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中國季刊》2009年第三期發表了一篇專題論文，題目是「我們要回家——雲南西雙版納知青 1978-1979年請願運動」，作者是新加坡國立大學的楊斌教授。這篇文章從一個特別的角度考察了雲南知青請願在中國現代歷史上的地位，指出這場自發的群眾運動不僅爭取了六萬多在雲南的各地知青返回城市，給了他們改善人生的機會，而且激勵和推動了全國數百萬知青的請願和返城，從而實際上結束了上山下鄉運動。
這場請願運動還有更深遠的意義。中共以運動治國，建國以來發起了難以計數的運動，包括上山下鄉運動，但很少有民間自發的運動，即使有了都被鎮壓下去。但楊斌教授指出，雲南知青請願運動可以說是至今為止唯一一場以和平解決並滿足民間要求為結局的大規模民間自發運動，它的成功並不僅僅取決於群眾鬥爭，而是和複雜的黨內鬥爭和國際關係糾纏在一起。在維權運動此起彼伏的今天，回顧這段歷史，對於研究中國民間運動的成敗和民間社會的成長很有啟發性。
所謂知青指的是上個世紀五十到七十年代在上山下鄉運動中被下放到農村和邊遠地區的城市青年學生，總數大約有一千七百萬人，牽涉到無數城市居民家庭，大多數下鄉知青即使後來返回城裡，他們人生最有價值的時光也已成為毛澤東革命狂熱和荒謬經濟政策的犧牲品。
雲南西雙版納由於地理條件特殊，當時成為種植橡膠這個重要戰略物資的基地，曾經有10多萬知青，到70年代末，這裡還一共約有7萬左右，以北京、上海和四川人為主。他們被編入生產建設兵團這個特殊的半軍事組織，不但生活和勞動條件極其艱苦，而且經常受到兵團幹部的欺負和壓制，尤其是很多女知青的命運尤為悲慘。
根據1973年的一內部報告，「全兵團共發生捆綁吊打知識青年 1034起， 受害知知識青年1874人，2人被打死。調戲猥褻姦污女知識青年的幹部286人，受害女青年430人。」其駭人聽聞的程度使得周恩來也不得不承認這是「法西斯行為」，要求嚴肅處理。
但就是在這樣嚴酷的壓制下，1978年到1979年，雲南知青發起了要求回城的請願運動。這場運動始於1978年底一些知青向鄧小平寫信反映問題，要求回城，在受到兵團當局的阻撓後他們派出代表前往北京和省會，發起請願甚至絕食。在這個過程中他們的代表不但和兵團一級的領導打交道，而且見到了中共主管兵團工作的副總理王震，在北京掀起了不大不小的風波，最終迫使中央政府答應他們的要求。
雲南知青請願成功勝利返城的消息迅速傳遍全國，激勵各地的知青爭取回家的權利， 從而使知青返城運動達到了高潮。到1979年底，七百多萬知青回到了城市。第二年，中共中央宣布結束上山下鄉運動。
那麼，是什麼樣的因素導致了中共建國以來唯一一次大規模的群眾運動成功的結局呢？在全國絕大多數知青勝利返城的時候，唯有新疆的知青不但沒有被允許返城，他們發起的運動反而受到鎮壓，大多數被迫留在原地，這又是為什麼呢？
我們上次介紹了英國《中國季刊》最近發表的楊斌教授的文章，分析1978-1978年雲南知青要求回城的請願運動的成功。那次運動是中共建國以來唯一成功的一次大規模 自發的群眾運動。那麼，是什麼樣的歷史因素造成了這個結果呢？
楊斌教授認為有三個原因。第一是這場組織比較統一和嚴密，有計畫，講究策略,並且贏得社會輿論的廣泛同情。在兵團方面，有個別領導人比較開明，非常同情知青的遭遇，是文革後少數識大局有人性的老幹部的典範，在幫助請願者和中共領人溝通上起了不可代替的作用。第二是中共高層的權力鬥爭。1978到1979年初正是中共黨內毛澤東的指定繼承人的華國峰和鄧小平為代表股勢力鬥爭最激烈的時候。
如果要按照華國峰的「兩個凡是」來辦，知青問題就無法解決；而以鄧小平、胡耀邦為首的「實事求是」派則要以一些所謂得民心的政策來向凡是派挑戰。在知青運動發展到和官方尖銳衝突、中央以王震為代表的強硬派要鎮壓的時候，鄧小平在1978年12月底和 1979年1月初最關鍵的一段時間裏對知青請願作了多次批示，要雲南省放棄壓制的政策，並要王震改變態度，對和平解決雲南請願事件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第三，當時的國際形勢也在短暫的時間裏對知青有利。1978年底越南反華排華達到高潮，和蘇聯簽訂軍事條約並出兵柬埔寨，推翻受中國支持的紅色高棉。中共高層在在12月底以前已經明確了要「教訓」越南，鄧小平已經對美國表明瞭態度。在這個時候爆發的雲南知青請願，給中共的戰爭準備帶來了不利因素，中共急需穩定雲南邊疆，因此尋求和平解決。王震原來是強硬派的代表，但他在1979年1月3日接見知青代表時透露了中共準備教訓越南的消息。
因此，一場轟轟烈烈的雲南知青請願運動，本來是向中共權威的挑戰，這在中共建政以來的歷史上還是很罕見的，但在這三個因素的聯合作用下得到了和平解決。這三個因素實際上在決定群眾抗爭的結果上很有典型性：請願運動領導人和參與者的組織和策略、中共內部的鬥爭，還有國際因素。如果這三方面都對運動有利，那麼取勝的可能是很大的。而從結果來看，也不能說是中共丟了面子，應該說是它的退讓也有利於自己的形象，是一個雙贏的結果。
但是，當在新疆的知青也起來為自己爭取回城的權利的時候，面對的就完全是另一個結局了。從1979年2月到1980年底，新疆在阿克蘇、喀什和庫爾勒的知青發起並堅持了漫長的請願運動，並舉行了幾十次罷工，甚至絕食，但一直得不到政府方面的讓步。1980年1月21日，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政府發布通告，要求立即解散上海知青的有關「非法組織」，停止一切「非法活動」，違者依法處理。到1980年底，中央派到新疆的工作組邀請阿克蘇的知青代表召開座談會，半夜時全副武裝的軍人架著機槍上了房頂，知青代表被逮捕，阿克蘇宣布戒嚴。新疆知青請願運動失敗。
新疆請願運動的失敗，在於上述三個條件中最關鍵的一個發生了不利於知青的變化。隨著鄧小平權力的鞏固，中共對群眾性抗議採取了強硬的立場，鄧小平1979年在利用了西單民主牆後將它關閉，禁止有組織的群眾運動，逮捕了魏京生，打壓黨內外自由主義傾向的知識份子，甚至逮捕關押了許多代表人物。因此，新疆知青請願發生時，面對的已經是一個很不一樣的形勢。而且，隨著大量知青早先已經返城，社會上對知青的關注程度也已大大下降，中共在這個問題上的壓力也大為減輕，因此中共又回到了決不對底層壓力讓步的老路上去了。
同樣的遭遇，同樣的鬥爭，得到的結果卻有天壤之別。造成雲南和新疆知青當年抗爭的不同結局的那些歷史因素，在今天的維權運動中其實仍然存在，只是表現形式有所不同罷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