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90年代中期讀大學的時候，並不是這樣，並不是說我那時大學裡沒有高幹子弟，但他們當時沒有那麼讓人羨慕，雖然他們也有時候也會顯得與眾不同，比如會有一些莫名其妙的出國機會，都能找到比較好的工作，可是大家並不很放在心上。甚至我記憶中，我在大學的時候，幾乎沒有聽到過，同學在議論誰有一個好爸爸之類的話題，我的朋友中也有一些幹部子弟，比如爸爸是個市委書記或者大國企廠長之類的，也並沒有人把他們視為非常特殊的群體。甚至到了畢業找工作的時候，我的同學之間，也很少聽說要特別找關係之類的話題。那時比較讓人羨慕的工作，是到諸如寶潔、IBM這樣的外企，或者一些比較出色的國內企業比如招商銀行。贏得這樣的工作機會，基本上是依靠求職者自己的個人素質，尤其是外企，至少我還沒有聽說過哪位同學在寶潔謀到了工作，是因為他爸爸是裡面的高管。我知道我身邊有的優秀的同學，家境非常貧困，幾乎靠借錢上大學，但是通過自己的努力，大學畢業找到一份體面地工作，幾年之內就改變了全家的經濟狀況，把父母都接進了城，這樣的故事就發生在你的身邊，總讓你感覺到一個社會朝氣蓬勃的希望。
但最近幾年這種情況悄然在發生變化，一個我們已經久違了的話題"高幹子弟"正在變得重新引人矚目，如果我的判斷沒有錯的話，不管其指向是什麼，一種強烈的情緒潛流也正在醞釀之中。
並不是說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年到現在才出現"高幹子弟"，三十年前沙葉新先生的話劇"假如我是真的"，就已經表現了一個"官二代"階層在社會上享受的特權，80年代雙軌制下高幹子弟做"官倒"所引起的社會情緒也是非常清晰地。眼下這種情緒又回來了，而這一現象只有在近年"國進民退"的大背景下，才好理解。
在我讀大學的90年代中期，是國有企業最不景氣的年代，當時誰要找工作去國有企業，幾乎是被當做沒有出息的標誌。個別例外是比如電力局，電信局這樣的高福利單位，再就是效益非常好的電視臺，他們都是國有的，國有也就是國家幹部所有。當時我在電視臺當主持人，自以為是靠自己本事，一開始我會看到一些人大學畢業就能進電視臺當主持人，似乎沒有什麼才華，也並不長得國色天香，很奇怪這樣的人滿街大把抓，為什麼要挑他們來當主持人。於是有人就會告訴我，因為他（她）是誰誰誰的親屬。但做節目主持人這樣的就業機會畢竟不是就業市場的主流。
而近年隨著"抓大放小"，"減員增效"，國有企業對一些關乎國計民生的關鍵資源的壟斷性佔有，國有企業不再承擔社會福利職責，相反在市場競爭中享有明顯優勢特權，能夠進入這樣的企業工作意味著優越的福利，這樣國有企業越來越成為讓人們羨慕的求職目標，現在一些重點大學的高材生都把進中石油，五礦當做首選求職目標。而且近年以來政府手裡的錢越來越多，這樣各級政府都成立了大大小小的"國投公司"，它們具有大量普通老百姓或者民營企業都得不到的特別的投資機會，其中利潤自然驚人。
你要是到到谷歌或者IBM找一份工作，這樣競爭市場成長起來的企業，隨時面臨後來者的挑戰，所以你的爸爸是誰並不那麼重要，你自己能不能幹才重要。但到一些因為佔據壟斷資源而利潤豐厚的企業，旱澇保收，並沒有什麼競爭挑戰，像中石油這樣的企業，要我說從大街上隨便找個人當總經理都不會影響盈利。在這樣的企業要想找一份工作，據說抄表工都能一個月掙八千，更不要說一些更高級的崗位，你的爸爸是誰就非常重要了。尤其是一些國企的高管，他們究竟過去有什麼樣的業績，使他們能得到這樣令人羨慕的位置，他們的成功道路比黃光裕更不透明，這無疑也加劇了社會對其身世的懷疑，他們的成功很難具有對社會的說服力。
當就業市場，這樣的國有企業的職位，成為最令年輕人羨慕的目標，從社會公正的意義來說，是這個社會在倒退。國有企業的興盛，必然意味著我們曾經以為在走向沒落的高幹子弟階層，又重返舞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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