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獨特性的強調有時是民族自尊的延伸；但更多時候是抗拒變化的託辭。
對獨特性的強調有時是民族自尊的延伸；但更多時候是抗拒變化的託辭。
開羅的一位小說家認真的對我說：「我們埃及真的不同，從亞歷山大到喬治·W·布希，沒人能忽略埃及的戰略位置」。緊接著，另一位引用起讀到的拿破崙名言： 「埃及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國家。」拿破崙說過很多名言，一些智慧、很多愚蠢，很多中國人熟悉的是另一句：「不要讓中國這頭睡獅醒來，它會震驚世界。」
從長江到尼羅河，這小小的例證表明，人們多麼願意陷入自我中心，以為自己的與眾不同。倘若你願意，可以隨時添加新的例證。長久以來，歐洲人相信「歐洲的奇 跡」難以被複製；日本歷史學家梅棹忠夫說，比起其它國家，日本文明就像是魚類中的海豚，儘管它和其它魚類一樣在大海中游泳，但沒人知道它來自於一個完全不 同的物種；德國人，從黑格爾到希特勒，他們都相信德國肩負著與眾不同的使命；美國人已經談論了很多年的「美國例外論」……
你很難說清獨特性到底來源於什麼？它是歷史經驗、習俗、政治制度、商業貿易、審美、食物，或僅僅是地理條件……這些因素糾纏、混雜在一起，說不清到底那個起到支配作用。
人類的矛盾也正在與此。一方面，他們為自己的獨特性自豪不已，隨時準備把自己的方式強加到別人身上。歐洲人曾經為自己的人種、文化、語言、政治制度、生活 方式自得不已，只有在歐洲才能產生這一切，接著又在精心的把西貢變成了小巴黎，在孟買推廣英語教育、修建維多利亞風格的紅磚房；日本人強調日本文明的獨 特，卻有一種難以抑制自己的強烈衝動，要建立「大東亞共榮圈」，將日本人的方法帶給朝鮮人、中國人；美國人都認定自己的獨天獨厚，卻用自己的信條重組了德 國與日本，創造了「華盛頓共識」；埃及人如今只能強調自己的歷史和地理的獨特性——它有著七千年的文明傳統、橫跨非亞，他們也一定記得納賽爾年代，他要創 建阿拉伯聯盟，把埃及革命推廣到整個中東。
世界的歷史經常就像是一場虛榮與權力的競技場，人們要證明自己的獨一無二，還希望（經常也強迫）別人承認這種獨一無二、學習這種獨一無二。這種獨特性既是自尊的來源，也醞釀了偏見。
中國正成為新一輪「獨特論」的主角。中國人從來相信自己與眾不同，漫長的中央王國的經歷，讓人們都陷入這種迷戀。即使在中國十九世紀末被外來者打得七零八 落時，士大夫們仍在堅持「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孫中山曾經要期待美國與蘇聯拯救中國，卻在他的三民主義中大談中國的國情；蔣介石想依靠美國來戰勝日本， 卻強調獨特的「中國之命運」；毛澤東要把北京變成了另一個莫斯科，但他與赫魯曉夫衝突後，就開始宣揚「獨立自主」；而當鄧小平自知中國面臨崩潰，被迫改革 開放時，他仍在強調「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而現在，「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變成了更為強大的「中國模式」，它不僅擁有自己獨特性，還準備這種特性推廣更 廣闊的世界。再沒有比馬丁·雅格（Martin Jacques）的暢銷書更能代表這種新情緒——《當中國統治世界》，這個聳人聽聞的題目在中國社會激起了普遍性的共鳴。馬丁·雅格對於中國文化特殊性的 強調—中國不是民族國家（Nation-State）、而是文明國家（Civilization-State）—既令西方讀者驚恐，又令中國讀者讚嘆。似 乎這樣一種景像已逼近——中國的擴張是獨特的、也是不可阻擋的，它將用自己的方法來重新塑造世界。
只可惜，所有的獨特論或例外論，都有終結之時。而人類經常是通過自己的健忘，來不斷獲得嶄新的體驗。二戰之後的德國，逐漸很少有人談論「德國例外論」，德 國逐漸變成了一個正常國家，歷史學家們也承認從俾斯麥到希特勒，德國的獨特性不過是專制者們對內壓制、對外擴張的藉口。日本人的獨特性在一九九零經濟泡沫 崩潰後，也很少有人再提，僅僅二十年前，世界都在驚嘆獨特的日本經濟模式——終身雇佣制、日本式的勤奮、通產省的政策干預，都曾用來解釋這「神秘的日本奇 跡」。
而反觀中國的歷史，對獨特性的強調有時是民族自尊的延伸；但更多時候，它是抗拒變化的託辭，是自我安慰的武器。因為中國特性，所以中國不能追求政治民主與言論自由，不能享有人權，必須要忍受一個獨裁的政體。「中國的獨特性」經常變成了謊言的另一個藉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