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屆法國西蒙·波伏娃女性自由獎委員會決定將二零一零年度的桂冠授予兩位中國女性：北京維權律師郭建梅，以及廣州的大學教授、記錄片導演艾曉明。
在電話裡接到獲獎消息時，正值深冬，艾曉明擠在火車站候車大廳的人群和行李堆裡瑟瑟發抖。朋友告訴她，獎項是表彰她的「女性主義研究、為女性權利的抗爭以及她拍攝的十多部有關中國當代社會、婦女和維權運動的記錄片」。她這樣形容聽見喜訊的心情：「在寒流滾滾的冰封季節，一朵五月之花從天而降，它帶給我久違的尊敬、友好的祝福、遙遠的注視和西蒙·波伏娃的理想之光......」
瞭解她處境的人知道，這並不是一個中文系女教授的文藝抒情。只有見過寒冬的嚴酷與寂寥，才明白五月花的溫暖對一個勢單力薄的跋涉者意味著什麼。
頒獎將在巴黎的「五月花」咖啡館進行，半個世紀前，西蒙·波伏娃和薩特曾經在那裡交談、寫作。獲獎者艾曉明卻最終無緣前往。
在公安局，她被告知不得續辦護照；在深圳往香港的海關，她又遭遇攔截，無法出席在香港中文大學進行的研討會。警察和海關給她的解釋是：第一，她二零零五年拍攝太石村選舉的記錄片，當時已被決定五年內不得辦理護照；第二，根據出入境法的「第八條」，她不得出境。
甚至沒有人告訴她所謂的「第八條」是什麼。她回到廣州家中，自己搜索到了「第八條」中可能符合的情形：「國務院有關主管機關認為出境後將對國家安全造成危害或者對國家利益造成重大損失的」。
艾曉明覺得很好笑。這個五十七歲、聲音好聽、講話禮貌的大學女教授，她坐在自己家中，面對著那些花掉自己積蓄和退休工資拍下的記錄片，那些這個社會底層屢見不鮮卻沒有人正視的影像，還有掛在牆上的、她和善良朋友們的合影，還有家中隨處可見的鮮花、沙發上的花坐墊、松竹梅蘭的刺繡圖......她覺得好笑。她相夫教子，工作盡責，關懷社會，珍視心中自由、平等的基本價值，怎麼就變成了這個國家的「敵人」？還驚動了「國務院主管機關」來認定？
自從二零零四年開始獨立記錄片的拍攝，五年以來，艾曉明社會身份的變化讓她自己都時常茫然。她曾是一個單純的大學教師，教授古典文學，兼顧性別研究。零四年，一位母親苦苦尋找女兒被強姦致死真相的湖南「黃靜案」讓關注女性權益的她拿起攝像機，拍攝記錄片處女作《天堂花園》。自此，從書齋走進社會，又帶著影像返回課堂，以及更廣闊的網路空間，成了她新的生活與思考方式。
維權的母親、為自己選舉的農民、愛滋病的村莊、雪災裡的工人、地震廢墟裡的娃娃、攜手相助的志願者、不肯放棄的公民調查......公民維權運動中的主角，成為了她記錄的主要題材。
她的鏡頭語言越來越成熟，卻從來不躲避真實的苦難、尖銳的衝突以及所謂的「政治敏感」題材。
有專業導演批評她的作品不夠精緻，她不說什麼，因為這條自找麻煩的道路上的艱難無法與人分享。沒有資金、沒有助手，一個人背著幾個大包、扛著攝像機長途跋涉，還要躲避隨時隨地的監視、阻撓、威脅、甚至拳腳相加，常常有到達不了的地方，常常有採訪對象突然就消失了......
也有海外朋友覺得，她片子裡相似的苦難太多了。可她捨不得鏡頭裡的每一張普通面孔，她知道，這些面孔沒有機會出現在任何一個中國「正規的」電視節目裡。她說在新聞界，人們總是表彰記者，卻忘了真正的主角是他們的採訪對象。她希望在她的片子裡，這些最普通的人能獲得最有尊嚴的注視。就像她的好友王小波曾描述的，「沉默的大多數」，她希望自己的鏡頭能記錄下普通中國人靈魂的狀態，讓他們不再沉默。
為什麼要公民調查
二零零八到二零零九年，艾曉明投入心力最多的，是四川地震系列的兩部記錄片：《我們的娃娃》和《公民調查》。《娃娃》記錄了一場大地震與細弱鋼筋支撐的校舍所埋葬的五千三百三十五名孩子，他們曾經的童年，他們家長的痛苦與憤怒。這部片子的共同拍攝者譚作人，後因發起五一二遇難學生公民獨立調查，被當局拘押，罪名是「涉嫌煽動顛覆國家政權」。在艾曉明眼裡，這一個家境困難，卻願意在艱險的環境裡獨自驅車幾千公里走訪地震災區，挨家挨戶記錄下遇難娃娃姓名的成都男人，是不能再好的好人，她為他的被捕傷心、憤怒、進而呼籲。她說：「我不會與他保持距離。」《公民調查》脫胎於《娃娃》的後續拍攝，記錄了譚作人、艾未未以及其它自發而為的志願者，對這一場大地震，持續兩年，從未放棄的公民調查。
亞洲週刊對艾曉明進行了專訪，以下是專訪摘要：
一開始，為什麼選擇四川地震作為拍攝題材？
開始我沒有打算去四川。我想媒體記者都前仆後繼地去，有飛機、水艇送他們，我們連個三腳架都背不動，怎麼可能做這樣的事情。但是後來，四川當地的志願者朋友打電話來，說零八年六月十五號後，媒體退出來了。所以我想去瞭解一下究竟發生什麼事，什麼是我們在救災、大愛、光榮背後應該看到而沒有看到的。我去了以後發現，這麼大的災難性事件，應該有一個民間記錄，從民間的角度、獨立的觀察來記錄在這事件中人們失去親人的痛苦。而且校舍倒塌涉及大量的兒童，也是我一貫關注的婦女、兒童這個主題。所以我就去了四川。
這兩部片子也許不可能在內地公映，你希望達到的效果是什麼？
我還希望這部片子有一個社會工作的作用，觀眾看完片子後，挑戰了他對這件事的認識的前提，他會去討論片子講的社會問題，為什麼會有這個問題。這個討論的過程，就使看不見的被看見了。我覺得在中國社會轉型過程中，這會幫助我們，普通人，認識我們處在怎樣的關係，我們的公民權益遇到了哪些困難，如果你想去維護它的話，可能會遇到什麼。哪些情況有透明度，哪些情況沒有透明度。這是所有公民必備的一堂課。比如《我們的娃娃》，它並沒有回答學校究竟是不是豆腐渣工程的問題，可是它把這個問題交給了觀眾--為什麼我們搞不清楚到底是不是豆腐渣？我們要不要搞清楚？如果我們要搞清楚的話，什麼東西妨礙我們去搞清楚？
拍攝過程中有沒有遇到阻撓？
有。這兩部片子面臨的壓力很大，能感到受到威脅。而且不是來自地方，是來自國家。我去之前就被告知，「不要維權，不要拍片」。他們把我的名字掛在四川國保重點監控名單上，這讓我的工作變得非常困難。我們每天拍完，累了一天，誰不想到賓館洗個澡，好好睡一覺。可是到賓館需要出示身份證，又不敢，也不知道他們監控到什麼程度。有一天晚上我們就睡在別人屋檐下，半夜，兩邊屋檐的水就往中間流，起來倒掉半書包的水，幸虧器材沒打濕。真是很艱苦。我們誰也不希望出現這種情況，但有時候不能睜眼說瞎話。
這兩部片子裡使用了大量的民間影像，包括村民自己的ＤＶ記錄，這樣做的想法是什麼？
很多民間自製的ＤＶＤ，各地街頭都在賣，都江堰、綿竹、洛水鎮，還有一部分，是五一二當天市民拍下來送給記者、律師，記者律師再轉送給我的。我覺得這是民間影像有趣的地方，它是人民保存記憶的一個方式，你看一張碟就賣幾塊錢，其實是按照成本複製。這裡有一種追求：人民希望瞭解，也希望記住。我們經歷了一場驚天動地的災難，這是我們記憶的一部分，是我們精神生活的一部分，要不然怎麼會賣呢？大量的影像存在於人間，公民用了很多個人記錄的方式，照片、DV、手機表達對孩子的哀思，每個小小的紀念碑上都刻著孩子的名字和照片。人們只是沒有合適的機會，沒有拿出來。但是只要這些眼睛存在，他們就看到人間，這些人間的學校會蓋得更好嗎？他們的悲劇會被避免嗎？最後我們可以公開地表達對孩子的哀思嗎？而不是將紀念碑打碎，家長開追悼會，外面停滿警車，一個外人也不讓進，變成禁區。記錄片是一種觀察的態度，記憶有很多方式存活，如果這些孩子沒有得到尊重，這個記憶也是一道永不能合攏的傷口。
拍完《我們的娃娃》之後，為什麼又繼續拍攝了《公民調查》？
我覺得在地震之外，這是公民社會成長更重要的記錄。我拍了譚作人、艾未未，還有許多普通人參與到調查裡來，他們不是四川地震遇難者的直接利害人，他們是普通人，來自不同的職業，性格也不一樣。我希望人們能看見，這些普通公民是什麼樣子，他們為什麼要去四川，他們怎麼和家長交流。這部片子記錄了關於川震校難的第一份公民獨立調查報告是怎麼產生的。校難這麼大一件事情，中央那麼多高官、部門承諾了，誰也沒有做一個報告出來，而是兩個小人物做了，而且做出來了，有文字、有記錄，他們不是拍著腦袋做的，而是走了那麼多的路，有了那麼多的交流，和直接的利益相關群體，有了那麼多手拉手的交流。記錄片想要呈現的，是公民調查者的狀態。他們的努力如果不被看見，就被淹沒了，就不能成為公共記憶，或者公共生活的經驗。這是關於中國的公民社會如何形成的，我覺得特別重要，其實這個社會的治理者也需要這樣的知識。所以海關搜查我行李的時候，我說你如果是找《我們的娃娃》或者《公民調查》，我拷給你。他們不要。
《公民調查》的最後，你特別選擇了很多譚作人調查中的照片串起，這樣做的考慮是什麼？
正好那一段是我們沒有影像的，他和謝貽卉自己走了三千里路。這樣的山河，這樣的人，他真是用自己的生命去丈量這片多難的土地、破碎的山河，希望能夠有所修補，對這麼一個大災難希望有所承擔。我覺得這樣好的一個公民在我們這個社會裏實在是一個太寶貴的財產，我希望那些監獄長、法官都能看這部片子，我希望他們看了能想一想，這樣的人在顛覆國家政權，還是你們在顛覆國家政權？你們這樣踐踏法制，這樣把一個如此優秀的公民判入監牢，這才是顛覆國家政權。
你會擔心可能遭遇的安全威脅嗎？
也怕，但也沒辦法。過去我也不瞭解，林昭怎麼那麼勇敢，估計要我做也做不了。有時候這就是困難的選擇，我們不希望生活變得非常不平靜，工作變得超負荷。但是在做作品時有個工作倫理：比如不能說假話。我覺得這不涉及很複雜的態度，只是工作倫理。另外，在公民調查裡，你能看到，大家都非常努力，不放棄。我們社會最危險的是價值的崩潰，從譚作人到艾未未到志願者，這些行動實際上是在修復價值。這一大批人，他們不是為了具體的利益訴求，而是出於價值在做這些事情。包括我本人，我覺得我們的動機，有關方面是不理解的，我們要維護的是這個社會的核心價值，包括人權、公正、平等。這些價值需要有人倡導，用行動去彰顯、維護，而且必須大家一起去維護，從譚作人到艾未未，到我的記錄片，到律師浦志強、劉曉原，到崔衛平，等等。
這並不是那些內心特別狹隘、充滿了階級鬥爭論毒素的人去解釋的那樣，什麼反華勢力，什麼特務，我覺得這樣去妖魔化這個社會這麼友善、這麼健康的力量，是非常不健康的想法。不僅對社會不健康，對他們本人也非常不健康。說到底這就是一種恐懼，你對自己犯下的錯誤、可能受到的批評恐懼，對可能不勝任這個掌權者的位置感到恐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