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學講，人的意識就是客觀事物在人腦中的反映，也就是說，我大腦中的意識是一個結果，起作用的原因就是影響我大腦的客觀事物，比如說接受的教育，教科書，媒體宣傳等等。
1949年前是中華民國的統治中國的時代，從1912年到1949年的37年間，中國是不是真的就只是我大腦中印象的那幾個詞彙？準確嗎？隨著我社會閱歷的不斷豐富，我開始越來越懷疑我大腦中的很多意識及導致它們的客觀存在。
孫中山先生嘔心瀝血建立中華民國，借鑒美國的三權分立案例，在中國創立「三民主義、五權憲法」，為中國播下了文明政治學說的種子，中國應該會有些許光明才對。就算最後掌權的蔣介石飛揚跋扈，但他一直尚且口口聲聲遵守「總理遺囑」，以光大總理遺願為己任，他自己的所作所為，最起碼要稍能掩人耳目才對。照這個邏輯推斷，加上國民黨內未爆發諸如「文革」、各種全國範圍內政治迫害運動的人間慘劇的實例，很多教科書上的說教恐怕很難站得住腳。
國民黨在大陸執政時期所犯的種種罪行，已盡人皆知，這裡不妨可以挖掘一下它在經濟、教育等領域的其他真面目。
經濟：曾經的輝煌光芒萬丈
1920 年11月，上海的「火柴大王」劉鴻生創辦「鴻生火柴公司」。工廠技術人員經過半年多的試驗研究，採用高強度的膠粘劑，解決了火柴頭受潮脫落的難題；並購置磨磷機，提高了赤磷面的質量。改進後的鴻生火柴，頭大，發火快，火苗白，磷面經久耐用。此後，他們又對生產技術進行了大大小小的多次改進，火柴質量一再提高，鴻生成為眾口一詞的名牌產品，不但在國內成了搶手貨，一度還打入了南洋市場。工廠的利潤也逐年上升。1935年7月，劉鴻生首先邀集國產火柴製造同業成立聯合辦事處，繼而以此名義與美商火柴公司達成協定，成立了華中地區火柴產銷管理委員會，並制定了相應的火柴生產、銷售限制辦法。最後，劉鴻生又以中華火柴同業聯合會首席代表名義，與日商在華火柴同業會進行談判。日商迫於華商聯合會與華中管理委員會的一致行動，不得不加入中華全國火柴產銷聯營社。
留學海外的侯德榜，帶來了在美國設計好的圖紙，與工程技術人員一道，測試各種機器，經過調整改進，終於揭開了蘇爾維制鹼法的秘密，解決了大規模制鹼的一系列技術難題。1926年，永利鹼廠生產的紅三角牌純鹼，質量已經超過了英國卜內門公司的洋鹼。這年秋天，在美國建國150週年國際博覽會上，紅三角牌純鹼榮獲金質獎，不但使中國人揚眉吐氣，而且打開了廣闊的國際市場。
1906年周學熙籌建「啟新洋灰公司」。由於產品質量好，所以銷路很暢。啟新水泥很快被全國重大的建築工程所採用，津浦鐵路上的淮河鐵路橋、黃河大橋，京漢鐵路上的洛河鐵橋，北寧鐵路上的渭水鐵橋，以及青島、煙臺、廈門、威海等地的海壩、碼頭，用的都是啟新生產的馬牌水泥；北京圖書館、輔仁大學、燕京大學、大陸銀行、交通銀行、河北體育館、上海郵政總局等當時的有名建築，也都是用馬牌水泥建造的。經過幾十年的風風雨雨，這些建築大部分仍然完好無損，與現代化的高樓大廈併肩挺立。外國商人、特別是日本商人為了爭奪中國水泥市場，與啟新公司展開了一場殊死的競爭大戰。日本商人仗著日本水泥產量高、質量好，又離中國最近，大量運到中國傾銷。為了擠垮啟新公司，他們孤注一擲，拚命壓低價格。他們的水泥在日本的銷售價是每袋2.97兩白銀，運來中國的運費合到每袋2.5兩白銀，但他們卻以每袋3兩白銀的價格出售，也就是說每賣出一袋就要虧損白銀2.47兩。這是一場不見刀光血影、沒有吶喊衝殺的戰爭。啟新公司也及時採取了應付措施，將原來每桶的售價2.25兩白銀降到1.55兩白銀，袋裝水泥從每包1兩白銀降到0.7兩白銀。由於周學熙十分重視生產設備的更新與改良，啟新公司的水泥生產在產量和質量上不斷提高，成本不斷降低，並且多次在國際賽會、博覽會及國內展覽會上獲得獎章和獎狀，所以日本商人那種自殺式的傾銷，最終是搬起石頭砸了自己的腳。啟新公司壟斷中國的水泥市場達14年之久，銷量達到全國水泥總銷量的92％以上。啟新公司的成功，為多災多難的中國民族工業爭了光，也為中國人在國際上贏得了寶貴的榮譽。
1929年 5月，天津永明漆廠在鞭炮聲中開工了。經過3年多的苦戰、幾百次的試驗，陳調甫終於如願以償，研製出了物美價廉的油漆新配方。陳調甫把新產品定名為「永明漆」，它成為中國油漆工業的第一個名牌產品，當年就獲得了實業部頒發的獎狀，不但風行國內，而且美、英、日、荷、德等國的150多家廠商都和永明公司建立了業務聯繫。永明公司成了令全國同行刮目相看的名牌企業。陳調甫一天都沒有放鬆過自己的研究工作。1945年，他研製出一種醇酸樹脂漆，是我國合成樹脂漆中的第一代品種。這種漆才在恢復後的永明漆廠投產成功，陳調甫將它取名為「三寶漆」。這是中國油漆工業中又一個超越西方的名牌產品。
現在很多資料上說「解放後」中國才能製造萬噸輪，事實是這樣的嗎？上海江南造船廠在1918年至1919年接受美國訂貨，製造四艘同一類型的萬噸貨輪，都是全遮蔽甲板、蒸汽機型貨船。分別命名為「官府號」（MANDARIN）、「天朝號」（CELESTIAL）、「東方號」（ORIENTAL）、「震旦號 」（CATHEY）。船長135米，寬16．7米，深11．6米，排水量14750噸。其中第一艘「官府號」於1920年6月3日下水，四船經美國運輸部驗收，工程堅固、配置精良，美國政府對其建造質量十分滿意。
教育：大學真正獨立的時代
都說魯迅有骨氣，其實民國時候，有骨氣的文人何止他一個。我常常想：這是為什麼呢？是因為當時的「國民黨反動派」太軟弱，還是當時的大學和學者骨頭太硬？
今天，有幾個文人敢說自己有骨氣？甚至又有幾個敢說自己能算「文人」？
蔡元培：不做不自由的大學校長
蔡元培一生辭職無數次，其中僅在北大校長任上就先後多次辭職。他1917年1月4日到北大就職，7月3日就向黎元洪總統提出辭職，抗議張勛復辟。
1918年5月22日，為抗議「中日防敵軍事協定」，又向大總統提出辭呈。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後，為抗議逮捕學生，於5月8日提交辭呈，9日悄然離京。這次辭職引發廣大師生挽蔡大行動，北京各大專學校校長於5月13日齊上辭呈。
1923年1月17日，蔡元培再度憤而辭職，次日他在《晨報》刊發辭去北大校長職務的聲明：元培為保持人格起見，不能與主張干涉司法獨立、人權之教育當局再生關係，業已呈請總統辭去國立北京大學校長之職，自本日起，不再到校辦事，特此聲明。
蔡元培的幾次辭職，誕生了兩篇傑出的宣言：《關於不合作宣言》和《不願再任北京大學校長的宣言》，前者為了正義，後者為了自由。1919年6月15日發布的《不願再任北京大學校長的宣言》，擲地有聲：我絕對不能再作不自由的大學校長：思想自由，是世界大學的通例。德意志帝政時代，是世界著名專制的國家，他的大學何等自由。那美、法等國，更不必說了。北京大學，向來受舊思想的拘束，是很不自由的。我進去了，想稍稍開點風氣，請了幾個比較有點新思想的人，提倡點新的學理，發布點新的印刷品，用世界的新思想來比較，用我的理想來批評，還算是半新的。在新的一方面偶有點兒沾沾自喜的，我還覺得好笑。那知道舊的一方面，看了這點半新的，就算「洪水猛獸」一樣了。又不能用正當的辯論法來辯論，鬼鬼祟祟，想藉著強權來干涉。於是教育部來干涉了，國務院來干涉了，甚而什麼參議院也來干涉了，世界有這種不自由的大學麼？還要我去充這種大學的校長麼？
馬寅初：「我不去見蔣介石，他要見我他自己來！」
著名經濟學家馬寅初，抗戰期間擔任重慶大學商學院院長兼中央大學經濟系主任，多次在公開演講中指責孔祥熙大發國難財。1940年他給陸軍大學將官班講抗戰財政問題，他說：抗日戰爭是中華民族存亡的嚴重關頭，全國上下應該有錢出錢、有力出力、同心同德、共赴國難。但是現在不是這樣，現在是「下等人」出力，「中等人」出錢，「上等人」則既不出錢，又不出力，囤積居奇，發國難財。還有一種「上上等人」依靠權勢，利用國家經濟機密從事外匯投機，大發超級國難財。這種豬狗不如的「上上等人」就是孔祥熙和宋子文之流……必須把孔祥熙、宋子文撤職，把他們不義的家財拿出來充作抗戰經費。
馬寅初連續發表文章與演講，揭露國民黨的腐敗，痛斥孔宋之流的無恥，使國民黨政府大為頭疼，也遭到很多權貴的忌恨。宋靄齡、宋美齡等人向蔣介石施加影響，要求對馬寅初進行嚴厲處置。
一天，蔣介石召見重慶大學校長葉元龍，狠狠訓斥他：「你真糊塗，怎麼可以請馬寅初當院長？你知道他在外邊罵行政院長孔祥熙嗎？他罵的話全是無稽之談！他罵孔祥熙就是罵我。」末了，蔣介石說：「下星期四你陪他到我這兒來，我要當面跟他談談。他是長輩，又是同鄉，總要以大局為重！」
校長怕碰釘子，讓侄子去向馬寅初轉達蔣介石的意思。馬寅初一聽，火冒三丈地說：「叫我去見他，我不去！讓憲兵來陪我去吧！」又說：「文職不去拜見軍事長官，沒有這個必要！見了面就要吵嘴，犯不著！再說，從前我給他講過課，他是我的學生，學生應當來看老師，哪有老師去看學生的道理！他如果有話說，就叫他來看我！」
蔣介石知道後很生氣，又無計可施，只好對校長說：「我是想同他談談經濟問題。你回去告訴他，以後有時間，隨時都可以來找我。」但馬寅初始終置之不理。孔祥熙為了拉攏馬寅初，想請他出任財政部長，也遭到他了的嚴詞拒絕。
眾學者拒絕「奉旨選舉」
1940年3月蔡元培病逝，中央研究院院長職位空缺，需要補選。按當時程序，應先由數十名資深學者組成的中研院評議會推舉候選人，再由政府遴選任命。胡適、翁文灝、朱家驊三人被學界目為主要候選人，其中又以胡適呼聲最高。
中研院長原為無權無錢的閑差，本不至於引發連最高層都捲入其中的風波。但胡適此時正擔任駐美大使，力促美國對日作戰。「駐美大使」卻是個各方趨之若鶩的「肥差」，不少人想取而代之。權勢炙人的孔祥熙更是覬覦已久，想乘機以親信顏惠慶取代。由於孔氏一家向為學界所鄙薄厭惡，所以，孔氏圖謀一經披露，便引起學界公憤。不少人雖然希望胡適回國領導中研院，但又不願讓孔氏得逞，便不擬投胡適的票。此時蔣介石也想對選舉施加影響，在選舉前親自下條子要「舉顧孟余出來。 」
此舉觸怒了學界，學者們就此對權貴進行了堅決的抵制。選舉前夕，擔任評議員的學者聚會，陳寅恪大談學術自由主義，主張「院長必須在外國學界有聲望」，「我們總不能單舉幾個蔣先生的秘書。」他的意見得到大家的一致贊同。
學界的態度為蔣介石所知，他雖很不高興，卻又無可奈何。最終，評議會正式選舉的結果是：翁文灝、朱家驊各二十四票，胡適二十票，李四光六票，王世傑四票，顧孟余只得一票。顧氏慘敗，實乃蔣介石幫了倒忙的結果，也反映了學界對權勢的漠視、對學術自由的珍視及維護這種自由的風骨與勇氣。依據程序，得票最多的三人即為中央研究院院長候選人，經過一番躊躇後，蔣介石等最後決定由朱家驊代理中研院院長，胡適仍為駐美大使，這場風波始得平息。
從上述這些歷史記述來看，主政大陸時期的中華民國政府，在昏暗腐朽之外，的確還是有不少建樹的，當時的人物也都個個豐滿有型，不像如今這麼平面化。歷史應該怎麼寫？歷史應該怎麼樣讀？對歷史有什麼樣的記錄和解讀，決定著我們這個民族未來的道路，但願我們民族的未來道路越來越通達順暢，上面的行人也都豐滿而矯健。
来源:劉春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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