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1937年中共政治局會議人員。左起：張聞天、康生、周恩來、凱豐、王明、毛澤東、任弼時、張國燾
中共自建黨之後，高層利用權力以逞淫亂是一種常態，也是當時延安流行的一種風氣，正如西諺所講的，"美女與駿馬永遠是屬於部落酋長的"。
遵義會議前，毛澤東的對手除了博古、李德本人外，還有一個反對者，那就是時任"少共"中央局書記(即共青團中央書記)的政治局候補委員的凱豐(何克全1906-1955)。凱豐是江西萍鄉人，二十年代在莫斯科中山大學時，他就同王明、博古等交往很多、關係密切，後來就成為以王明為首的"二十八個半"和"百分之百的布爾什維克"之一。到蘇區以後就和博古搞在一起，他對於老同學洛甫、王稼祥的"反水"站到了毛澤東的一邊，支持和參加了毛澤東的"非組織活動"，十分不滿，認為毛澤東等"結夥煽動反對中央"即他的好朋友博古和國際顧問李德，簡直是大逆不道。在遵義會上，他是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紅九軍團中央代表身份出席會議的，當時黨內反對毛澤東的一條理由，認為"毛澤東算什麼?不過就是憑著《三國演義》和《孫子兵法》那一套老玩意在打仗！"就是凱豐說的。會後，他被撤銷了所擔任的紅九軍團中央代表職務。到延安後，凱豐調任中共中央宣傳部代部長，還寫下《抗日軍政大學校歌》。在洛川會議和12月政治局會議上，先後被選為中央軍事委員和政治局委員。抗戰初期，凱豐在南方配合周恩來做統戰工作，1940年底才回到延安，任中宣部代理部長。七大後，凱豐任中共中央東北局宣傳部長，後任中共中央東北局常委、中共瀋陽市委書記。1952年11月，凱豐任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和馬列學院（今中共中央黨校）院長，1955年3月，49歲的凱豐在北京逝世。
搶佔他人妻子的"小三"
近讀已經過世的原外交學院院長陳辛仁（1915--2005）的回憶錄，才知道這身為革命元老的凱豐，也曾橫刀奪愛，充當過破壞他人家庭婚姻、搶佔革命幹部妻子的"小三"。
陳辛仁是1935年與妻子房紀在東京結婚的，一年後生下女兒阿英。當年男二十，女十七。抗戰爆發後，陳辛仁到新四軍任職，房紀則到西北大後方的寶雞工作。分別後三四年時間裏，陳辛仁也曾接到過女方的四五封來信，但一直沒有實現把房紀調到新四軍來工作的願望。一天，新四軍政委饒漱石突然找陳辛仁談話，開門見山地勸他並可以批准他"另外結婚"。陳辛仁當時覺得十分可笑，自己為什麼要"另外結婚"呢？饒漱石直截了當的說："現在改名王茜的房紀，早已經被人家調到他的辦公室擔任秘書工作了，與此同時，也兼私人秘書。他們已經結合到一起，這是兩廂情願的事情，如今木已成舟了！"
聽到這番話，如晴天霹靂，陳辛仁才知道自己的家庭發生了婚變，悲憤的說："我不理解，在那崇高的革命聖地，竟發生了這種令前線指戰員寒心的惡劣行為！"就在與饒漱石談話之後，陳辛仁收到了化名王茜的女方寄來的一封信，簡單寫著幾句話："別來數年，不知音訊，相見無期，請另覓伴侶，善自珍攝。"地址上是讓何凱豐來轉的。
接到這封信後，陳辛仁才清楚地斷定，那個改名換姓的房紀，已經徹底落入了隱藏在大後方的一個色狼陷阱，她要高攀大樹做靠山，但卻找到了何凱豐這樣一段朽木頭。後來又得知，凱豐在佔奪房紀的同時，還凶狠地拋棄了和其在長征路上同甘共苦的髮妻廖似光，廖本人竟是被凱豐命令警衛員把她趕出家門外的，也是一個婚變的受害者。
陳辛仁書中回憶，他在遭受沈重打擊的同時，百思不得其解，為什麼在那人人憧憬的革命聖地，竟然出現了披著高幹外衣的色狼，利用職權，公開拋棄自己的髮妻並非法佔奪前方軍人的妻室，還不曾受到黨紀國法的懲處。這種衣冠禽獸般的可恥行為，豈能讓受害者容忍？
中共高官在延安的第一輪換妻潮
"但見新人笑，那聞舊人哭。"文革期間，受到審查的陳辛仁從專案組口中得知，凱豐到了關外之後，為了另娶新歡，又像拋棄髮妻一樣地把房紀給遺棄了，凱豐喜新厭舊的犧牲品，同時對外還散佈"王茜已經死了"的謊言，不過化名王茜的房紀並沒有死，仍孤獨地活了很多年，直到1971年患癌症病故，時年才52歲。不過她雖然沒有像傳言的那樣早死，但早就是一個精神病患者了，文革期間，當專案組向她問起陳辛仁的歷史情況時，她兩眼直視前方，旁若無人地說："是共產黨派來的嗎？我準備去開黨代表大會去了！"一看患者病狀如此，專案組就沒有再深究下去了。凱豐搶奪陳辛仁之妻時，陳正在擔任著新四軍軍政治部敵工部科長，四支隊十四團政治處主任，新四軍江北指揮部政治部宣傳科科長等職務。就連這樣高級指揮員的妻子，凱豐也敢毫無顧忌地下手，可見此人不僅色慾包天，而且權勢炙人。
其實，中共自建黨之後，高層利用權力以逞淫亂是一種常態，從曾任中共宣傳部秘書的鄭超麟的回憶錄"革命與戀愛"的章節中，我們可以看出，已有家室的中宣部長彭述之先是與蔡和森的妻子向警予胡搞，後來又與羅亦農的妻子睡到了一起；向警予死後，蔡和森又奪去了李立三的妻子李一純；而羅亦農後來又奪去了賀昌的妻子諸友倫；李一純則先後與楊開智、李立三和蔡和森都組成過家庭；而與朱德的前妻（朱敏的親生母親）私通者，正是出賣羅亦農的叛徒後遭中共暗殺。他們之間關係的混亂與亂來，到今天都很難梳理清楚。由此也可以理解，為什麼到了延安後不久，中共高官開始了第一輪的換妻潮，毛澤東首先停妻再娶，拋棄賀子珍而和江青搞在了一起；戰功威赫的老紅軍黃克功求婚不成、竟連開兩槍殺害陝北公學只有16歲的女學生劉茜，而且事後還大言不慚地反誣"劉氏狼心惡毒，玩弄革命軍人!"鄧力群趁著李銳在延安整風時挨整之際，趁虛而入，佔有了後者年輕的妻子範元甄。說起來，這些都是當時延安流行的一種風氣，正如西諺所講的，"美女與駿馬永遠是屬於部落酋長的"。所以，作為文化人的王實味、丁玲來到延安之後，從革命聖地的一派光明中看到了依舊是封建性的專橫與野蠻，這才寫下了《野百合花》、《三八節有感》，抨擊革命聖地的"衣分三色、食分五等"、"歌囀玉堂春。舞回金蓮步"等不良現象。
有一個史料，賀龍從前線來到延安，衝著王實味這幫子文人大罵："老子在前方賣命，你們在後方罵娘！"其實，現在看來，那些罵娘的，倒是從社會公正的角度出發，說了些大實話，結果給自己帶來了慘遭砍頭的殺身之禍。難道說，如凱豐這樣高級幹部搶奪民女的流氓行徑，不該批判嗎？不過，對這些高級幹部，倒是相安無事，延安整風期間，凱豐不僅沒有為自己的醜行為受到懲處，反倒成了整風運動中督促學習和檢查工作的主要負責人，就連被他欺騙搶奪來的房紀，後來也成了駭人聽聞的"搶救運動"中的一個犧牲品。到了今天，隨著權力的不受約束和金錢的腐蝕毒化，中共官場上淫亂更為變本加厲，無以復加。如重慶的司法局長文強，能利用職權威逼十多個女明星與其同眠、並強姦幾名女大學生、一擲千金地給幼女"開處"等等駭人聽聞的惡性醜聞，只不過是中共這種淫亂常態的順延與膨脹的個案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