猶記二零零一年七月，我拿著一冊《商業週刊》在北京東北三環的一間寫字樓裡疾走，向著每個經過身邊的同事說，你看"亞洲最危險的女人"。
這一期《商業週刊》的評選出他們認定的五十位"亞洲之星"。其中六位來自中國大陸，四位是企業界--民生銀行的經叔平、聯想集團的楊元慶、中國銀行的劉明康、中石油的黃炎，一位經濟高官--證監會主席周小川，胡舒立則是輿論影響者，她是創辦不過三年的《財經》雜誌的主編。
我二十五歲，在一份剛剛創刊三個月的報紙中工作。這份報紙的大部分同事都像我一樣年輕，沒什麼工作經驗，卻都胸懷一種莫名的衝動--我們要辦一份偉大的媒體。但至於"偉大"到底意味著什麼？我們誰也說不清楚。但一些現成的例證擺在眼前，我們的閱報室裡擺滿了《泰晤士報》、《紐約時報》、《財富》、《時代》，它們的壽命最長的一位要上溯到十八世紀末，它這樣報導過拿破崙："波拿巴中等身材，相當瘦削，面色黃褐，面貌無甚特別，但他有一雙無比銳利的黑眼睛，總是習慣性地看著地面"。即使最年輕的《財富》和《商業週刊》也是一九二九年創辦的，它們記錄了大蕭條以來的歲月。我們也著迷於他們的調查能力、寫作方式，當然更渴望它們巨大的影響力。我們都記得亨利·盧斯在世時對《時代》駐外記者的要求--你是另一位美國大使。
這一切都令我們的現實暗淡無光。你怎麼能想像，中國有一份報導過乾隆皇帝，如今仍在繼續發行的報紙，更不能想像中國的媒體能輕易採訪到全球最顯要的人物，為世界輿論設定議題。或許在內心裏，我們還有一絲不願承認的地位焦慮。《紐約時報》的北京記者，可以見到中國總理，進入中國政商階層，而從未聽說過中國的記者們能在西方主流社會自由出入，我們從來沒有體驗過"無冕之王"的美妙滋味。我們迷戀甚至迷信這些媒體，對他們的標準堅信不疑。商業與政治人物進入亞洲之星的榜單在意料之中，中國正變得日益強大，影響力迅速上升，他們代表的是機構與組織的力量。但如果胡舒立是亞洲之星，對於我們這些年輕記者來說，是一種巨大的鼓舞，這是個人的勝利，是某種信念的勝利。中國的媒體人既可以贏得西方同行的尊敬，也可以與國內的要人比肩而立。
二零零一年之後的兩年是中國商業媒體的蓬勃時期。我工作的《經濟觀察報》和它的競爭對手《二十一世紀經濟報導》，以超出創辦者們預料的速度迅速興起。那是個洋溢著希望的歲月。中國經濟沒有毀於國有企業的紛紛倒閉，反因私營經濟的興起而站在另一個高速增長的入口；外部世界也是讓人憧憬，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全球化被視作新的烏托邦，中國不會再退回到自己的過去了；甚至一向僵化的政治體制都露出鬆動的痕跡，黨的總書記在公開講話中邀請私營企業主入黨，一年後的十六大則是政權的第一次順利接交，沒有拖延到不得不交的最後一刻，沒有被廢黜的接班人，在歷史上所有社會主義國家中，這似乎還是第一次，中國共產黨的自我調整能力，讓人充滿期待。一種單純的信念在支持著人們的樂觀--市場經濟最終不可避免地帶來政治開放與社會進步。我們這些新聞記者，將是整個過程的記錄者、監督人。
我們將美國進步年代的新聞記者視作自己的同代人，我們也將幫助這個生機勃勃、問題叢生的大國變得更成熟、健康，我們自己也堅信可以讓未來一代的中國更富有朝氣和自信。倘若中國的企業家們藉助的是股份制、流程管理、市場營銷這些外來理念，從一片國有化的廢墟上塑造起中國當代商業世界的萌芽，那麼我們這些新聞記者要藉助的則是5W原則、深入調查、揭露黑暗的勇氣--這些西方新聞界的已成傳統，在被長期意識形態、宣傳話語、公然的謊語所圍繞的新聞紙上，創造出新的生命力，值得傾聽和信賴的聲音。
我記得同事們在閱讀到關於胡舒立短短的報導時的由衷喜悅，他們感覺到未來的無窮可能性。在這種喜悅不到一個月後，《財經》傳來更振奮的消息。這本雜誌一名二十五歲的記者發現中國最大的上市公司之一的銀廣夏存在嚴重的業績造假，在這之前，它是資本市場的寵兒，兩年股價漲幅超過百分之一千，它也被視作中國經濟蓬勃的象徵之一，高級領導人都曾訪問與讚揚過它。但這則報導則表明，奇蹟背後是個無盡的陷阱。這則報導將《財經》推到了聲譽的第一個高峰，倘若再結合它之前關於瓊民源、基金黑幕的報導，《財經》最鮮明的形象業已形成--它是黑暗和陷阱的揭露者，不僅充滿了正直與勇氣，還具有讓同行們仰視的專業精神，他們可以讀懂那些可怕的財務報表，能在無窮枯燥的數字構成的海關記錄中發現被隱藏的欺騙......它甚至影響了整個商業新聞報導的方向和談話方式，記者們紛紛試圖能理解財務分析，而人們不用"商業報導"這個詞，而說"財經報導"。
但是這種過分鮮明的形象，經常有意無意遮蔽了《財經》更寬闊的抱負。它真正的興趣是如何推進中國更深入的改革，促進中國和世界的相互理解。胡舒立經歷過鄧小平初期的改革歲月，知道一旦給予自由，中國人的能量將怎樣噴發，她也遊歷過西方，知道中國的距離有多麼遙遠。她當然也有那一代人普遍特性，對政治權力的高度敏感、有時甚至是迷戀。在他們成長的最初歲月裡，政治權力進入生活的每一個空間。而當他們試圖反抗這種壓迫時，任何行為都是一種政治行為。穿上牛仔褲，第一次聽到搖滾樂，甚至說出一句真話，寫出一篇沒有假話與空話的新聞稿，都變成了某種政治宣言，一種政治改革。而他們的個人經歷則表明，來自最高層的理性決策，才是推動中國的決定性動力，中國的變革是自上而下的。
當胡舒立在一九九八年創辦《財經》雜誌時，股票市場、金融業、經濟政策，似乎正成為推動中國變革的新槓桿。距離天安門事件已將近十年，人人都已默許了政治改革的停滯。但是商業蓬勃又給人們帶來了新的希望，經濟自由將導致政治開放和社會進步嗎？一些經濟學家開始估計，倘若一個龐大的中產階級興起，他們遵循理性和契約的精神，倘若億萬股民們能因為股票不僅分享到增長的財富，也能意識到自己的利益與國家改革直接相關，這將是多麼重大的變革力量。"增量改革"、"漸進改革"正是熱門話題。眼見俄羅斯與東歐休克療法的陣痛與蕭條，中國一部分頭腦敏銳、富有責任感的精英們，相信自己能探索出一條中國道路。這多少像是另一種農村包圍城市，我們暫且不去理會政治體制，我們去建立一家好公司、建立一個良性的股票市場、在非政治領域盡量說真話，遲早有一天這些良性的力量將逼迫權力核心的改變。況且，這權力核心看起來也並非鐵板一塊。此時，一個革命性的政黨似乎徹底脫去了革命的外衣。一個技術官僚的年代已經到來，新一代官僚們有很多令人充滿希望，他們在西方接受教育，知道世界的模樣，再沒興趣談論意識形態，他們將把自己的教育和經歷轉化成變革的動力嗎？
當胡舒立和王波明最終坐在一起時，一切看起來正是如此。他們都是革命之子。當少年時代響徹雲霄的"東風壓倒西風"，"亞非拉兄弟"的口號之後，他們都在美國找到了方向。胡舒立想創辦一份具有美國水準的雜誌，而王波明則忘不了自己在紐約金融市場的經驗，要和他的朋友們在中國建立對應物。
他們的合作幾乎立刻大獲成功。給《工人日報》撰寫過社會變化的稿件，去美國進修過，為《中華工商時報》報導華爾街，經歷過從"文化大革命"到"反自由化"，參與創辦過《資本》雜誌，胡舒立所有的經驗和知識儲備，在這一刻發生作用。她成熟的個人信念、對新聞業的深入理解、技術能力、對政治的敏感，在得到新的支持之後，噴湧而出。而這噴湧又恰好發生在既重要又相對自由的領域--商業與金融。它不直接涉及政治，卻又與政治相關，它既可以喚起公眾強烈的認同，又有改良派官僚的默認與支持，它也得到國際資本與輿論的關注，《財經》像是個令他們無比渴望、又迷惘不堪的中國市場的小型探照燈，它用他們能理解的語言說話，幫助他們分清虛與實......
"黑幕與陷阱"式報導的巨大成功，表明真相與信任，在中國是多麼可怕的稀缺。但揭露從來不是胡舒立的全部興趣，或許也不是她最終的興趣。她想創造一個新共識，一個關於改革的新共識。她要讓孤立的思想和行動連接在一起，讓它們變成推動中國進步的理性力量。（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