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共對臺灣政治戰略的確定
理性的，還是非理性的
臺灣是插在中共官僚集團政治心臟上的一根刺。對於毛澤東等老一代中共官僚而言，解決臺灣問題意味著最終解決共產黨和國民黨之間半個世紀以上的愛恨情仇；以中共最終的完全勝利結束這一段歷史，構成老一代中共官僚生命最後的政治激情。上個世紀八十年代，鄧小平就曾在中共內部的秘密會議上和中共公開發布的文件上宣示，要在十年之內解決臺灣問題。只是由於八九年六．四慘案，使中共和鄧小平個人受到政治的重創，十年解決臺灣問題的戰略計畫才被擱置。
對於江澤民和胡錦濤等新中共官僚，臺灣仍然是插在他們政治心臟上的一根刺，而且插得很深。
蘇聯東歐共產黨政權轉瞬間便在人民大起義中冰消雪化，中共自己的政治道德基礎也在六．四事件中徹底崩潰--新的中共官僚集團是在這樣極端危險的政治狀況下走上權力之巔。恰在幾乎同一個歷史時期，臺灣掙脫威權政治的陰影，走上自由民主進程。臺灣實現自由民主的意義遠遠超過臺灣本身。中共新官僚集團意識到，臺灣民主化在十五億大陸民眾中的政治示範和政治召喚效應，已經構成對中共極權專制的致命而急迫的政治威脅。於是，通過國家政權統一的方式，用中共的極權政治控制併進而消滅臺灣新生的自由民主政治--這成為中共新官僚集團為保持自己的生存而制定的明確的政治戰略。
另外，六．四之後，中共暴政企圖通過經濟發展重建其統治合理性。但是，權力貴族市場體制運行的結果，在產生巨大經濟能量的同時，也造成極端的財富兩極分化。從兩極分化中湧現出對中共極權的不滿和憤怒，已經超過經濟能量對社會的安撫作用。在這種情況下，中共官僚集團也急需揮舞民族主義旗幟，解決臺灣問題，從而以"民族英雄"的資格，為其用鐵血暴力鎮壓中國大陸民眾對極權暴政的反抗，作合理性辯護。
鄧小平死前作出的關於臺灣問題的政治遺囑的錄音，現在依然處於嚴格的保密狀態；當時也只傳達到中共的政治局委員一級和軍隊的大軍區正職一級。現將鄧小平遺囑的最關鍵的內容引述如下：
"...... 幾年來，黨內外的資產階級自由化分子都蠢蠢欲動，想要效法所謂臺灣經驗。還有人勸我們學習蔣經國，開放黨禁。這個政治動態應當引起我們百倍警惕。要教育全黨明確認識，臺灣問題現在超出了我們同國民黨的歷史恩怨。......臺灣問題的解決，關係到社會主義制度在中國的生死存亡，關係到共產黨的生死存亡。......要創造條件，儘可能早解決臺灣問題。臺灣和香港不同。香港有租借條約，所以百年後還可以解決。臺灣沒有條約，拖下去，對我不利，越拖下去越難解決。......臺灣問題要在胡錦濤同志的兩屆任期內解決。不要超過二○一二年。希望我黨的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也是解決臺灣問題的慶功會。......江澤民同志不要爭功，不要冒進，要踏踏實實為胡錦濤同志解決臺灣問題創造條件。毛主席，還有我和許多老同志，幾十年都在為解決臺灣問題創造條件。只是由胡錦濤同志代我們黨去收穫。"
鄧小平的遺囑用典型的中共黨文化語言表明，這個中共精明的老政客已經意識到，臺灣的自由民主制度對大陸的政治示範作用，構成對中共政權的致命威脅，因此，他也把所謂"解決臺灣問題"當作消除致命政治威脅的基本方法，並為解決臺灣問題制定出最後時間期限。
江澤民最終交出黨軍大權之前，愛將陳良宇曾極力勸其發動台海戰爭，然後以戰爭狀態為名，中止向胡錦濤交權的程序，從而繼續掌握黨軍最高權力。王守業也在二 ○○一年升任海軍副司令員後，用寫血書的方式，勸江澤民果斷解決臺灣問題。江澤民沒有接受勸告，並非由於擔心美國介入台海作戰，而是因為鄧小平遺囑中已經直接告誡他不要爭功，他怕用對臺作戰的方式阻止胡錦濤按正常程序接掌權力，引發黨內針對他的反對浪潮。他自知在權力鬥爭中積怨甚多，因此不敢涉險。陳良宇和王守業則由此為自己種下禍根。二○○五年胡錦濤接掌軍委主席之後，立即拿王守業開刀，對其實施"雙規"，即變相逮捕，終至軍法起訴，判死緩。陳良宇以中共政治局委員之高位，也不免鋃鐺入獄，成為階下囚。這兩位官員的罪名都是貪腐。在中共無官不貪無吏不腐的狀況下，貪腐乃是整肅權力鬥爭對手的風流罪名。對於中共官員而言，政治罪名尚有平反之望，以貪腐被治罪將萬劫不復。胡錦濤不可謂不毒。
二○○二年，胡錦濤成為中共總書記之後，表面上竭力宣揚"和平崛起"，不過是疑兵之計，暗中卻全力推動於二○一二年十八大前以武力為主解決臺灣問題的計畫。二○○八年初，中共注意到國民黨有在選舉中獲勝，重新執政的重大可能。國民黨失去政權的八年間，中共有計畫地對國民黨權貴階層進行收買利誘，眾多國民黨上層家族已經在大陸開設企業或商號，使自己的經濟利益與中共政權血肉相連，密不可分；眾多國民黨高級知識份子也通過同大陸的學術交流，把自己的學術命運與中共嚴密控制下的大陸學院和研究機構連接在一起；更有國民黨眾多高層，除其家族在大陸經商之外，其本人更通過"聯共製臺"的方針，親共、媚共、投共，使自己的政治利益與中共極權暴政的政治利益形成唇亡齒寒，休戚與共的關係。鑒於上述情況，胡錦濤判斷，國民黨一旦重新執政，中共就有用"和平方式"為主，即用統戰方式為主，迅速解決臺灣問題的可能。在二○○八年臺灣大選還沒有結束之前，胡錦濤就已指令其首席幕僚令狐計畫統籌，王滬寧副之，組建一個寫作組，以國民黨重新執政為前提，起草解決臺灣問題的新政治戰略。
馬英九如中共的判斷當選總統之後，中共於二○○八年六月召開一次政治局擴大會議，專部門部署對臺戰略。為了保密，會場設在北京西山洞穴深處的中央軍委第一戰略指揮中心。參加會議的除中共政治局成員外，包括書記處成員、軍隊大軍區和軍兵種副職以上領導；國務院辦公廳正副秘書長；統戰部、外交部、公安部、國安部副職以上領導等，共計二百餘人。
胡錦濤在會議的發言中講到："......毛澤東同志早就英明指出，統一戰線是我黨克敵制勝的三大法寶之一。經過多年有計畫、有步驟的工作積累，我們對國民黨的統一戰線工作，取得了歷史性的成果。這次國民黨重新執政，為我們用和平方式迅速解決臺灣問題提供了重大現實可能性。這是我們重新修訂對臺政治戰略的事實根據。"
在這次會議的講話中，胡錦濤還特別表揚了中共國安部和外交部。他說，"國安部通過高效、縝密的工作，從兩年前起就發現掌握了陳水扁家族貪污罪行的確鑿證據，一些愛國台商也向我們有關部門揭發了陳水扁家族向他們勒索的情況；外交部的工作也很有成績，經過努力，使美國政府同意給我們提供幫助，一起說服瑞士銀行和新加坡政府，用充分策略的方法，把陳水扁家族貪污的罪證透露、轉交給臺灣司法當局。根據我們掌握的情況，陳水扁很快就會被捕。他的被捕將給台獨勢力造成重大打擊，也會進一步加強國民黨政府控制臺灣局勢的能力。這次美國在陳水扁問題上同我們的配合也說明，國際關係形勢對我們迅速和平解決臺灣問題十分有利；美國確實把『台獨』視為麻煩製造者。現在，日本對移送陳水扁家族貪污罪證的問題態度還比較曖昧。外交部要就此進一步加強對日本的外交工作。日本當局一旦同意移送罪證，其影響就會超越案件本身，對分化日本同台獨勢力的關係，起到積極作用。"
在這次會議上，通過了中共中央的三個文件：《解決臺灣問題的政治戰略》、《關於對臺軍事鬥爭準備預案》、《統一臺灣的政治法律處置預案》。重點是第一個文件。
在《解決臺灣的問題政治戰略》中，中共關於新情況下對臺灣的總體政治戰略任務是這樣表述的："全黨要緊緊抓住國民黨重新執政的時機，通過加速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的全面統戰工作，務必於二○一二年，中國共產黨第十八次代表大會召開之前，不戰而勝，政治解決臺灣問題，完成祖國統一大業，徹底粉碎國內外敵對勢力利用臺灣的所謂『民主經驗』，顛覆中國社會主義制度的陰謀。"這個文件中還對政治統戰方案、經濟統戰方案、社會文化統戰方案、相關的外交戰略方案作出了指導性和原則性規定。對上述各個方案，本書將用專章介紹。
《解決臺灣問題的政治戰略》最後提出："在繼續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前提下，全黨、全軍的工作重心要轉到實現二○一二不戰而勝解決臺灣問題的政治戰略上來。外交、內政、軍事、公安、國安、宣傳工作，都要主動為對臺灣的統一戰線工作服務......要把解決臺灣問題提高到關係社會主義制度的生死存亡高度來認識。...... 在努力爭取用統一戰線的方式，即用和平方式為主解決臺灣的同時，全黨全軍也要繼續毫不鬆懈地作好軍事鬥爭的準備。二○一二年解決臺灣問題，實現祖國統一，是鄧小平同志的遺囑確定的，也是我們這一屆黨中央對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英靈所作的政治承諾，只能成功，不能失敗。"
一些臺灣朋友聽到關於中共對臺政治戰略的介紹後，第一反應是震驚，而且不相信中共會實施這個政治戰略。這些臺灣朋友斷言這個政治戰略"是不理性的"。
是的，在這一點上臺灣朋友們說得沒錯--中共的這個政治戰略確實是非理性的。但這些臺灣朋友們沒有認識到，所有極權政治體制都存在一個共同的特徵，即"戰略決策上的非理性，和戰術執行上的高度理性"。
關於極權政治體制的這個共同特徵，首先不是一個理論問題，而是不斷被歷史史實證實的現象。二次世界大戰中，沒有一個政治家或者軍事家預見到德國會主動發起兩線作戰，但德國就那樣作了，這顯然是戰略決策上的非理性。與之同時，德軍的"閃電戰"等戰術，卻又顯出精確的理性安排，甚至理性得像一架機器。仍然是二次世界大戰中，也很少有人相信，在沒有解決中國問題的情況下，日本會發起對美國的戰爭，因為，那是不理性的。然而，日本政治與軍事家群體恰好選擇了戰略上的非理性。不過，日本海軍對珍珠港的偷襲又具備極其高度理性策劃的素質，即戰術執行上的充分理性。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如果根據理性判斷，無論如何也不會相信既無空軍掩護，又缺乏後勤保障能力的中共軍隊會投入韓戰，與剛剛用原子彈轟擊過日本的美軍抗衡。但是，理性又一次在戰略決策的意義上被極權政治忽視，而中共軍隊的戰術則達到了以弱搏強所能達到的理性的極限。
上述這類史實還可以引證許多。為什麼極權體制會具備"戰略決策"的非理性的共同特徵呢？對於這個問題，亞里士多德數千年前關於人治與法治的論述，或許可以給我們一些啟示。
亞里士多德認為法的治理優於人的治理。因為，人都是理性與感情的結合體，所以，人的統治會由於個人感情的作用而偏私。不過，儘管每個人都既有理性又有感情，然而，人卻又有能力創造超越個體，因而超越情感的純粹理性形式，這個純粹的理性形式，就是法律。所以，法的治理就是理性的治理。
亞里士多德的上述思想對於理解極權體制戰略決策的非理性特徵有直接的意義。極權體制與人治是同一回事。極權體制之下，獨裁者或者寡頭集團的個人情感是其戰略決策的根據，而以個人情感為根據的戰略決策，不可能理性，只能是非理性。以中共對臺灣的政治戰略為例，在決策過程中，起作用的只是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等寡頭集團的愛恨情仇和寡頭們對極權利益的認知，臺灣民眾的意志、願望、情感、利益則完全被忽略。這種完全忽略臺灣民眾存在的對臺政治戰略決策怎麼可能是理性的？
長期以來，國際上多如過江之鯽的"漢學家"、"中國問題專家"對中共的判斷少有準確的時候，原因之一就在於他們不懂極權戰略決策的非理性特徵；用理性的標準判斷極權戰略決策，必定得出錯誤的結論。"漢學家"和"中國問題專家"在誤導世界，也在誤導臺灣。臺灣的政治家和知識份子如果不能深刻理解中共對臺戰略決策的非理性，就不可能真正看清臺灣面臨的危險，更不可能找到戰勝命運大劫難的方法。胡錦濤等中共寡頭的個人心理狀態，在此次中共製定的"二○一二不戰而勝臺灣"的政治戰略中起到關鍵的實質性作用。從中人們可以更清楚地看到，中共對臺戰略決策不僅是非理性的，而且是瘋狂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