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三教並立格局下的儒學隱憂
春秋末期，孔子首創私學，以《詩》、《書》、《禮》、《樂》、《易》、《春秋》教授弟子，從此，經書就成了儒家的經典。秦火之後，《樂》經失傳，《六經》變成了《五經》。漢興，《五經》被列入學官，每一經都有專門的教授，負責指導博士弟子。經學變成官學之後，藉助於行政的力量，流傳更為廣泛， 這似乎是一件令人欣喜的好事。但是，進入官府之後的經學，性質和作用也在悄然發生變化。
孔子將濟世救民的理念滲透在《六經》中，希冀以此教化學生，推動社會進步，實現他的政治理想。可是，作為官學的經學並非完全如此。教師出於教學的需要，關心的是如何從文字、訓詁的角度來說解這批古奧難懂的先秦文獻。不少學者皓首窮經，用畢生的精力來註解經文，從學術層面來說，這固然是推進經學研究所不可或缺的工作。而一個不爭的事實是，這些原本充滿人文精神的經書，已經慢慢地淡出讀書人的精神境界，變成了純粹的學術問題，甚至成為讀書人謀求功名利祿的工具。這不能不說是儒學的悲哀。
正當儒學成為學者高頭講章之時，佛教和道教悄然走進了中國人的凡俗世界。東漢以後，佛教開始傳入中國，不久道教也開始興起。唐、宋政府都將佛教、道教與儒學並立，作為基本國教。佛教和道教有玄妙而生動的心性理論，無論地位高下、文化深淺，都可以輕鬆進入它的堂奧。它們有彼岸世界，可以許諾實現信徒的種種願望，解脫他們現世的諸多煩惱，走向極樂世界，所以很快風靡於世，從帝王將相到尋常百姓，趨之若鶩。
相形見絀的是儒家，它除了沒有佛道的上述優勢之外，還有文獻本身的諸多問題，處境最為窘迫。孔子整理的《六經》，都是用先秦的語匯體系撰寫的，中古時代的學者讀起來已經感到處處隔膜，不易親近，一般學者初讀，不容易觸摸到明晰的脈絡。《論語》和《孟子》是先秦兩位聖賢的言論彙編，由於是語錄體，章節之間缺乏明快的銜接，也給人以吉光片羽，不成體系之感。這些正是它不能像佛道經典那樣在世俗社會廣泛傳播、生存空間日益縮小的重要原因。
二、韓愈、李翱、二程對《大學》《中庸》的提倡
如何應對佛道兩家的挑戰，找出某些能夠明快地彰顯儒家思想體系的文獻，是唐宋儒者最為迫切的任務。唐代學者韓愈和李翱最早注意到，《大學》和《中庸》是足以與佛道心性理論相抗衡，並且能夠梳理出儒家理論體系的最佳文獻。
《大學》、《中庸》原本是《禮記》中的兩篇。《禮記》是孔門七十子論禮的文集，共有四十九篇，作者多數不甚清楚。相傳《大學》是曾子所作， 《中庸》是子思所作。東漢經學大師鄭玄為《論語》作注時，並沒有對《大學》、《中庸》作特別的提示。《中庸》主要講天道與人道關係，闡述天命與性的關係， 《漢書•藝文志》有《中庸說》二篇，《隋書•經籍志》有戴顒《中庸傳》二卷、梁武帝《中庸講疏》一卷，似乎有個別人做過單獨的研究；《大學》在唐以前無單行本傳世。凡此都表明它們沒有引起人們特別的關注。
宋儒表彰《中庸》者很多，從張載的《正蒙》、司馬光的《大學廣義》、王安石的《禮樂論》、程顥的《定性書》、程頤的《與呂大臨論中書》等，都緊扣《中庸》來討論性命之道。張載早年就留意《中庸》，其學"以《易》 為宗，以《中庸》為體，以孔孟為法"（《宋史•張載傳》）。 二程將《大學》作為"初學入德之門"；將《中庸》看作"孔門傳授心法"之書，最為玄妙，認為"其書始言一理，中散為萬事，未複合為一理"， "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中庸章句》注引語）。"首明道之本原出於天而不可易，其實體備於己而不可離，次言存養省察之要，終言聖神功化之極"（《中庸章句》注）。但是，他們所做的工作都比較粗淺，遠遠沒有達到可以迅速在天下推行的程度。真正達到這一目標的是南宋的朱熹。
三、朱熹的《四書集注》
朱熹，字元晦、仲晦，號晦庵、晦翁，晚號遁翁，別號考亭、紫陽，又號雲谷老人、滄州病叟。祖籍徽州婺源今江西婺源。高宗建炎四年1130，生於福建南劍今福建南平尤溪。
朱熹出入經史，學術賅博，是南宋最著名的學者。可是朱熹的仕途相當坎坷，終其一生，歷經高宗、孝宗、光宗、寧宗四朝，"仕於外者僅九考，立於朝者四十日"黃干《行狀》，僅僅在同安、南康、漳州等地做過九年的地方官；寧宗時雖然成為帝王之師，卻只有短短的四十天。慶元元年1195，韓侂冑黨人攻擊道學為"偽學"、指責朱熹是"偽學罪首"，朱熹因此而落職罷祠。這對於胸懷經天緯地之材、匡時救世之志的朱熹而言，實在是一種可悲而又無奈的現實。慶元 六年，朱熹溘然長逝。
朱熹平生主要是一位學者，他的主要精力是在教學和學術研究上。他與呂祖謙、陸九齡、陸九淵等的鵝湖之辯，是傳頌千古的美談；他興復白鹿洞書院、講道武夷精舍、修復岳麓書院等等，也是文化史上的佳話。不過，最為學者所稱道的，還是他的《四書章句集注》。
朱熹編注《四書章句集注》，是把它作為一項重大的文化工程，在漫長的歲月中，千錘百煉而成就的。
朱熹從30歲時就措手於《論語》、《孟子》，到孝宗乾道八年1172他43歲時，才完成了《論孟精義》此書後名《論孟要義》，又改名《論孟集議》，可謂浸透了心血。此書將二程說解《論語》、《孟子》的文字"蒐輯條疏，以附本章之次"，又兼採張載、範氏、二呂氏、謝氏、游氏、楊氏、侯氏、尹氏等九家之說，以佐證二程之說。之後，朱熹以《論孟集議》為基礎，"約其精粹、妙得本旨者"，提煉出《論語集注》和《孟子集注》，在每條之下先注音，次釋字義，次釋大旨，次引諸家論說，次列己見。朱熹對《論語》、《孟子》的註解，旨在融會諸家之說，所以稱為"集注"。淳熙四年1177，朱熹將他取捨的原則， 以及與學生的問答編成《論語或問》、《孟子或問》。需要說明的是，由於朱熹日後的主要精力放在了《論孟集注》的修改上，《論語或問》、《孟子或問》已無暇顧及，其中的問題也不復釐正，所以《論語或問》與《孟子或問》二書始終沒有付梓刊行，僅僅在學者中私下流傳。
《大學》、《中庸》都是朱熹幼年時代誦讀、成年之後深思的經典，他在《中庸章句序》中說，《中庸》一書，自己"蚤歲即嘗受讀"，其後有過多年的"沉潛反覆"，"然後乃敢會眾說而折其衷"，可見他的慎重。淳熙十六年1189，朱熹60歲，感到所作《大學章句》和《中庸章句》已經比較成熟，"穩洽於心"，方才為之作序。
朱熹認為《大學》有闕遺之處，而且次序有顛倒錯亂之處；《中庸》論述性理、天道，是聖人心傳的要訣，學理深奧，雖然沒有殘缺，但是章句渾沌，條理不清。因此，需要對二書的文本進行處理。文本的分節，沒有照搬鄭玄的成說，而是根據二程等學者的意見和自己的研究，重新調整了次序，分別章節，並作出了自己的解釋，所以稱為"章句"。他認為，《大學》開頭的"大學之道"以下二百零五字是"經"，是曾子記述的孔子之言；後面的文字，雜引經傳之說，略顯散亂，但朱熹認為"文理接續，血脈貫通，深淺始終，至為精密"，當是曾子門人記述的曾子之意，其性質屬於解經的"傳"。《大學》的章次，二程認為有錯簡，為此重新作了編定。朱熹的編次，或從程本，或從舊本，間出己見。此外，他還依據上下文意和自己的理解，增寫了"格物致知"章的134字。他認為，如此一來，就顯得 "序次有倫，義理通貫，似得其真"。《中庸》的文本也作了調整，分為33章。每條之下先注音，再釋文義，然後引證串講，發揮義理。經過朱熹的處理，二書神明煥然，面貌一新。
朱熹在《四書》的每篇之前，都有一篇序，提示該書的性質、由來，作者的生平與學行等，文字洗練，鉤玄提要，非常方便讀者。正文之前，又有一 段簡明的文字，介紹二程對此書的評價。《大學》每章之後，都有提示章節大旨的說明，如"右傳之首章，釋‘明明德'"；"右傳之二章，釋‘新民'"；"右傳之三章，釋‘止於至善'"等等，全篇之末，又總括全篇結構，並叮囑讀者需要注意的事項："凡傳十章"前四章統論綱領指趣，後六章細論條目功夫。其第五章乃明善之要，第六章乃誠身之本，在初學尤為當務之急，讀者不可以其近而忽之也。"
對《四書》的註釋，朱熹一改漢儒的繁瑣之風，務求簡捷明快。漢儒重考證，宋儒重義理，彼此各為營壘。朱熹是宋儒中既重義理、又重考據的少數學者之一，他十分尊重漢儒，對鄭玄等學者的學術成就評價很高，但是，他的《四書》注卻沒有漢儒諸經的生硬麵孔，他在盡行吸收前人的考證之後，用近乎口語化的文字來表述，舉重若輕，足見功力。注文儘可能使用常用字，對原文中較為偏僻或者有異讀的文字，則盡量用直音法注音，幫助讀者消除閱讀上的困難。與宋代學者輕改經文的習氣迥異的是，朱熹在變動文本的次序時，都會在章節之後加以說明，使讀者瞭解原文在何處，以便案復，表現了朱熹對歷史文獻的尊重，以及他為學 的嚴謹和慎重。
《四書集注》經過朱熹的覃思精研、反覆修改，他說："某《語孟集注》，添一字不得，減一字不得"，"如秤上稱來無異，不高些，不低些。"直到臨死前三天，他還在修改《大學•誠意章》。因此，稱為中國古代學術史上的精品佳作，《四書集注》是當之無愧的。
四、讀《四書集注》要注意什麼
朱熹的《四書集注》體大思精，宏纖畢貫，百般讀之，猶不能盡其奧蘊。那麼對於初讀者來說，以下三點是需要留意的。
1．讀《四書》的次序。
儒家的經籍文獻相當之浩繁，學者應該遵從怎樣的次序去學習，才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二程早就談及這一問題："河南程夫子之教人，必先使之用力乎《大學》、《論語》、《中庸》、《孟子》之言，然後及乎《六經》。蓋其難易、遠近、大小之序，故如此而不可亂也。"《書臨漳所刊四子後》二程的這段論述對朱熹影響很大，他不僅主張《四書》是學習"《六經》之階梯"《朱子語類》卷一五，而且主張讀《四書》要有次序，但他提出的次序與二程略有差別："某要人先讀《大學》，以定其規模。次讀《論語》，以立其根本。次讀《孟子》，以觀其發越。次讀《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處。《大學》一篇，有等級次第，總作一處易曉，宜先看。《論語》卻實，但言語散見，初看亦難。《孟子》有感激興發人心處。《中庸》亦難讀，看三書後，方宜讀之。"《朱子語類》卷一四這種閱讀順序，既是從《四書》的難易來考慮的，也是從《四書》之間的有機聯繫考慮的。
《大學》既有"規模之大"，又有"節目之詳"，其中的三綱領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於至善、八條目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 齊家、治國、平天下，是講學習目的、學習內容、學習步驟和最終的功效，是為學的"間架"和"修身治人底規模"。《論語》講日常修德從政，《孟子》談心論性，內容浩瀚廣博，情理兼茂，正可以盡其蘊奧，充實《大學》的間架。《中庸》是談玄說妙之書，講"上達處多"，是形而上的學問，最後會歸於此，可以"求古人之微妙處"，進入理論探討的層面。"尺度權衡之既當，由是以窮諸經、訂群史，以及百氏之書，則將無理之不可精，無事之不可處矣。"（《四書或問》李方子引朱熹語）
我們今天所見到的《四書集注》的本子，大多不是朱熹提出的《大學》、《論語》、《孟子》、《中庸》的順序，而是《大學》、《中庸》、《論語》、《孟子》，這是不明就里之人所為，違背了朱子的本意，殊不可取。
2．讀書與修身不可偏廢。
我們讀《論語》，可以看到孔子對修身的重視。孔子說："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憲問》），又說"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子路》），把修身當作治人的基礎。孔子把修身進德看作是君子的日課："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述而》）
《大學》發展了孔子修身為本的思想，提出"正心"、"誠意"、"致知"、"格物"等修身方法，認為"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修身關係到治國平天下。《中庸》強調誠為修身之本，提出："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而要做到"誠"則又強調"反求諸其身"，提出"君子必慎其獨"的自我修養的重要方法。
但是，後世儒者讀《論語》、《孟子》等經典，大多把它當作射取名利的工具，很少與修身相結合，因而人心澆薄，世道浸衰。朱熹主張體用合一， 要求學生虔心涵泳，真實履踐孔孟之道，他說："《論語》之言，無所不包，而其所以示人者，莫非操存涵養之要。七篇之指，無所不究，而其所以示人者，類多體驗充擴之多。"（《論孟精義序》）。又說："聖人作經，以詔後世，將使讀者誦其文，思其義，有以知事理之當然，見道義之全體，而身力行之，以入聖賢之域也"， "欲求道以入德者，舍此為無所用其心矣"（《書臨漳所刊四子後》）。他在《論語序說》中引程子的話說："今人不會讀書。如讀《論語》，未讀時是此等人，讀了後又只是此等人，便是不曾讀。"可見，朱熹非常強調讀書與做人是一致的，不能做成兩張皮。朱熹的這一思想，至今依然是我們讀《四書》時應該遵循的原則。
3．建立了理學的理論體系。
《四書章句集注》是朱熹學術思想的結晶，它的特點，是通過註釋闡發理學的哲學世界觀和心性學說，構建了以天理論為最高範疇的，包括天理論、人性論、格致論、道統論、教育論、政治論等在內的完整的理學思想體系，這是它與傳統經注的不同之處。注文大多是朱熹自己所寫，所引諸家之說，主要是二程及其門人的文章和語錄，顯現了極其濃郁的學派色彩。
朱熹繼承韓愈以來的"道統"說，把偽古文《尚書•大禹謨》中"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其中"十六字坐實為堯舜以來傳授的"心法"。十六字中包含了"人心"、"道心"、"精"、"一"、"中"等最重要的哲學範疇，以此闡發《中庸》的"綱維"和"蘊奧"。他從理本論出發，認為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當氣化成形體時，理也賦予其中，這就是性。人物各循其性的自然，日用之間皆有當行之路，這就是道。人類的性道雖然相同，但氣稟有差異， 所以有過或不及之差，聖人用禮、樂、刑、政來品節人性，使之復歸於中正。人應該不斷完善自我修養，"以去夫外誘之私，而充其本然之善"。天理論的核心，是 "理"或"天理"是宇宙的根本。在"性論"中，朱熹承繼"天命之性"和"氣質之性"的區分，並加以發揮，提出"道心"、"人心"等概念，從而將《中庸》理學化、本體化了。朱熹為《大學》補寫的"格物致知"章，堪稱程朱理學"格物致知"論的精髓。類似的例子在書中在在多有，讀者可以仔細尋覓和體味。
五、《四書集注》的影響
《四書集注》是朱熹傾盡平生精力而作，所以學者給予很高評價，認為其學術成就遠在他的《易本義》、《詩集傳》之上。
趙順孫說："文公一生精力多在此書，一章之旨、一字之義，或數年更易而後定，或終夜思索而未安。"《四書纂疏》自序楊載說："《四書》者，王道之骨髓，五經之根柢也。"程復心《四書章圖纂釋》序汪克寬說："《四書》者，六經之階梯，東魯聖師以及顏、曾、思、孟傳心之要，舍是無以他求也。孟子沒，聖經湮晦千五百年，迨濂洛諸儒先抽關發矇，以啟不傳之秘，而我紫陽子朱子且復集諸儒之大成，擴往聖之遺蘊，作為《集注章句》、《或問》，以惠後學，昭至理於皦白，蓋皜皜乎不可商矣。"（倪士毅《四書輯釋》序）。刁包說："尚論諸儒，必以《四書》為標準，《四書》無所得，雖經史淹貫，不可以為學也。"（蔡清《四書蒙引》序）。王義山說："晦翁《四書》與《六經》並行於天地間，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前聖繼絕業，為萬世開太平，此書也。"（周焱《四書衍義》）
學術界有許多名儒都將《四書集注》奉為圭臬，將誦讀《四書集注》作為每天必修的日課，成為一時風氣，如真德秀"每晨起坐堂上，炷香開卷，必點校一章，從而演說其義，子侄皆立侍焉"。宋明理學傳入朝鮮後，《四書集注》風靡於世。在歷史上，朝鮮是儒家化相當徹底的國度，但平心而論，朝鮮的儒學主要是朱子學，而朝鮮的朱子學主要是四書學。這種傳統一直影響到今天的韓國學術界。
《四書集注》中的許多詞語，成為全社會最為熟知的名詞，最典型的如"格物致知"一詞。《四書集注》問世後，一時之間，許多學者開始將醫學、 數學、生物學等稱為"格物致知學"，如朱震享的《格致餘論》，曹昭的《格致要論》，胡文煥的《格致叢書》等。明清時代，中國學者普遍用格致學來稱呼西學， 如熊明遇的《格致草》，高一志的《空際格致》、湯若望的《坤輿格致》，陳元龍的《格致鏡源》等書，都冠以"格致"的名目，就連牛頓的《自然哲學的數學原 理》最初的中譯本也題名為《數理格致》。京師大學堂同文館設"格物館"，徐壽與傅蘭雅在上海開設"格致書院"等，也都屬於此類。乃至留日的章鴻釗、留英的 丁文江在歸國後被授予"格致科進士"。
《大學》的"三綱領"也作為傳統教育思想的理念被廣泛傳播，例如，清華大學舊有的學生宿舍樓的"明齋"、"新齋"和"善齋"，就是依據"三綱領"來命名的，要求學生時刻銘記大學之道。類似的例子，不勝枚舉，想必讀者諸君都很熟悉。
元延祐年間恢復科舉，鑒於《四書集注》文字淺近，說理深刻，加之在學術界得到的充分肯定，元仁宗皇慶二年（1313年），政府決定將《四書集注》定為科舉用書，明、清二朝承襲了這一制度，一直到清朝末年，《四書集注》都是天下學子必須首先誦讀的經典，其影響之大之深，可想而知。
不無遺憾的是，當《四書集注》成為科舉用書之後，也進入了官學的行列，在某種意義上重蹈了漢代經學的老路，成為天下學子追求功名利祿的敲門磚，違背了朱熹的著作本義，這是朱熹所不曾想見、也不願意見到的結局，其間的責任是不應該由朱熹來承擔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