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路自由是極權政治與公民權利爭戰的新焦點。
1、網路已成為當下中國時代精神的主要載體
記得錢鐘書曾經說過：唐之詩在詩，宋之詩在詞，元明清之後，詩在戲曲小唱。錢先生在這兒所說的「詩」，是指一個時代的時代精神，特別是其普遍情感的最集中最典型的表達形式。
套錢先生的話說，當下中國的「詩」在網路，在各種博客、網文、帖子、視頻和微博之中。各種形式的網路表達，成為瞭解中國人最真切的政治意見和喜怒哀愁的情感形式的主要通道。
造成這種狀況的原因，一方面固然是由於網路技術的不斷創新，為人們的自由表達和相互交流提供了日益便利的通道；但另一方面，更主要的則是由中國當下的政治格局決定的。
本來，在一個健康的現代社會中，公民的意見和情感的表達，以及信息的獲取有著多元的渠道：電視、報紙、雜誌、各種公共場合的自由辯論和各種藝術樣式的創造……，無須讓網路來承擔如此的重負。但是，在當下中國的政治格局中，一個依憑暴力，永遠執政的政黨，可以不受任何制約地將自己的意志強加給整個社會。特別是信奉新極權主義的新一代執政者，堅定不移地想用黨的意志和價值觀，來控制和改造中國社會的每一個最細微的領域。
於是，我們看到，每天的新聞除了報導黨的會議和黨的各級負責人的行蹤之外，就是推出作為黨的價值觀樣板的「道德模範」。在黨的領袖看來，整個中國社會中，每天稱得上新聞的就是全國各地、各行各業，對「科學發展觀」的貫徹落實。因此，在被黨通過中宣部的各種無微不至的指令嚴密控制的主流媒體中，人們能夠聽到的永遠只是一個千篇一律的聲音，這個聲音就是黨的最高領袖的指令的回聲。
在所有其他的表達渠道，都受到越來越嚴密的控制和審查的情形下，網際網路也就自然而然地日益成為中國人表達自己思想和情感的主要渠道，因為，在網路中存在著在中國其他的表達渠道中日益喪失的最寶貴的東西：自由。
唐之後，宋元明清的人也寫詩，但在錢鐘書看來，只有唐人的詩，才真正表達了自己最本真的精神和情懷。同樣，在當下中國，看上去存在著眾多的表達樣式：有新聞、有電影、有電視、有人文社科領域的學術論文……，但是，在經過一雙無處不在的權力之手的嚴密操控之後，這些文化樣式，由於缺乏表達自由，正日益失去自己本真的精神和價值。從某種意義上說，它們變得就像唐之後的人所寫的詩，只徒具某種空洞僵化的形式。當下中國最本真的精神表達，淪落到網路之中。
2、整治「低俗」運動是極權主義者向中國人民發動的新「文革」
極權主義是一種關於政治和社會生活的特定理念。從某種意義上，我們可以說，極權主義的信奉者是一些擁有強烈和堅定的信念的人。所謂極權主義就是指這樣一些信念：它相信個人假如離開了組織，他的生活就失去了任何的意義；它相信所有正面的積極的價值都源於集體和組織，而所有負面和消極的東西則源於個人幽暗的內心，因而，必須構建一種強大的總體主義的權力，去計畫和設定社會存在的各個領域；它相信社會中的一切事物只有是在那個總體權力計畫中的才是美好的有價值的，而在它的設計之外的一切則是無意義的，或者只具有負面的價值。
極權政治可以跟以公有制和計畫經濟為特徵的共產主義結合在一起，也可以和某種帶有統制色彩的私有經濟相結合，（像墨索里尼和希特勒的體制那樣）。筆者常聽到有人說，由於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瓦解了，目前中國的執政者已不再有任何信念了。確實他們已經不相信共產主義了，但是他們依然信奉極權主義本身，他們相信必須要無限地擴大黨的權力，最後構建一個由黨吞沒國家，由國家吞沒社會的萬眾一心的政治烏托邦。事實上，從允許資本家入黨，到在私有企業中建立黨組織，極權主義在中國已開始了自己跟新的經濟基礎相結合的制度創新。
在輕鬆地實現了對傳統媒體的嚴密操控之後，新極權主義者合乎邏輯地將自己征服的目光投向了網際網路。據統計截至到2009年底，中國的網民已有3.84億，手機上網的人數也已達2.33億。而近年來幾乎所有重大的社會風潮（像鄧玉嬌案等）都發端於網路。因此，新極權主義的信奉者將能否完成對網際網路的有效控制，不僅僅看作是能否實現自己黨、國、社會三位一體的政治理想，而且看作是現有體制能否穩定地生存下去的一個最重大和最緊迫的挑戰。
於是，一場徹底征服網路自由的戰爭緊鑼密鼓地打響了。鑒於在編輯部中建立黨組織的控制傳統媒體的手段在網路中失效了，新極權主義者不斷地進行著網路控制手段的創新：從建立世界上最龐大的信息封鎖牆，到用「五毛黨」引導輿論；從刪帖、屏蔽和關閉帶有「問題信息」的博客和網站，到建立「白名單」制度；從試圖推行上網實名制，到利用黑客來盜取信息……這一系列控制網路的努力，終於在今年年初多部門聯合整治網際網路低俗之風的專項行動中，達到了一個近期的高潮。
新極權主義者試圖以整治低俗的名義，為其全面取消網路自由的行動尋求正當性。確實對於未成年的幼兒來說，成年人有責任使其免於淫穢信息的騷擾，因為，幼兒沒有完全的行為能力，一些不良信息能夠對其產生誘惑，從而做出傷害自己或他人的行為。
新極權主義者拚命抓住這一點合理的成份，將其作了荒謬的誇大和引伸。首先，他將幼兒和成年人的關係，引伸為民眾和黨的關係，認定全體人民就像幼兒一樣需要黨的監護；其次，他整治的不僅僅是淫穢信息，而是用了一個從法律的角度看，完全含糊不清的「低俗」的概念。
什麼是「低俗」呢？就像我們在前面所說的，一個極權主義政黨致力於將全體人民的一言一行，都整合到一個步調一致的社會工程之中，因此，任何一個個人的行為只要不能自覺地「升華」到黨的總體目標的高度，在極權主義者看來都是「低俗」的，他都可以動用自己手中掌握的國家機器對其加以整治。
動用國家機器的力量，大張旗鼓地整治「低俗之風」，這樣的公然用黨和國家來徹底吞沒社會，壓縮私人生活空間的舉動，本來只有在毛澤東時代，在極權主義的全盛時期才能看到。改革開放之後，當政者一般只是關注對政治權力的壟斷，而在個人生活領域則留出相當的空間。
那麼，究竟是什麼原因使得極權政治重新獲得了足夠的力量，能夠向個人自由發起主動的進攻呢？這也許首先是由於新極權主義的信奉者在執政黨內開始佔據主導地位；也許是由於持續的經濟增長，使黨獲得了敢於不看他人臉色，展示自己真實意圖的底氣；也許是新極權主義者認為，僅僅退守政治領域，並不能得到政治上的安全性，進攻才是最好的防守；也許是長期以來道德維度的缺失，在民眾心中產生的對道德的渴盼之情，為新極權主義者重新高舉起道德主義的旗幟提供了某種背景……
總之，當新極權主義者大張旗鼓地展開整治網際網路低俗之風的運動，公然動用國家這個暴力工具，去整治博客、整治手機簡訊，去幹涉他人的言論自由，獲取信息的自由和內在的良知自由時，人們真切地感受到，一種自負驕橫，試圖控制一切的極權權力急劇地膨脹起來，而這一切跟用「無產階級思想」徹底佔領意識形態一切「陣地」的「文化大革命」變得如此相似。
3、網路表達是中國人精神自由的「最後一口氣」
據說目前執政黨的高層，在將過去的60年，看作是一以貫之的從勝利走向勝利，還是前後30年分開對待的問題上，產生了分歧。正如克羅齊所說的，任何歷史都是當代史。如何理解後30年的歷史，關鍵看一個人如何主張和看待未來中國的政治發展。假如一個人認為未來中國終將走向憲政民主制度的話，那麼，他會認為這種轉變是從1978年開始的，所謂的改革開放30年，是在一種典型的極權政治和憲政民主政治之間的過渡時期。
然而，新極權主義者卻完全不那麼認為，他們致力於在允許私有制和市場經濟存在的新條件下，全面重建一黨專政的黨國體制。原先被認為會自然而然促成憲政民主制度生成的經濟層面的因素和新技術的因素，在新極權主義者的手中，被創造性地用來擴展黨的權力和當權者的利益。因此，在新極權主義者的政治視域中，在其黨國一體，萬眾一心的政治烏托邦前景中，從1978年開始的改革，非但沒有從根本上改變黨國體制，反而為這種體制注入了新的活力。所以，在新極權主義者看來，不管是毛澤東時代的30年，改革開放的30年，還是在他們主導下的未來中國的政治歲月，都是黨國江山的代代相傳，都是黨國體制對不同的政治情勢的適應，在本質上並沒有任何的區別。
當然，在新極權主義者看來，改革畢竟帶來了種種擺脫黨的絕對控制的自由化因素，因此，一旦有了機會，就要重新擴大黨權來收復失地。於是，大量在改革初期產生了公民意識的中國人，首先，由於「六四」鎮壓而失去了在政治上成為積極公民的希望，接著發現黨對媒體的控制越來越嚴密，所以，那些不想失去已經獲得的自由感的中國人就逃到網路之中，通過網路來堅守自己最基本的公民權利：自由表達的權利和知情權。網路已成為中國人維繫自己精神自由的最後一口氣。
而對充滿征服欲的新極權主義者來說，假如不能將個體完全馴服為黨的工具，那個理想中的萬眾一心的和諧社會就不可能實現。而性意識和性能量是個體生命中最具有自發性和最倔犟的因素，不能徹底地馴服這種因素，就不可能將個體完全變為黨的工具。因此，就像毛澤東時代的「狠鬥私字一閃念」的禁慾主義緊箍咒一樣，新極權主義者終於找到了「整治低俗」這一精神控制的新口號。在這一口號下，黨不僅僅要收復網際網路這塊失地，更重要的是要整合和馴化全社會，特別是青年一代的性意識和性能量，以及基於這種能量的自由化衝動。
對網際網路的監控，以步步緊逼之勢，不斷壓縮著中國人精神呼吸的空間：具有自由主義傾向的學術網站被關閉了；含有一點異端和批評傾向的博客和帖子被屏蔽和刪除了；人們自由交流信息的平臺被拆除和監控。假如說早先的控制主要是針對政治上的異端傾向的話，那麼，現在黨的控制之手，開始伸向情人之間互發的簡訊，伸向個人私生活的最隱秘之處……假如，新極權主義者整治網路的雄偉計畫徹底實現的話，那麼，中國人不僅將完全失去表達自由的權利，而且將徹底喪失自由地獲取信息的可能，所有的中國人都將生活在一個完全人工安排好的世界，一個由黨操控著一切「真實」的「楚門的世界」中。
4、網路自由之爭，歸根結蒂不是中美之間，而是公民權利和極權權力之間的鬥爭
中共政府對網際網路尺度不斷收緊的監管，終於引發了在大陸經營的外國信息企業的反彈，谷歌由於黑客攻擊和政治審查對中共政府提出的抗議，最終使美國政府將網際網路自由看作了美中人權對話的一個新主題。
今年1月21日，美國國務卿希拉莉關於網際網路自由的講話，引起了全球範圍內的關注。在強調人民有權自由獲取信息之後，希拉莉發出了戰鬥性的警告：「從事網路攻擊的國家和個人將承擔後果並受到國際社會的譴責。在一個靠網際網路連通的世界裡，對一個國家的網路的攻擊就是對所有人的攻擊。」
我們看到，在網際網路自由這個議題上，美國人為其長期推行的人權政治注入了新的活力。本來具有普世性的人權概念，就為美國政府干預反人權的政治行為提供著正當性，而網際網路世界的連通性，則使得一國政府對網路自由的損害，不僅僅是對本國人民的人權的侵犯，而且是對所有人的自由獲取信息的權利的侵犯。這樣美國抗議中共政府侵犯網際網路自由，就不僅僅是為中國人的人權在呼籲，而且，也是在直接捍衛美國人自身的權利。
面對美國政府的人權攻勢，中共政府一如既往地祭出民族主義這個法寶，試圖將網路自由問題，變成中美之間為了各自的國家利益展開的信息戰。我們看到，有一些信息控制專家，站出來為中共政府的網路監控行為辯護，宣稱世界各國都有對網際網路信息的審查，將自己幫助政府進行的網路監控，標榜為和美國進行信息戰的愛國主義行為。
這些似是而非的辯護，完全混淆了對網路信息的基於黨的意志的政治審查和基於保護個人權利需要的法律限制之間的界限。另外，一個信息專家，假如他的工作是在防止自己國家的軍事資訊被他人竊取，那麼，他確實是在從事網路安全的工作，但是，假如他的工作是在構筑金盾工程和長牆防火牆，那麼，這種行為在任何意義上都不是針對他國政府來捍衛國家利益，而完全是幫助無法無天的極權權力來侵害自己國民自由獲取信息的權利。對於這樣的徹頭徹尾的針對本國人民的侵權行為，試圖用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的強詞奪理來遮羞是徒勞的。
以往，每次在和美國政府產生衝突時，中共訴諸民族主義的靈丹妙藥都會在青年一代中激起不小的反響，而在這次網路自由之爭中，這劑藥卻開始失效了。相反，有大量苦於網路審查的中國青年人，感到是希拉莉說出了他們的心裏話。
整治網際網路「低俗之風」運動成了青年一代認知極權政治的活標本。新成長起來的一代年輕人，沒有經歷過「反右」和「文革」，也沒有經歷過1980年代的思想解放運動。威權政治一方面為他們的個人生活和經濟活動開放出空間，另一方面則封閉了其政治參與的渠道，刻意培養出這一代人的政治冷漠。在一片政府刻意煽動的民族主義的熱潮中，對極權政治的警惕和反思被遮蔽了。
然而，在這次網路整治行動中，當每一個上網的青年，發現無法自由地表達自己的觀點，無法自由地看到自己想看的信息；發現有一隻無處不在的強橫的權力之手，要他只看它允許他看的東西，只說它希望他說的話時，他終於切身地體會到什麼是極權政治。
極權主義不再是一個空洞的概念，不再是他原先在一種民族主義的語境中所理解的西方政府為其政治上的敵對者所貼上的外在的標籤。而是一種實實在在的經驗性的政治現象，是一種不受任何規則約束的強橫權力，為了自己的目的和利益，運用暴力強制性地徹底重塑個體的行為、思想乃至感覺的，無法無天的自負和狂妄。而這一切無疑會遭到每個個體基於本能的自發反抗。
政治獨裁下的持續的經濟增長，不斷地增強著執政黨汲取資源和操控社會的能量。力量的增長促成了自負的增長，黨不再滿足於威權政治，其體內的極權主義病菌再度發作。但是，當黨的政治路線從威權主義向極權主義轉向，試圖公然向經歷了改革開放的十幾億中國人的人性宣戰時，不難想像，它將遭遇的阻力和反抗也將是前所未有的。目前的網路自由之爭，為將要展開的這場激烈的爭戰拉開了序幕。
5、關鍵在於培植一種能夠抵禦極權主義病菌的本土性的政治文化
當筆者將整治低俗之風運動比作「新文革」時，也許有人會覺得有些誇張，「文革」時有大量群眾的激情投入，而這次只是當權者動用行政手段在有條不紊地緊縮個人的自由生存的空間。而且，至今為止，儘管當權者竭力屏蔽封鎖，對擁有一定的信息技術的上網者來說，要翻牆去看自己想看的信息也並非難事。
但是，我們必須看到這次整風運動，從精神內涵上看，和「文革」完全如出一轍。而且，假如說「文革」作為一場運動在當時還擁有其群眾基礎的話，那麼，這一次，少數思想落伍的當權者，僅僅依憑手中掌控的國家機器，就可以完全無視大多數人的憎惡，成功構作一個僅供少數趣味低下的當權者自娛自樂的信息空間。這一現象更加突顯出我國政治制度中存在的可怕的缺失。
確實，由於技術原因，目前新極權主義者還沒有能夠完全征服網路，但是通過審判劉曉波等人，通過設立信息防火牆，他們已將在海外網站發表文章和翻越防火牆變成了「犯罪」和「違法」行為。從過去30年的經歷來看，在某些特定時期由於種種原因，言論自由的尺度會變得相當寬鬆，但是，由於人民表達自由的權利沒有得到制度性的保障，因此，它們往往只是曇花一現。目前，中國人由於網路的出現而獲得的些許表達自由，同樣，也只是一種偶然的自然現象，而不能看作是真正的公民權利上進步。中國人精神自由的這「最後一口氣」，隨時可能在極權政治的強力控制下被窒息。
所有親身經歷過改革開放初期歲月的人，都不免從內心裏發出這樣的疑問：為什麼在言論自由的問題上，中國非但沒有持續地進步，反而常常出現顯著的倒退？答案是顯然的，一個社會的政治文明，並不會隨著經濟的增長自然地降臨，需要每個公民通過切實奮鬥，才可能建立起保護自己權利的政治制度。
由於執政黨對自己歷史的文過飾非，因此，我們雖然經歷過「反右」、「大飢荒」、「文革」這樣慘絕人寰的人權災難，但是，依然沒有能夠對極權主義的本質和危險產生清醒的反思和認知。30年的政治演變或許對黨的最高領袖的權力有所限制，但是對黨對整個社會的權力則沒有形成任何有效的約束。
當黨的組織伸向私有企業，伸向律師事務所，伸向每個自由的社會細胞的時候；當黨用各級紀委、政法委來取消司法獨立的時候；當黨將自己的無反思的追隨者封為「道德模範」，並用強制效忠和強制灌輸來扭曲所有人的良知自由的時候；當黨整肅媒體、關閉網站、設立信息防火牆的時候……不僅僅在現存的政治制度中找不到任何的機制來約束黨權的這種無限擴張，而且，在社會的主流輿論中都無法產生一種清醒和理性的批評聲音，來監督和抵制政府對公民基本權利的這些侵害。
確實，對網際網路的管控，引發了某種普遍的厭惡和反抗，但是，我們必須看到，這種反抗總體上還處在某種素樸的狀態。對黨來說，「草泥馬」、「襠中央」這樣的罵聲並不可怕，相反，它會覺得這正是它要整治、消除的對象在自證自己的低俗性。只有將反抗侵害網路自由的努力，導向對一種能夠保護個體權利的有效制度的理性訴求，這種鬥爭才會是真正具有建設性的。
對於當下的中國來說，當務之急是培育一種本土性的能夠識別和抵禦極權主義病菌的政治文化，從而讓每個公民都能對自己的基本權利以及政府權力的越界保持一種高度的敏感性和鑒別力。
人們自然而然地希望自己的國家擁有更高更新的技術，擁有更加強大的經濟實力，但是，每個中國公民都應該清醒地認識到，假如不能用憲政理想和制度馴化黨的極權主義衝動，那麼，所有的這些技術和資源都將非但無助於個性的形成和人格的生長，反而將異化成一種針對全體公民的自由思想和自由行為的可怕的控制力量。
這麼一種基於公民共識的政治文化，旨在塑成執政者的一種基本政治教養：必須將給予公民獲取信息的自由、內在良知的自由和表達自由看作是一種不可逾越的硬約束，清醒地認識到任何一種權力，假如只有在系統和廣泛地剝奪人們的這些基本權利的基礎上才能有效地運作，那麼，這種權力必然是邪惡的和醜陋的，同時，它必將不僅僅和本國的人民，而且和全世界所有具有公民教養的人都處在永無止境的戰爭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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