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教育積弊之深並未能因教育部長易人而稍有改觀，回觀二○○九年教育新聞，最有影響的有兩件：其一，上海法學系研究生楊元元因貧羞交迫，無奈地自殺了，留下「知識並不能改變命運」的警世哀言；其二，山東初中生張繼鑫因翻校牆外出買食品被巡夜教師拿獲，接受罰站後凍死在零下十度的戶外。相較而言，後者造成社會的衝擊波遠強於前者，因為張繼鑫是未成年人，並且被教師的施暴權力迫害致死。
對於張繼鑫事件，知名評論家單士兵先生痛指為「教育殺人」，並對奴化教育進行了深度反思，稱曰：「學生在長期粗暴簡單的奴化教育下，就越發被馴服得更加順從。」更令整個國家蒙羞的是，對張繼鑫迫害致死的巡夜教師自事件發生後就受到校方的保護，校方辯稱「兩位教師並沒有在處罰張繼鑫後去喝酒」。
教育行業名列「缺德第二」
張繼鑫事件至今尚未調查清楚，巡夜教師處罰完學生去喝酒的慣例繼續被改寫，校方甚至暗示張繼鑫逃離了罰站現場導致隱蔽地死亡。校方聲稱：「二十一點二十分左右，他們還在宿舍外巡視過，並沒有發現張繼鑫。」這樣的謊言無法應對常識：第一，巡夜教師拿獲翻牆者張繼鑫，自然會問明班級與宿舍所在；第二，既然被罰者逃離，巡夜教師理應去其宿舍查看。
缺乏常識邏輯的謊言其代價是一條未成年性命，張繼鑫最後凍死在宿舍後面的一條溝裡。校方的報告不僅說張繼鑫「仰面躺著，死得很舒坦」，而且說：「張繼鑫所處的排水溝有九十米深，五十米寬，雖然校園裡面有很亮的燈，但是很難發現有人在裡面。」
無論如何，整個事件將教育缺德的頑疾全面地刻畫出來，使之成為繼政法行業之後的第二大缺德行業。早在事件發生前的九個月，二○○九年三月份，一份民間職業負面評價調查就表明：在中國，最缺德的職業，政法名列第一，教育名列第二，醫療名列第三。被調查群體對教育行業的職業道德滿意率不足百分之七，認為「行為與職德嚴重相悖」的則高達百分之八十二。後一項僅比政法職業低百分之三。
「教育暴力」早已普遍化
儘管張繼鑫本身並未遭受教師直接施加的肉體暴力，但是教師的隨意處罰權卻是比肉體暴力更厲害的精神暴力。精神暴力源於傳統的師道尊嚴，即教師作為學生的道德楷模有權對學生作出精神與（或）肉體的懲罰；精神暴力也源於中共建政後移植來的蘇聯體制，即稱之為「政教」的教育政治化機制。後者最重要功能是對學生的洗腦，而後才是知識與技能的傳授。
就張繼鑫事件本身而論，他完全可以採取再次翻牆的行為，逃離校園，找到避寒的去處，如藏身鎮邊的柴草堆（其校在山東省臨朐縣的五井鎮）；或者，乾脆跑回宿舍，等待教師的二度處罰；最次，也可破窗而入，躲進教室而不致在寒天凍地中喪生。但是，張繼鑫哪怕是最低限度的自我保護性的反抗意識已經被「教育暴力」所剝奪。這也正是單士兵先生痛指教育為殺人的根本原因。
張繼鑫被「教育暴力」奪命固然可悲，但那些受此傷害而未丟命的學生們早已構成了一個新的受難者群體。受害群體涵蓋了小學、中學、大學。僅以媒體報導的事件證明如下：二○○九年十月份，雲南昆明市盤龍區雙龍鄉雙龍中心小學的三名小學生，因未按學校規定帶清潔工具而被教師處以裸體罰站，孩子們的心理遭受了巨大的創傷；十二月份，湖北武漢二十中高中一年級的四名學生，因上課說話而被教師處以十小時罰站，其中一名不堪承受而病倒；十一月份，杭州廣播電視大學一位潘姓女生因與同室女同學稍生爭執，被對方痛打十七巴掌，而後裸跪並高唱國歌……
「暴力遺傳」氾濫成災
上指女大學生施暴行為顯然是長時間耳濡目染「教育暴力」即模仿教師施暴權力的結果，甚至說此種行為是廣義的「教育暴力」構成元素之一。同樣，張繼鑫事件最初肇因是受到同宿舍強勢同學的逼迫，以致於半夜翻牆、自己出錢為前者買方便麵。前者的逼迫行為也是對教師權勢的模仿。
中國的教育挾傳統之弊，與蘇俄體制之惡相交，造出怪胎雜種，幾乎是一種文化宿命。九十多年前，胡適先生曾有「教育亡國」之嘆，現在大有成為事實的趨勢，而「教育亡國」與「教育殺人」、「教育暴力」也必將成為中國教育史的三大關鍵詞。
在「新中國」教育微觀史中，一個十分普遍的現像似乎早已被「控訴性話語」所覆蓋：在文革後期，一些從被迫害境地獲得當局啟用的教師幾近瘋狂地將自己受害的細節複製到學生身上，尤其在鄧小平復出主張教育質量提高的時期（一九七三至一九七五，「四人幫」稱之為「右傾回潮」），那些教師往往以「飛機式」、「頭頂牆」、「脖掛牌」等方式懲罰學生。特殊時期的教師兼具受虐者與施虐者的雙重身份，揭示了「教育暴力」頑固存在的遺傳基因。因此，中國大陸一位民間知名學者在其網路隨筆集裡面描述他少年時親歷此事時，深表感慨，並希望那些為人師表的老教師進行深度反省。
暴力與腐敗相伴滋生
「教育暴力」作為一種特權，其另一面是腐敗。二○○九年年度內，國家審計報告顯示「違規收取的擇校費高達三點八四億」，此類違規資金或被退還學生家長，或是上繳國庫，云云。但是，據審計專業人士稱：「該數據只是一管窺豹，林林總總擇校費或冠名為贊助的收費絕不低於三十億」。
學校作為官場的一部分（如校長由教育局任命），其揮霍程度遠比社會想像的要高。華北地區一家省級重點高中，二○○九年度招待費竟高達三百七十萬元，超過日均一萬的水平。當然，其中招待費並非完全用於吃喝，而是給省教育廳與教育部來校檢查工作的官員送購物卡。「一卡三萬等閑事」，這家中學以教古文聞名全國的語文教師，對外界公開透露了招待費的秘密。
社科院公開發行的《社會藍皮書──二○一○年中國社會形勢分析與預測》一書中，由最高檢學者提供的部分，不得不承認：中國的教育部門不再是「清水衙門」；由於學費昂貴，平常百姓的孩子「上不起學」已經成為社會極度不公的標誌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