上火車，他走進一間包廂，那裡已坐著一位著便服的中年人，此人正是貝當。貝當關切地問：「小夥子，你差點就趕不上車了吧。」「是啊，不過我想，我是能夠趕上的。」「可是那時你還關著呢。」「那倒不假，但既然處分不公，我想你一定會撤銷的。」
1914年，戴高樂被調到距裡爾(Lille)不遠的北部邊界。戰爭硝煙瀰漫，為法國這所浪漫的都市蒙上了一層層烏煙瘴氣。在此期間，戴高樂負過兩次傷，1916年至1919年間，戴高樂落為俘虜。
貝當以為他真的犧牲了，「追授」他年輕上尉的最高軍章，並寫下了「該成員在激烈戰爭中以身殉國，不愧為在各方面均無與倫比的軍官。」「無與倫比」這個詞彙或許可以算作貝當眼中的戴高樂的最佳批注吧！
戴高樂消失的這幾年，他的第一部著作已經出版，正考慮「棄戎從筆」，但貝當卻未忘記這個可愛的小夥子。貝當讓戴高樂當他的幕僚，並帶著他回到軍事學院羞辱那些曾經蔑視過他們的一些鼠目寸光的傢伙。貝當就如一位和藹可親的父親，張開自己厚實的雙臂不遺餘力地呵護著這個初出茅廬，甚至有些任性的孩子。
1929年，戴高樂又撞上了麻煩事。戴高樂帶兵駐紮德國的特里爾(Trier)，士兵們對呆在氣候干冷的異國他鄉日復一日接受嚴格的軍事訓練極度不滿。有後門的士兵紛紛找人調回國。軍隊裡人心渙散，一批批卸甲歸鄉的士兵得意洋洋走後，其他自認苦命的士兵們便開始抱怨。俗話雲，一鼓作氣。這樣低落的氣氛是不適合軍人衝鋒陷陣的。
經過考慮，戴高樂下令，凡試圖調往他處的士兵一律受懲處，並且通令全營對營長的這一通告天天讀上一遍。偏偏這時戴高樂收到某領導的電報，又是通融調走隊裡一個士兵。誰想，戴高樂不但沒買這位領導的單，而且還懲罰了這個倒霉的士兵。領導挂不住面子，便向陸軍軍部告了一狀，由於沒有執行重量級領導的命令，戴高樂至少會受到六十天禁閉的處罰，弄不好，或許要被停職處理。
戴高樂得知這個消息，馬上乘火車奔赴巴黎，他來到榮軍大街總司令部貝當的辦公室，上氣不接下氣地闡述著自己的境遇。貝當只是笑呵呵地安慰說，小夥子，別著急，有我呢。於是，貝當又一次將戴高樂身邊的干戈化為玉帛。事後，貝當如釋重負：「那真是一個肉中刺，我給他拔出來了。」可見若不是貝當，戴高樂這次危機是多麼鋌而走險。
如果戴高樂是一匹馳騁在原野上脫韁的野馬的話，那麼貝當就是慧眼識珠的伯樂。在這匹千里馬尚未被多數人認可之前，老伯樂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
年輕的戴高樂對伯樂的知遇之恩溢於言表。1931年，他的《劍刃》一書問世，書的扉頁上寫著：「本書只獻給貝當元帥閣下一個人，因為你的赫赫功績證明：思想光輝所產生的行動具有何等崇高的美德。」
這不是泛泛的廣告說辭，在戴高樂心底，貝當已成為他無形中前行的標桿和動力。倘若沒有遇見貝當，也許憑藉戴高樂的實力，他也可以出人頭地，可歷史沒有腳本，在戴高樂還是個傻小子的時候，他有幸得到花甲之年的貝當的青睞，能讓他相對順風順水的在浩如煙海的軍隊佔有一席之地，這在戴高樂崎嶇的政治旅途中彌足可貴。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當以同懷視之。戴高樂所幸邂逅，受益了終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