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香港亞洲週刊人員春節期間集體放假，所以在這一期「今日亞洲」節目裡，為您介紹香港《開放》月刊2010年2月刊登的旅美學者何清漣的文章： 「遠未終結的Google的中國問題」。
這篇文章一開頭就寫道：至本文完稿之時，Google撤離中國事件與否暫時懸而未決。但是 Google的反對聲音已經明顯降調，為了留在中國的的「台階」也已搭好：一度放棄審查限制的「谷歌」搜索引擎又恢復了「據當地法律法規和政策，部分搜索結果未予顯示」的告白；黑客的惡意攻擊已經演變成谷歌「內鬼」搗鬼。短短數天之內，美中雙方官員已經舉行多次會晤，磋商「網路自由」問題。
何清漣指出：國際社會對Google的「道德覺醒」之強烈反應與道德歡呼，折射了兩點世人始終不願意真正面對的現實：第一，在中國的投資市場，屈服於中國的制度環境（即順應腐敗並放棄任何原則）是外資企業非常普遍的行為；由此產生了第二點：大家都是侏儒的時候，人們產生英雄飢渴。這是一個太需要英雄的時代，於是在短時間內挺直腰的Google成了國際社會心目中的英雄。
何清漣文章進而探討了Google以及與它網際網路公司在中國面臨的特殊問題，認為 Google的中國問題並非Google獨有，Google與所有在中國的跨國公司一樣，面臨兩大生存定律的限制與困擾：第一，它們被迫順應中國的制度環境（包括向中國官員大量行賄）以獲得市場准入；第二，它們不得不被迫放棄在本土必須堅守的政治原則與道德律條。這次的Google風波，主要涉及第二條生存定律。傳媒公司則更需做出艱難抉擇。因為他們的運營領域是中國共產黨的傳統屬地。該黨一直視媒體為進行政治控制的一個重要工具。 Google從進入中國市場之日始就面臨道德困境。雖然它的座右銘是「不作惡」，但過濾信息卻有幫助專制極權政府控制新聞之嫌，這一點使Google深陷道德泥潭。
何清漣文章認為：憑心而論，與IT行業的其它跨國公司相比，Google的主要業務主要是提供搜索引擎服務，與思科（SISCO）等公司相比，Google的「作惡」程度相對要小得多。其它的IT行業巨頭，早在上世紀90年代末就與中國的國家安全部、公安部及軍方合作，參與了中國那龐大的電子監控系統「金盾工程」的建立工作，並為這一旨在監視、竊聽或聯機監聽電訊的系統提供了核心技術。其中思科起了特別重要的作用，它為中共開發了一套特別的防火牆系統，專門用來聞嗅、審查、最後把中共禁止的信息扔進垃圾箱。作為回報，思科得到了中國80%的路由器市場。到2000 年，雅虎(Yahoo)開始監視搜索引擎和聊天室，以保證它在中國最大的市場份額。所以，當2005年微軟、Google開始過濾中國當局禁忌的各種信息時，它們只不過是順著思科、摩托羅拉等「前人」的路走罷了。
何清漣指出：問題在於：其它公司的行為多隱在暗處，除了參與者與合作者之外，外界無從知道它們具體做了什麼。而Google對信息的過濾，卻是網民每天都能感受到的現實。也因此，「作惡」程度最輕的Google反而最容易處於風口浪尖。
何清漣文章還介紹了美國社會對網路巨頭所施加的道德壓力：2001年在美國發表的文章：「金盾工程：龐大的中國電訊監控系統」， 2002年發表在美國《標準週刊》的文章 ：「誰失去了中國的網際網路？」，都揭露了大量美國公司為中國政府控制信息提供技術支持的事實。作者警告美國政府及科技界：「美國現有的監控、加密、防火牆及病毒技術，已經都轉移給了中國的合作夥伴。」 而2009年6月美國五角大樓宣佈成立「網路戰司令部」，對手主要是中俄兩國。最近這次Google與近20家公司受到黑客攻擊也來自中國，這些技術都是美國公司過去數年不斷提供並促進的。何清漣特別指出：當雅虎作為幫凶，使中國新聞工作者師濤等人被捕時，美國社會各界非常憤怒。但是思科公司為中國研製的警政網每天都在幫中共安全機構搜獵政治異見者和法輪功修煉者，而這些服務和系統升級卻不太可能留下記錄。
在各方壓力下，2006年1月中旬，美國國會傳召美國四大高科技巨頭思科、微軟、雅虎與 Google至國會，針對這四大公司的尖銳批評如潮水一般湧來，不少國會議員將這四大公司在中國的行為與納粹組織在組織大屠殺過程中利用IBM技術相提並論，輿論批評它們「熱情地自願充當中國政府的審查隊伍」。在巨大的社會壓力之下，這四大網路公司被迫採取守勢，表示該問題對這些公司而言太大了，它們無法依靠自身力量去解決，需要美國政府扮演領導角色。
何清漣文章最後提醒讀者：包括Google在內的美國高科技公司終止與魔鬼合作還只是個開始。不管Google在中國市場上是去是留，有一點可以肯定，「Google的中國問題」將是世界IT行業在中國共同面對的問題。當金盾工程與專門從事黑客攻擊的「鬼網」已成氣候，如何鋪下革命的網路，幫助中國人民，有賴於世界IT行業的良心覺醒。但這覺醒過程，不能只依賴企業的自省，來自社會的壓力更為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