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一一年四月，由孫中山、黃興傾盡人力、財力、物力所精心策劃的廣州黃花崗起義在幾個小時之內就被清政府扑滅。革命黨損失慘重，元氣大傷，孫中山痛心地說，「吾黨菁華，付之一炬」。孫的支持者們認為，至少需要五年的時間才能再組織新一輪的有效反抗。當時，在國內外的大多數人看來，清王朝的力量遠比它的反對派更加成熟、堅韌和強大，皇權儘管日漸衰弱，但仍然穩如泰山，帝制儘管千瘡百孔，但仍然堅不可摧。的確，就連最精明的預言家也沒有發現帝國將在半年之內走向滅亡的明顯徵象。然而，僅僅過了五個月，不可想像的事情終於發生。在湖北武昌，爆發了一場比廣州起義發動得更倉促、領導得更薄弱、組織得更混亂的軍事起義，可就是這樣一場小規模的新軍起義，卻瞬間撬動帝國全局，立時各省騷動，群起傚尤，局勢變得不可收拾。泱泱大清國搖搖欲墜，終至全面癱瘓、土崩瓦解。離它輕易挫敗黃花崗起義還不到半年的時間，國內攻守之勢已幡然大變，各省官情民情竟判若雲泥，這是為什麼？
誠然，辛亥革命的發生、大清帝國的覆滅是多種長期因素交互作用的結果，並非一時之誤、一事之失、一地之敗所突然造成。但是，期間也有一些突發的、偶然的因素髮揮了戲劇性的、意想不到的決定性作用。在筆者看來，直接引爆了全面危機、注定了末日來臨的，並不是立憲派鍥而不舍的和平請願，也不是革命派孤注一擲的武力冒險，而是清政府自己所採取的兩項愚蠢行動：其一，是草率成立「皇族內閣」；其二，是強制推行鐵路國有化。這兩項行動，均發生於一九一一年五月，即黃花崗起義失敗的次月。姑且不論這兩項行動之動機善惡與否，其客觀效果則顯然一無是處，深化了滿漢矛盾，擴大了央地分歧，激發了官民衝突，純屬作繭自縛、引火燒身，可謂一桿子打翻了滿船人。此二舉疏遠了漢族官紳，得罪了地方精英，亦令中產階層惱怒、知識份子怨恨、廣大民眾憤慨。於是，在短短數月之間，政治行情驚天大翻轉，如風捲殘雲一般，天意民心的天平迅速向革命派、共和派傾斜。如此搬石砸腳的奇效，除了清政府自己，別人是無從實現的。清王朝為它自己的滅亡做出了一切反對派都無法做到的巨大「貢獻」。
「保路風潮」與辛亥革命的關係，史有定論，本文不贅。「皇族內閣」與清廷覆滅的關係，歷來語焉不詳、少受重視，而對於這樣一件曾經改變了政情民情的歷史性事件，我們本該勒銘於史、勤記於心、永誌不忘。尤其是在當今，在中共「太子黨」已成氣候、重權在握之際，重溫那一段歷史，於中共、於國人更有鑒史知今的重要警示意義。
一九一一年，按照修訂後的立憲預備清單，「新政」已進入緊鑼密鼓的最後衝刺階段：當年須定官制、設內閣，次年要頒憲法、辦大選，再次年就要開國會、行憲政。設立一個與皇室分權、受資政院制約的過渡型責任內閣，這是立憲預備的實質性步驟，此事本來意義非凡、可喜可賀，值得大書特書。當時的中國通、《泰晤士報》著名記者莫理循（後被袁世凱聘為政治顧問）在給英國外交部官員的信中寫道：「新內閣的出現無疑向立憲政府邁進了一大步」，這代表了外國觀察家們的一般看法。然而，這個新出籠的內閣卻在國內招致了強烈的反感，迎接它的不是美酒和鮮花，而是極度的失望和普遍的憤怒。形象地說，它所引起的真實反應，猶如一盆涼水劈頭蓋臉澆向那些曾經對憲政前景充滿熱望的人們。人們由此相信，清朝之所謂立憲，不過是個幌子、是個騙局，冥頑不靈的清廷已不值得信任，弄虛作假的憲政已不值得期待。就這樣，君主立憲尚未誕生，卻在民意中永遠死去。
失望和憤怒的原因是顯而易見的。不是因為新內閣的權能配置和運作機制，也不是因為內閣成員們的政見、能力和操守，而是因為閣員們的民族和血統。這個責任內閣之被譏諷為「皇族內閣」，是因為十三名內閣成員中，滿蒙貴族佔了九席，其中皇族竟多達七人，而漢族官員只有區區四人。關鍵的問題就出在這裡。見於此，所謂「庶政公諸輿論」、所謂「消除滿漢畛域」，儼然淪為十足的謊言。雖然那些皇族閣員大都是響噹噹的政治改革派，並非全是頑固保守、庸碌無能之輩，比如，總理大臣奕劻雖是個貪官，卻是公認的改革者，公開主張三權分立；載澤、溥倫、善耆、紹昌是最熱心的憲政實踐者，也是滿族權貴當中最有學識的成員，政治傾向相當開明，甚至暗中與梁啟超等「逆黨」往來不絕。這個內閣算不上是一個「反動」內閣。但是，與畸形的內閣人事搭配相比，閣員們身上的這些個優點已變得無足輕重、毫無意義。人們普遍認為，立憲在即的大清朝廷仍將國家權力視為一家一姓之私產，他們不僅不信任漢人，甚至也不信任無血緣關係的滿人，而只信任自家那一小撮宗室親貴。他們死也不會放權，其公然蔑視皇室不入閣這一源於英國憲制的慣例，等於坐實了革命派對它的嚴厲指控：滿清王朝分明就是騎在漢族頭上的「韃虜」，是一個反華排漢的異族壓迫政權，若要去除此壓迫，舍革命而無二途。與朝野立憲派的普遍失望相比，地方漢族大員對新內閣的反感同樣是致命的。「皇族內閣」剝奪了地方督撫直接向皇帝上奏入對的權利，改將各省交由內閣統轄，而這是早已坐大的地方諸侯完全不可接受的。由此人們就不難理解，當革命匆匆來臨，以往曾維護皇室、反對革命的立憲人士和地方官僚為何竟大都抱持幸災樂禍、樂觀其成的態度。沒有立憲派和地方官們的支持或默認，各省紛紛「獨立」的革命形勢原本是不可想像的。
二、「太子黨」將是中共政權掘墓人
當今的中國政局，與清末極其相似：清有「皇族內閣」，今有「太子黨」。
所謂「太子黨」，即父輩是中共高官或「革命先烈」的一小撮「紅色後代」。在十三億中國人、八千萬中共黨員之中，他們當然屬於極少數之極少數，一如昔日的愛新覺羅皇族。然而，他們所佔有、所掌控的權力、資源和財富，早已勝過昔日的皇族，達到了「試看天下誰能敵」的地步。其實，這一群人並無特殊的組織聯繫，他們的利益不盡一致，政見各不相同，資歷聲望大有差別，品行操守也大相逕庭，就「執政能力」而言，有的人精明強幹，有的人則愚蠢透頂。將這樣一群人統稱為「太子黨」，除了其相同的權力慾望，只因其有著共同的官宦家世和紅色血統。
中共十七大政治局已經產生了一個由「太子黨」與「團派」分享政權的「中央領導集體」，如果不出意外的話，在中共十八大之後，將會形成一個由「太子黨」掌舵並佔據多數席次且壟斷黨國關鍵職位的權力新格局，一如昔日的「皇族內閣」。到那時，中國共產黨這個龐然大物就將擁有一個人人一目瞭然的「微縮景觀」，它的「核心」將不再是一個毛鄧式的權力超人，而是一個世襲性、封閉式的紅色家族聯盟。而在整體上，中共也將經歷一次血統化、親緣化的組織改造，蛻變為一個主要依血統親疏而劃分威權等級的擴散「同心圓結構」。
中共狹隘的幹部選拔任用制度注定了它今日的世襲化和排異性。一個平民黨員從入黨、提幹，經由副科級、科級，副處級、處級，......副省級、省級這一個長長的序列，直到進入「黨和國家領導人」的最高級別，若按規矩循序漸進、按部就班，每個級別至少做滿一屆（五年），即使他有天大的能耐，在其有生之年也絕不可能升入政治局常委。因此，與民主選舉不可比擬，更比科舉制、軍功制或捐官制為劣，中共的權力中樞完全不可能正常吸納普通的平民精英，只有那些有機會高起點入仕、並有人脈因緣不斷得到越級提拔的人才有可能到達中共最高層。這樣的特權人物只有兩類，一類是從學生幹部就進入團中央因而具有仕途高起點的「團派」，另一類便是具有血統優勢、近水樓臺先得月的「太子黨」。
中共開明領袖胡耀邦曾因重用平民出身的「青紅幫」（此即「團派」之發端）而得罪了黨內保守派，陳雲針鋒相對地提出，「還是我們自己的子弟比較靠得住」。此後，「靠得住」的「太子黨」便批量進入中共政壇，一發而不可收。直至今日，已樹大根深，盤根錯節，勢不可擋。與北朝鮮的金氏父子、古巴的卡斯特羅兄弟相比，與清末的「皇族內閣」相比，「太子黨」並無二致，不過是「家天下」的另一種組織變異而已。
「太子黨」壟斷黨政高職將會在當今中國引發何種反應？晚清「皇族內閣」的悲劇性結局可為人們提供諸多預見。料想，事態的發展不外如是：第一，它會迅速擴大黨內平民精英的政治離心傾向；第二，它將迅速削弱地方權力對中共中樞的依賴和忠誠；第三，它將迅速加深黨內外、體制內外業已存在的巨大隔閡；第四，它將使中共關於「黨內民主」、「政治體制改革」（無論其假意或真心）的一切努力徹底失去公信力和社會輿論的有效支持。
雖然，中共「太子黨」內亦有智識超群的才俊之士，並非清一色如毛新宇、朱成虎、李鵬之類的紅氓白癡。甚至我們也不妨設想，某些「太子黨」出身的高官或有可能比其他中共官員更有政治改良的抱負和化腐朽為神奇的魄力。但是，這都沒有意義，因為「太子黨」現象終非政治正途，它有悖於中國傳統，也有悖於馬列正統，黨外黨內的所有中國人都會反感這樣的政局。中國自春秋戰國以來，士階層成為國務政事的專職承擔者，皇權為表、士紳為裡，官僚系統一直是一種向庶民士子開放的流動狀態，而門閥政治、朋黨政治則為人詬病，「王侯將相，寧有種乎」的口號早已深入人心。即使是在帝制時代，中國人可以接受皇帝，卻不能接受「皇族內閣」，可以承認太子，卻不可承認「太子黨」。而按照馬列主義理論，共產黨政權有階級性，卻絕無所謂家族性、血統性、世襲性，「太子黨」亦將令真心的共產黨人所痛心不恥。讓「自己的子弟」堂而皇之接自己的班，這種私分公器的權力交易，只怕中宣部的筆桿子們也是無法自圓其說的。
所以，筆者願意大膽預言，立此存照：當「太子黨」一統中樞之日，便是中共政權分崩離析之時。
二○○九年十二月十三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