陪襯？主角？
1956年12月，蔣命張學良回憶西安事變時，曾特別指問楊的情況。當時，張學良的回答是："平心而論，西安之變，楊虎城乃受良之牽累，彼不過陪襯而已。"但是，到了上一世紀90年代，在回答張之丙姐妹的訪談時，張學良卻說："西安事變就是楊虎城，當然我們兩個人，那是楊虎城不平啊。"又說："那西安事變......那可以說他是主角哇，不過名義是我，我是主角了。當然由我負責任。"從"陪襯" 到"主角"，反映出張學良晚年對楊虎城在事變中的作用有新的估計。
根據張學良所寫《西安事變反省錄》，在事變前，楊虎城曾兩次向張學良進言，希望張對蔣介石有所行動。
第一次在1935年。當年10月初，東北軍第六十七軍一一師何立中部自延安回防甘泉途中，在大小嶗山受到紅軍第十五軍團徐海東部伏擊，全軍覆沒，何立中等被擊斃。同月2日，將介石在西安建立剿匪總司令部，蔣自任司令，以張學良為副。 10月9日，蔣、張命楊虎城以所部主力在宜川、洛川一線設防，阻止紅軍向南發展。當時，楊虎城已對"剿共"持消極態度。他向張學良陳述，無錢又無補給，並且發牢騷說："剿匪" 等於"無期徒刑"。"以中央軍之數量，東北軍之精銳，皆未能消除共匪，區區如彼之軍隊，能何為乎？"同年11月，東北軍第五十七軍一九師牛元峰部在陝北直羅鎮受到為毛澤東指揮的紅軍圍攻，被俘5300人，繳槍3500餘支。這兩支部隊先後被殲，編製也就失去，蔣介石並不從兵員、財政上給予補充。張學良覺得這是蔣介石借剿共消滅異己，曾向楊虎城透露"倦於剿匪"的心情。楊虎城所部在"剿匪"中也受到過相當損失，同樣得不到補充，對蔣介石也有怨氣。1936 年3月，高崇民等在西安出版題名《活路》的小冊子，提倡東北人與西北人合作，聯合抗日。楊虎城同意高的主張，便向張學良建議：向蔣公進言，停止剿匪，團結抗日，節省東北軍和西北軍的消耗。
第二次在1936年12月初。當年11月，蔣介石飛抵洛陽，進一步策劃"剿共"。張學良於12月2日隻身飛洛，向蔣介石進言，要求停止內戰，一致抗日，同時要求釋放上海救國會七君子。雙方發生尖銳衝突。張指責蔣"這樣專制，這樣摧殘愛國人士，和袁世凱、張宗昌有什麼區別"。蔣嚴厲表示："我是革命政府，我這樣做就是革命！""匪不剿完，決不抗日。"在閱兵時，蔣甚至聲色俱厲地聲稱："主張容共者，比之殷汝耕不如！"蔣的頑固態度使張學良"有如涼水澆頭"，對蔣絕望。回到西安後談起有關情況，向楊問計，有何方法可以停止內戰。楊在張立誓抗日後，對張稱："待蔣來西安時，余等可行‘挾天子以令諸侯'之故事。"楊的這一想法，已經包含了武力扣蔣的內容，可以說，西安事變的計畫已經成形。後來的西安事變基本上是按照楊的這一思路發動的。
對楊虎城的建議，張學良的最初反應是"愕然"，可見，此前他從未有過類似的念頭。直到張學良向蔣介石進言，一再碰釘子之後，才採納楊議，"決行強諫劫持之謀"。在《西安事變反省錄》中，張學良稱：假如自己當時與何成浚或張群共處，就不會有西安事變發生。可見，楊虎城"造謀"的重大作用。張學良晚年之所以稱楊為西安事變"主角"，當是基於這一考慮。
楊虎城的"小傢伙們"
"挾天子以令諸侯"雖出自楊虎城之口，但是，張學良認為楊虎城出身草莽，不會懂得這一歷史掌故，因此，在1957年所寫《坦述西安事變痛苦的教訓敬告世人》一文中，又進一步補充說：
在另一方面，我西安剿匪一位重要的夥伴--陝西綏靖主任楊虎城將軍......他非常熱衷抗日而不願剿匪。這是由於他有兩種心情：一為保存實力，一為趨向時髦。我們兩個人雖非故交，短時間卻結為好友，彼此間無話不說，無事不談。在當時，他已竟（經）被共匪滲透，是利用他另作一個角色--關於這個問題，我並沒有確實的證據（我寫這篇文字，盡力的十分忠實，除非我記憶上小有差錯。我準備任何人向我挑戰......）現在我已曉得，中共的重要幹部，他的偽大使王炳南，當時是在楊的幕中。我在洛陽歸返西安之後，同楊虎城相談之下，彼此大發牢騷。某一日，又談這個問題時，我問計於他，他沉吟了一下說："我那些小傢伙們（這是指他的智囊團）倒有一個計策，等待蔣委員長來西安時，我們不使他離去，我們來一個‘挾天子以令諸侯'"......請注意，他一開口就說"那些小傢伙們"，那證明他背後已有人鼓動他，是利用他來推動我、試探我。
根據張學良的這一回憶，"挾天子以令諸侯"的創意者不是楊虎城，而是他的"那些小傢伙們"，張學良怕別人不明白，還特別加了一個括弧，說明"小傢伙們"就是楊虎城的"智囊團"。這是張學良前此在任何場合都沒有談到過的。
楊虎城的"小傢伙們"是哪些人呢？張學良只談到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出任波蘭大使的王炳南。王的父親原係楊部高級參謀，與楊私交極好。王在日本、歐洲求學，經費均由楊提供。1936年4月，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委派王到西安，與楊商談停戰抗日問題。此後，王就住在楊的公館裡。
張學良在和張氏姐妹的談話裡，進一步談到了楊虎城和中共的關係。他說：
楊虎城要緊的是王炳南。楊虎城手底下一定比我手底下厲害。不但是文人，還有新城的一個師，差不多都是共產黨。他自己實實在在，他的太太是共產黨。我判斷他的太太就是帶著任務來的......就是當年他的政治部主任......那時候在新城，共產黨的幾個都是女的。
王炳南實實在在的名義就是楊虎城的秘書......楊虎城很聽他的話。
張學良聲稱，楊虎城"新城的一個師，差不多都是共產黨"，顯然誇大了，但是，楊虎城的夫人謝葆真確係共產黨，在楊軍政治部工作。她是在1928年1月，經中共黨組織批准，和楊虎城結婚的。
楊虎城和中共的關係比張學良所知還要密切。早在1927年冬，楊虎城就要求加入中共。他的部隊政工人員中，即有中共黨員16人。1928年10月，楊虎城在日本東京期間，中共中央決定批准楊的入黨要求，指示東京市委辦理，但由於楊很快回國，未能辦理相關手續。1934年，楊部警衛團有共產黨員200餘人。1935年11月，中共北方局南漢宸委託楊的駐北平代表申伯純向楊傳達中共的《八一宣言》。1935年 12月，毛澤東、彭德懷派汪鋒攜親筆函件會見楊虎城，商談聯合抗日事宜。同月，中共北方局也派王世英到西安和楊虎城會談。1936年，毛澤東再派張文彬攜函見楊，達成互不侵犯、建立軍事聯絡等三項口頭協定。此後，張文彬即以十七路軍政治處主任秘書名義長駐楊部。西安事變前，在楊虎城身邊工作的共產黨員，除王炳南、張文彬等外，還有米暫沉、宋綺雲、王菊人、申伯純等人。他們都深得楊的信任，參與機密。楊虎城所稱"我那些小傢伙們"，顯指在他身邊工作的共產黨人。
張、楊衝突
蔣介石在《西安半月記》載，12月24日夜，"聞楊虎城堅決不主張送余回京，與張爭幾決裂"。在《西安事變反省錄》中，張學良也曾述及：在送蔣離陝問題上，與楊虎城發生歧見，言語急躁，幾乎同楊決裂。但是，《反省錄》所記，仍覺語焉不詳。關於此事，張學良《敬告世人》書有更詳細的敘述。
張首述楊虎城幕中激烈派的態度及楊所受影響：
楊虎城的反對蔣委員長返京，那不是出諸他自己，而是出諸楊的幕中滲透分子煽動楊，說我出賣他。所以當時楊虎城對我說："你是受了蔣夫人、宋子文、端納情感誘惑，有反初衷，你犯了溫情主義，你是同蔣宋兩家有私誼上的關係，可以和平了結。我楊某可是不肯作斷頭將軍的，要幹就幹到底。
張繼述本人的"氣怒"：
我說："這樣的國家大事，豈是私情問題，我們不顧一切的行動，是為了發動要求蔣委員長領導我們抗日，今日已確知抗日前途有著，那麼我們還要蠻幹下去，必使內戰擴大發生，而使蔣委員長失去領導，而走向相反的方向，那才是真的有反初衷呢！你怕死嗎？你若是怕死，何必要發動這種大膽的叛變行為？我將隻身護送蔣委員長入京，上斷頭臺我一人承當，我決不牽連任何人。"
楊、張之間的這一段對話，不見於其他記載，可補西安事變史乘之不足。
端納、宋子文、宋美齡等到達西安後，經過談判，雙方達成停止內戰、一致抗日、改組行政院等協議，但是，蔣介石只同意以"領袖人格"保證，不肯簽字。這樣，在放蔣問題上，西安方面就出現分歧。有的人主張繼續扣蔣，命蔣在西安發號施令；有的人同意放蔣，但堅持蔣必須簽字；還有人則提出，讓蔣在西安對全國做廣播講話。從張學良的上述回憶看，楊虎城最初是反對無條件放蔣的，二人的衝突即由此發生，並且迅速激化。
張、楊激烈衝突之際，周恩來在場。他勸張"小加休息，容他們會議商討商討"。其後，經周恩來說服，楊虎城同意放蔣。關於此，張學良回憶說："他們的這一番爭論，經周恩來一說之下，即為平息。"
米暫沉的《楊虎城將軍傳》稱："一時盛傳有楊不同意放蔣的說法"。上述資料證明，張、楊衝突，並非只是"盛傳"，而是的的確確發生過的事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