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共產黨員、外語系李主任，在共產黨監獄囚禁五年之後才放出來，原來當初宣布他是蘇修特務的電文是他的政治上的敵手玩的花招。他被釋放之初，軍、工宣隊頭目在會議上告誡大家不得與他親近，後來被安排了個有名無實的職務，還受排擠。最後他回到黑龍江故里，當上了全國重點大學、哈爾濱工業大學黨委書記。他不再是一個令人望而生畏的首長，而是經過身心受難變得更加通達人情的人。後來，每次因公進京都來西郊過訪，杯酒言歡。也不妨說，"壞事可以變成好事。"
安大真正的新聞人物是我當年的學生汪崇德。他階級出身好，文革中的極左表現深得軍、工宣隊歡心。畢業分配時，他經大力推薦進入總參二部，從事情報工作。後來，被派到駐非洲某國大使館武官處工作。他異想天開，給該國政府寫了一封信，申請政治避難。該國政府一向仰仗北京的經濟支援，理所當然把他的信交給大使館。他奉召"回國述職"，同行的有四名同僚，搭乘的是瑞士航班。這位軍事情報官員發揮特長，避開四位押送者的耳目，把一紙政治避難的申請送到機長手中。班機在日內瓦著陸後，瑞士安全人員登機，把藏身廁所的中國軍事情報官員領走。無奈瑞士政府用不上他的"專長"，又沒有第三國肯接受他，這位當年的紅衛兵風雲人物成為流落日內瓦街頭的難民。
我常想到北大荒。我納悶兒，不知道那個好心的李隊長的下落如何。他是否由於表現軟弱受到處分，或者因為他不適於當獄卒而重新分配工作？不過，十之八九，他回到了自己的村子，和妻子兒女、甚至孫男孫女，還有鄉親們，在一起生活，其樂融融。他充滿愛心，也必然受人愛戴。在這個越來越小的世界上，有朝一日我未嘗不會和他"狹路相逢"。我一定會本能地擁抱他，稱呼他"我的弟兄"。葛隊長是用更加嚴峻的材料製成的，符合一個優秀公安干警的要求。然而他從來沒有濫用職權，從來沒有打罵教養人員。他是一個模範的執法人員，而這在紅衛兵和工宣隊師傅中卻是罕見的。難友李大夫於六十年代初回到北京，在街道上半私營的聯合診所工作。文革期間，他又被開革，流浪街頭。文革結束後重返聯合診所，後來又莫名其妙地再次被送勞教。再次獲釋後，他終於告別他熱愛的北京，首途赴美，繼續進行他對"集中營熱"的獨特研究，在這方面他以艱苦卓絕的精神積累了大量的資料和經驗。
我也不忘清河勞改農場。那位讓我們借用他的小屋會面的老王恐怕已經不在人世了。他的繼承人也會讓探視教養人員的家屬借用他的屋子嗎？來探視的家屬少不了，因為清河仍然是北京市一座人滿為患的勞改營。老劉，那位我親手掩埋的青年書法家，他的淺墳現在被荒草覆蓋了嗎？或者，他妻子終於從湖南來把他的遺骸運回了家鄉？
最後但並非次要的，我難忘高莊，我們的好大夫不時來信增強我的記憶。人民公社解散，農民開始單干之後，魯大夫來信說："老螃蟹住進了新蓋的房子，村子裡的人說用的木料是你們的屋子拆下來的。但他還不滿足，因為他現在不能靠剝削同村的農民過日子了。人家常聽他咒罵新制度，夢想過去的好日子回來，讓他‘用黨給他的權利喝足吃飽'。村子裡的人擺脫了老螃蟹的暴政，愉快地為自身利益而勞動，雖然生活還很貧困。"
小黑子和小水子都"成家立業"，不顧"計畫生育"的限制已經快有第二個孩子了。小基貴的命運卻大不一樣。"孬子出人意料地‘名利雙收'，"魯大夫寫道。"有一天，他又突然衝過村口的公路，被一輛卡車壓傷，隨即送到和縣醫院診治。三天以後由同一輛卡車送回高莊，他的左腿沒了，拄著一副字杖跳來跳去。他媽傷心死了，號啕大哭，像發了瘋似的。三老爹倒挺看得開，說這是‘惡有惡報'。後來卡車司機主動提出賠償三百元，他大喜若狂，又說這是‘善有善報'，因為他三年前饒了孬子一條命。三百塊錢！難以置信的天文數字！壓死一條水牛賠償一千二，壓死一個好勞動力賠償一千。屁用沒有的孬子拿他的惡腿換來三百元！做爹的怎能不高興得心花怒放呢！現在永遠殘廢了，孬子再也不能到處亂跑，給他無事生非了。這筆錢正好用作給小蛋訂親的禮金。"怡楷感到又難過又氣憤，但也無可奈何。
魯大夫來信又提到基貴的新趣聞。"基貴常拄著雙拐靠一條腿蹦蹦跳跳來到衛生院，讓我處理他截肢手術傷口的炎症。我問他：‘基貴，你掙了三百塊錢。你不想用這錢裝一條假腿嗎？'他的回答是：‘魯醫生，我要一條假腿幹啥？別拿我開心。那不是把好錢往水裡扔嗎？給小蛋當禮金是正經事。'他的話引起我思量，是否經過這次事故和截肢的痛苦，他得到一種休克治療，把瘋狂的惡魔從他身上趕走了。我要繼續對他進行密切隨訪。"又有一條趣聞：基貴來衛生院後往往一瘸一拐地去孫堡街上，和一個年輕的小窯煤礦工人坐到一處。小窯沒有安全措施，這工人在一次爆炸事故中炸掉了一條腿。有一次，這位"同病相憐"的難友出錢請他喝杯茶，外加一包花生米，小基貴樂壞了，好像一個以前從來沒有得到過玩具的小孩。兩個年輕人有時下一盤像棋。一次，孬子居然打敗了工人階級，他高興得想跳起來，忘了他只剩下一條腿。他得意地說："我有兩個好老師，一個小一村，一個李農。"
不難想像，基貴和礦工坐在一起，枴杖靠在各自身旁，活像"工農聯盟"的化身。
我們自己如何？怡楷為"改正"提供了一個出乎意料的尾聲。1980年9月，新學年開始，她教一班公共英語。後來，春節前幾天，她在上課時突然頭痛欲裂，噁心嘔吐，被學生護送回家。一位醫生說是美尼爾氏症，另一位說是神經錯亂。最後，首都醫院眼科胡大夫診斷是晚期青光眼。怡楷向他請教患病的原因，高齡的老專家問她生活的經歷。聽完她簡單的敘述後，這位慈祥的大夫說："那你還指望什麼？多少年來的種種壓力必然會使你身體付出某種代價。若是你沒有一個堅強的性格，它支持你度過無盡的艱難困苦，那些壓力可能會毀掉你的神經系統，或者你的心臟。各地的精神病院住滿了文化大革命和其它政治運動的受害者。你來晚了，幸而還不太晚，我一定全力以赴挽救你的雙眼。不過我看，你必須從此放棄教學工作，雖然你恢復上課不久。"以後幾年中，她的雙眼先後動了幾次手術，她來美後被確定為 "法定的盲人"，並授予一根盲人枴杖！那是我們三歲的外孫艾里克最喜愛的玩具。
我曾用一句話概括我三十年的"牛鬼"生涯：我歸來，我受難，我倖存。但是，肯定不止如此而已。持久的苦難決不僅是消極的忍受，而是一宗支持生命的饋贈。受難像一根綿延不斷的線索貫穿生活和歷史的戲劇。或許恰恰因為受難在一個人的生命中佔有一個無比重要的地位，所以一部丹麥王子的悲劇，或是杜甫蕩氣迴腸的詩篇，才以人生悲劇的壯麗使我們的靈魂升華。人人都以自己的方式受難和從中學習，沒有人會徒然受難。或許我們變得明智一些，像孬子基貴一樣；或許我們變得謙卑一些，因為親身體會過農民遭受的那麼多貧困和苦難；或許我們從他們對生活無言的信念和對未來的常青的希望中汲取力量。或許，如同一頭吃草的牛以支持生命的奶汁回饋牠的養料，一個在苦難的野草上放牧的"牛鬼"同樣能夠回饋他的養料。
1986年夏，在告別劍橋大學前發表的《從半步橋到劍橋》一文中，我寫過："當我再次懷著新的鄉思遙望家園，我多麼希望：北京的半步橋有朝一日也成為一個文物古蹟，點綴一個更新的中國的新的天和新的地，如同複製的威尼斯嘆息橋點綴著劍橋！"眼前，半步橋，我生活中的一個轉折點，依然人丁興旺。1988年4月，我被一部吉普車押送去勞教的三十週年，承一位在公安部門任職的朋友的盛情，一早從市內開著奔馳轎車前來學院，陪同我和怡楷去舊地重遊。春光明媚，我們一路風馳電掣，剛到西直門，忽然間狂風大作，飛沙走石，天昏地暗。難道是天地哀悼我死去的黃金年華？哀悼千百萬未能倖存的冤魂？司機放慢了速度，幾分鐘後風停日出，我們直奔半步橋，但我已經沒有"二進宮"的雅興，只感到"此身雖在堪驚"。下車後，朋友和門口站崗的警衛打了招呼，然後為我拍照留念，身後掛著"北京市監獄"令人不寒而慄的大牌子。一個自由民主的新中國還有待在地平線上出現，但是它的出現是必然的，在並不遙遠的將來。
(尾聲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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