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11月9日晚上，東德當局宣布，封閉28年的東西德邊界恢復開放，大批民眾湧入他的檢查哨。他下令放行時深感羞愧，他說："我感到很難過，因為我感到黨和政府背棄了我，特別是，當時我的意識形態徹底崩潰。"
作為一名邊境幹部、葉格深受東德共產黨的政治教育，造成他當時的表面感覺如此。然而，也許是人類共有的良知在心靈深層不覺地起了作用，當天晚上，他的檢查哨是最早開放的。
葉格隸屬東德秘密警察，官銜為中校。當晚他已交接下班，正在餐廳吃三明治。當他聽到東德政治局委員夏波夫斯基在電視上宣布，准許東德民眾前往西方旅遊的新規定立即生效，他愣住了。和他一起看電視的長官也愣住了。打電話請示上級，但沒有人給予進一步指示。默不作聲也是上級們當時的一種選擇，這一選擇幫助了柏林牆守牆官兵們做出正確選擇。
1989年11月9日，守衛柏林牆的東德官兵們做出了正確選擇。
半小時後，人潮陸續湧入，民眾塞爆檢查哨外。葉格當下決定，徹底開放邊界。
其他許多官兵乾脆放棄了守衛，站在一側無為以對，順應天意。結果數十萬群眾一眨眼工夫居然把數十里市區的柏林牆推倒。
20年後，66歲的葉格對1989年放行的事情有了完全不同感受，他說："事實上，那是正確且勢在必行的，而且時機完全正確。"
葉格說："我不是英雄。我只是當晚做對了事。"
另一名東德守兵英格-亨里奇，當時卻選擇了不同的做法，給自己和他人都帶來完全不同的後果。
1989 年2月，也就是柏林牆倒塌9個月前的一個冬夜，剛滿20歲的克利斯和好朋友高定一起偷攀柏林牆企圖逃向自由。幾聲槍聲響，一顆子彈由克利斯前胸穿入，高定的腳踝被另一顆子彈擊中。克利斯很快就斷了氣。他不知道，他是這堵牆下最後一個遇難者。射殺他的東德衛兵英格-亨里奇於1992年在柏林法庭上被判三年半徒刑，不予假釋。
法官這樣對亨里奇解釋對他的判決："東德的法律要你殺人，可是你明明知道這些唾棄暴政而逃亡的人是無辜的，明知他無辜而殺他，就是有罪。這個世界在法律之外，還有‘良知'這個東西。當法律和良知衝突的時候，良知是最高的行為準則，不是法律。尊重生命是一個放諸四海皆准的原則，你應該早在決定做圍牆衛兵之前就知道。"
中國文化講因果報應。做對事看起來只是一瞬間的選擇，但瞬間的選擇同樣給自己和他人帶來後果，甚至影響自己和他人的一生。人生在世，選擇做對事的時候當時可能感到很難，但時過境遷後發現，選擇做對事永遠都是最值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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