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人滿懷馬列主義對社會進行革新的美好理想，經過艱苦戰爭在中國大陸建立了一黨專制的政權，至今六十年。中共執政的六十年分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前三十年的所謂社會主義改造，中國共產黨人以"革命"和"不斷革命"的名義不斷挑起群眾運動，有效壓制了一切企圖向當權者進行挑戰的黨內外力量，最終使全體中國人民的政治、經濟、文化和其它社會權利遭到赤裸裸的掠奪，一切政治的、經濟的、文化的和其它社會的權利全部壟斷於黨國體制下，"人民"擁有一切，個人則一無所有；第二個階段是後三十年所推行的"鄧氏改革"，以"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名義對社會變革進行探索，謂之曰："摸著石頭過河"，經過多次陣痛之後，所謂的"鄧氏改革"在事實上完全成了對前三十年掠奪成果的分贓，導致了中國社會形成了一個以黨權為核心的權貴階層。
中共執政的前三十年是黨內外權貴以革命的名義掠奪，至1978年已經將中國人民的權利從政治上、經濟上、文化上和社會各方面掠奪殆盡，億萬人民除了是個"螺絲釘"以外就什麼都不是了，那麼它們就不能將掠奪再繼續下去了，於是不得不進行"鄧式改革"；中共執政的後三十年是黨內外權貴以改革的名義分贓，前三十年進行了徹底的掠奪，使一切資源與權利都收攏在權力周圍，改革是要做什麼呢？就是以"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做為幌子走回頭路，實行私有化或者是變相地實行私有化，而實際上就是權貴化和買辦化，於是到了今天，髒源即將枯竭，分贓即將終了，社會變革可能就又要不可避免地開始了。
中共執政六十年的過程並非如故事裡講的那樣，似乎全是英明領袖們的神來之筆，而是有其歷史的必然性。如果前三十年的掠奪還沒有完成，或者說還有掠奪的餘地，那麼即使出來一百個鄧小平也不能開啟改革；如果後三十年的分贓還沒有完成，或者分贓還有新的髒源，那麼再有一千個民主分子坐穿牢底也開拓不了中國的自由之路。中國至今是一個權力社會，權力已經滲透到社會的方方面面，這是本質的東西。權力社會的核心利益是當權者的利益，一切運作都是根據當權者的需要來進行的，這是認知中國社會必備的鑰匙，沒有這個鑰匙就打不開中國社會的認知大門。
中國的問題並不比別國複雜，也不比別國神秘，問題只在於：認知中國必須拿上認知權力社會的鑰匙。有一些非常精明的外國觀察家用西方的視角不斷在預測中國即將產生的變化，他們看到吏治腐敗和社會不公，就以為中國的執政當局干不下去了，可事實總不是如他們所預測的，於是，這些人都不得不驚嘆中國的神奇莫測和中共的統治能力，認為是神之又神，似乎中國除了跟著中共走就別無選擇了。還有一些致力於中國民主事業的人士也是如此，他們一次次的判斷，民主的機會來了，三年以後就可以去參加競選了，但三年以後他們又不得不重新預測。
中共推行"鄧氏改革"三十年，政治權貴、經濟權貴和文化權貴相互結盟，互相參股，已經形成了一個龐大的利益集團，這個利益集團按照"鄧式改革"的路線制度化地製造了一個分贓體系。中國為什麼還在沿著"鄧氏改革"的道路蹣跚前行？為什麼還不能像那些預言家所預言的一樣發生政治崩盤？就是因為這個分贓體系還有髒源並能正常運行。這就好比馬克思所言："無論哪一個社會形態，在它所能容納的全部生產力發揮出來之前，是決不會滅亡的"。
所以說，認識權力社會必須以權力社會的眼睛去看待它，而認識中國還必須加上分贓體系這個眼睛。權力社會和分贓體系是認知中國必不可少的兩隻眼睛，少一隻，你將不可能正確地認識中國。
二，以權力社會和分贓體系的兩隻眼睛看待中國現在
中共執政的前三十年是以最高權力為核心不斷收攏權力的過程，而權力則是全部來源於對人民權利的剝奪。在農村，對官僚地主剝奪，對小地主進行剝奪，對富農剝奪，對中農剝奪，最後使中國農民全部成了當權者的佃戶；在城市，對官僚資本家剝奪，對民族資本家剝奪，對城市工商業者剝奪，最後使中國市民全部成了當權者的包身工。毛的政權改造國民黨舊式的官僚經濟體系，號稱建立了一個大而全並小而全的獨立的工業體系，實則這個工業體系是更加官僚的，非常脆弱與落後。當"鄧氏改革"的觸角伸向城市不久，這個所謂完整獨立的工業體系迅速崩潰，在國民經濟中所佔有的份額直線下降，而"鄧氏改革"的特點就是在努力維護官僚經濟佔主導地位的意願下進行的。
眾所周知，"鄧氏改革"是從農村啟動的，那麼為什麼是從農村開始啟動呢？因為從農村啟動風險小，而這只是表象。真正原因是："文化大革命"結束之即，農村的持續衰敗已經使當權者無力維持對農村的統治，於是，就不得不放棄部分權力，還給農民部分權利。比如農業稅，不要以為取消農業稅是當權者大發慈悲，不是的，農業稅之所以取消，原因有二：一是，各地抗稅運動和反攤派運動風起雲湧，農業稅再收下去就將影響噹權者統治的合法性，二是，收取農業稅的財政開支已超過當權者所得的農業稅，我們記得，在取消農業稅的時候，農業稅在全部財政收入中只佔了百分之一點多的比例，而整個鄉鎮政府為了收取農業稅則花費了更多。
在城市進入"鄧氏改革"的軌道後也延續了同樣的邏輯，先是允許你搞個體戶，從事小商業，後是允許你搞小生產，從事小加工，在然後又允許你搞這個，從事那個。你不要以為這裡面有什麼經濟學的道理，也不要以為這裡面有什麼"設計師"精妙的算計，這都是當權者不得不把難以控制和難以尋租的領域歸還給你。當權者越改革就發現難以控制的領域越多，難以繼續尋租的領域也越多，就不得不下放給社會，也叫"簡政放權"和"抓大放小"。你別看當權者不斷地說金融領域很重要，必須由當權者控制才能有利國計民生，可以肯定的說，如果銀行也成了當權者難以控制和難以尋租的領域，當權者也會立即放手，但如果這裡面還有壟斷利潤使當權者可以尋租，他們就絕不放手。當權力不能繼續行使而不得不放棄權力，被迫把部分權利逐漸還給人民，這就是"鄧氏改革"啟動至今的真正內涵。
既要為權力服務，又不得不把部分權利還給人民，延續這樣一個邏輯，"鄧氏改革"使中國經濟獲得了空前發展，但這樣的發展必然帶來嚴重的後果：一，中國社會又一次產生了反差巨大的分化，既得利益者階層和龐大的不得利益者階層又開始了尖銳的對立；二，當權者對社會的統治能力持續下降，不得不把維護社會穩定當做最重要的事情；三，民間社會獲得了部分自由，它的獨立性、權利性、團隊性和抗爭性在逐漸成長。"鄧氏改革"的後果在權力社會中是必然的，它的趨勢也不可逆轉的，也就是說，後果將釀成更大的後果。目前，中國社會已經出現了兩個人群，一個是以權力為核心的既得利益者階層，另一個是佔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不得利益者階層。開始，不得利益者被排除在權力尋租的體系之外，不能參與任何分贓，但是兩個社會階層還能在相互隔膜中各自前行，後來，既得利益者開始向對方悄悄下手，中國社會的兩個階層就在不知不覺中赫然對立了，即將到來的危險也是觸手可及了。
三，以權力社會和分贓體系的兩隻眼睛看待中國未來
當前中國的主流社會是一個權力分贓體系，當權者難以控制和難以尋租的領域就拋棄在分贓體系之外，於是就有了相對獨立於權力的民間社會和民間社會運動。與社會分化隨之而來的是，中國政治也已經決然分化了。一方面官方政治依然在冠冕堂皇；另一方面，在對立中尋求平等地位的民間政治也在茁壯成長。在"鄧氏改革"之初，民間社會運動和民間政治完全是社會變革的配角，甚至是犧牲品，比如"民主*牆"一代；而在今天，民間社會運動和民間政治即將躋身社會變革的主角之一，比如"憲*章"一代。現在，官方政治和民間政治如何運動就成了影響中國未來的首要問題。中國要想重啟憲政變革的大局，必須考慮的問題有三：一是官方政治如何開始分化，並重新開始意識形態爭論，二是民間政治如何整合力量，把社會運動引向權利鬥爭的層面，三是民間政治如何處理與官方政治的關係，將社會變革引入良性軌道，把社會變革帶來的殺傷力降到最低。
根據歷史經驗，只要社會上層不發生分裂，一個社會即便危機重重也不會輕易產生社會變革，這個經驗放在當今的中國社會也同樣可以借鑒。中國的權貴階層本來是具有強烈的意識形態色彩，但是他們為了強化統治而有意地淡化了自己的意識形態色彩，取而代之的是幾近赤裸的財經分贓，引導整個社會一切向錢看。但是，這裡面有一個問題，貪心是無限的，而髒源不是無限的，那麼分贓分到一定的程度必然要由分贓不均引起引起內訌。當權貴階層的內訌在體制內不能調和的時候，他們就不得不重新開始意識形態爭論。當權貴階層開始爭吵怎麼徹底修改社會體制的時候，這個社會想不變也很難了，比如晚清，比如民國。鄧小平很精明，他不多搞意識形態爭論，只埋頭搞錢，這其實就是怕變天，他有這方面的教訓和經驗。
自由、民主、法治、憲政和公民社會，這是中國未來必然的道路，沒有別的選項，但是，中國社會什麼時候開始轉變，以何種方式轉變，這不僅取決於官方政治的分裂，這還要取決於民間政治的有效成長，沒有民間政治的壓力，官方政治就其貪性而言絕不會主動開闢中國的憲政道路。中國走向公民社會，不能指望統治者良心發現，也不能指望"穩定"前行，必須依靠公民覺悟的逐漸啟蒙和公民力量的逐漸崛起，其中民間政治的振作與重整才是最重要的和最關鍵的。中國的未來，對官方政治是分裂的問題，對民間政治則是整合的問題。中國民間政治經歷幾十年的曲折成長，思想資源和組織資源並不缺少，缺少的只是帶隊和跟隊的人。當然，民間政治也是政治，它逃離不了政治的普遍規律，其中必須有一個有效的權利和利益的內部分配機制，解決不了這個問題就說明中國的民間政治依然政治智慧和政治勇力。中國每年很多起孤立的社會運動，他們缺少的只是意識形態方面的領袖。如果有若干民間政治領袖能夠解決民間政治中權利和利益的分配問題，有組織地使社會運動意識形態化，中國的民間政治將活力無限。
官方政治的分裂和民間政治的整合，這還不構成中國社會安全轉型的全部要件，中國社會要想安全地走向自由、民主、法治、憲政和公民社會，還必須解決一個重大問題，這個重大問題就是民間政治將怎麼對待官方政治。第一，官方政治分裂以後，民間政治必須迅速選定自己在官方政治陣營中的同盟軍，以主導社會變革朝正確的方向運行；第二，民間政治掌握主動權以後必須釐清歷史真相，在此基礎上以"天下為公"的氣魄與過去的壓迫者實現社會和解。
不論唱多少高調，政治的核心內容永遠是不斷調整利益分配。為權力服務，這是權力社會，它只能把政治搞成利益分贓，但只是權力持有者之間的分贓；為權利服務，這是公民社會，它也只能把政治搞成利益分配，但它是權利持有者之間的分配。權力和權利，一字之差，竟然成天壤之別。我們要改變的專制社會正是權力者的社會，我們要實現的公民社會正是權利者的社會。一個自由的、有權利的和遵守法治原則的人，才能稱其為現代公民；現代公民能夠通過正當程序把當權者請下神壇的社會才能稱其為公民社會，這兩點，正是我們孜孜以求的目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