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表時間： 2009-11-09 10:25:54作者：
撰寫了震動英文世界的[上海生與死](Life and Death in Shanghai)一書的鄭念(Nien Cheng)女士，日前(2009年11月2日)在美國首都華盛頓因病去世，享年94歲。美國之音中文部就鄭念女士的生平和著作，採訪了同是出生在中國、由於同現政府持不同政見而定居美國的幾位著名作家和學者，包括鄭念生前的好友。
中國著名作家、1989年民主運動之後被迫流亡海外、目前旅居美國的蘇曉康先生星期六從他在美國東部德拉瓦州的家中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高度評價了[上海生與死]這本書；他說，這本書讓中國以外的人瞭解到了文革時代的中國，從這個意義上講，鄭念的成就幾乎可以說是獨一無二的。
鮮有的成就
美國之音11月08日報導，蘇曉康說：「這兩天聽到鄭念女士去世的消息之後，我想到的非常重要的一點就是，美國人、我不敢說整個西方人，至今對中國文革的認識，僅僅達到鄭唸書中所提供的這些諮詢的程度。大概可以算上的另外一本書是[一滴淚]，巫寧昆先生寫的，他是講他整個右派的經歷，但是其中也包括文革。可以說西方讀者、西方民眾對於文革的瞭解，就是這兩本書而已，沒有更多的，因為中國人沒有寫出來讓西方讀者感興趣的、或者說是能夠聽懂的、看得懂的(著作)。」
[上海生與死]這本書是鄭念女士用英文撰寫的，1986年在美國首次出版，清楚地記錄了中國歷史上一個重要的時代、文革時代所發生的事件。該書問世之後，立即在西方政界、文壇、以及社會上引起轟動。
故事令人落淚
著名歷史學家、克魯格人文與社會科學終身成就獎獲得者余英時教授回憶說，他那個時候任教的普林斯頓大學附近，有一個讀書俱樂部，鄭念的書發表以後，大家都想請她來演講。余英時先生的夫人找到鄭念以後，鄭念很爽快地一口答應下來，從華盛頓到普林斯頓，給俱樂部裡普通的美國人講她的書，講中國的文革。余英時教授星期天從他在新澤西州的家中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回憶了當時的情景。
余英時先生說：「她講得非常動人，全場的聽眾都哭了。」
鄭念原本不姓鄭，她1915年生於北京，原名姚念諼，在天津南開中學畢業以後，就讀燕京大學，之後到倫敦政治經濟學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深造，並在那裡認識了一位姓鄭的留學生，兩人相愛結婚，婚後她跟隨先生改姓鄭。兩人學成後一同返回當時的中華民國，她的先生先是在當時民國政府外交部任職，1949年以後又在上海殼牌國際石油公司(Shell)駐中國辦事處擔任主管，不幸1957年死於癌症。
鄭念夫婦唯一的一個孩子、女兒梅平1942年生於澳大利亞，後來隨父母回到中國。
鄭念生前接受採訪時曾經說，文革期間，她因為和殼牌石油公司的關係被抄家，一開始，因為女兒梅平是共青團員，她的房間沒有被抄，但是，母女兩個人之間不允許說話；後來運動越來越厲害，女兒梅平的房間也被抄了，並且還被關到牛棚裡。鄭念說，一開始，她還可以讓佣人給梅平送被子、換洗的衣服等等，但是1966年 9月，她本人被關押以後，母女之間就失去了聯繫。
1973年3月，鄭念出獄了，但是她被告知，她的女兒梅平已經不在人世了。
多少年來，梅平的死因一直不是特別清楚，鄭念相信梅平是被逮捕和監禁她的那些人迫害致死的。
情系冤死的女兒、有如天安門母親
余英時教授說，女兒的死，以及她對女兒的懷念，是鄭念著書的主要動力。「她受到極不公平的待遇，尤其她女兒的死，這是最重要的，她女兒死，等於她自己也死了一樣。她自己在監牢裡遭受了無數的打擊、迫害、刑罰，但是她都不為所動，但是一聽說女兒死了，她整個人就崩潰了。」
余英時教授進而分析說：「她後來的生命就是為她女兒，她寫這本書也是為她女兒，讓她女兒可以永生；個人傷痛是最大的，她並沒有唱高調，並沒有談國家民族這些大問題。她就是從她一家子被共產黨毀滅，她先生也因此而早死；一家人的傷痛，在[上海生與死]當中，一一表露出來了；就像我說的天安門母親，都是個人有這樣的傷痛，不容易忘記的，不可能忘記的。」
不做健忘的民族、 不讓歷史重演
歷史學家余英時說，如果中國目前整個制度沒有一個相當根本的改變，就很難有正常化的記憶。
他說，中國目前的執政黨想要人們忘記文革那一段對執政黨不利的歷史，但是，鄭念的書把那一段記憶變為永恆。
余英時和蘇曉康都認為，鄭念所秉持的那種堅忍不拔的精神，是最讓人欽佩的。
蘇曉康提供中國流亡作家蘇曉康
蘇曉康說：「她用她個人微弱的一點力量，來跟中國人這種遺忘做鬥爭，這是非常令人感動的；她知道如果一個民族什麼都遺忘的話，是沒有希望的，而且她所經歷的悲劇還會發生，她女兒所經歷的悲劇還會發生。」
獨立的人格、堅忍不拔
余英時先生和夫人最後一次見到鄭念，是2007年，在鄭念在華盛頓市區裡的家中。余英時先生說，一直到晚年，鄭念都一直非常獨立，90多歲了，還照樣開車。
余英時先生說：「她通常都是自己去買菜，自己開車，她90多歲，我們(2005年那次)去的時候，她還開車帶我們到旁邊的中國館子吃飯。偶爾有一兩個親戚或者朋友來照顧她，但是很少，基本上她是一個非常獨立的人。她人品極高，絕對不會向共產黨妥協；不會說現在共產黨現在有錢了，對你也很好，然後就放棄過去的追求，鄭念絕不肯的。如果中國人都能像鄭念，第一，共產黨不會產生，第二，產生了也不會長久；但是在中國，妥協的人遠遠多於堅持自己立場的人，這是很大的悲劇。」
抵抗文學的里程碑
華盛頓郵報(The Washington Post)著名專欄作家查爾斯.克勞特海姆(Charles Krauthammer)在鄭念去世的當天撰文說，[上海生與死]這本書是抵抗文學中的一座里程碑。
他說，鄭念有時候講到一個人的生活裡面需要有「任務感」，而她這一生的「任務」就是在心理上、精神上，讓那些抓她、整她的人永遠佔不了上風，而且要為歷史做證人，同時還要在常人難以想像的苦難和悲哀中，勇敢地、自尊地生活下去。
鄭念花絮
出生在北京、從80年代開始一直旅居美國的鄭念因病過世了。她撰寫的[上海生與死](Life and Death in Shanghai)出版後，引起很大的反響，在美國一版再版。
美國著名書評作家、長期為紐約時報撰寫書評、以及包括約翰·厄普戴克(John Updike)等名人生平的克里斯托夫·雷曼-豪波特(Christopher Lehmann-Haupt)於1987年5月、鄭念的書剛剛出版不久，在紐約時報上發表了該書的書評。至今，包括華盛頓郵報和波士頓環球報在內等很多媒體悼念鄭念的文章，還都引用雷曼-豪波特當年的這篇書評。
在美國新聞界和文壇上多年來頗具影響力的雷曼-豪波特住在紐約。星期天，他接受了美國之音的採訪。
所有等待書評的書都受到長條板凳處理
雷曼·豪波特說，那個時候，每個星期，他都會收到大約一百本書籍，希望他能夠為之撰寫書評。他說，書籍寄到家中的時候，都是把它們放到車庫裡一個特製的長條板凳上。這麼多的書，不可避免地，只有極少數能夠被專業人士「選拔」出來，加以評論。
雷曼-豪波特說，記不得為什麼[上海生與死]這本書最後「入選」，好像是聽別人講過，而且他說，一本書的封面在「入選」過程中，也起到很大的作用。他說，「我往往是看封面來做出判斷的。」(Judge a book by its cover.)
他們的損失、世界的收穫
雷曼-豪波特說，鄭念的書，讓他感到震撼。他在書評中寫到，鄭念的書一開頭，就是兩句高度簡練、毫無雕飾的話語：「過去事情我永遠無法釋懷，一切我都記得。時間和空間的倒流，又把我帶回了1966年7月仲夏的一個夜晚，我在上海舊宅的寫字間。」
雷曼-豪波特寫到，鄭念這位不平凡的作者，藉著這兩句話，把讀者帶到了中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期間所發生的事件中去。
在書評的結尾，雷曼-豪波特說，鄭念終於走出了上海的拘留所，走出了中國，這「對他們是一個損失，但是對整個世界來說，卻是一個巨大的收穫。」
曾經考慮由本人譯成中文版
[滄海一滴淚]一書的作者、鄭念的友人、住在華盛頓郊外維吉尼亞州的巫寧昆先生日前對美國之音說，幾年前有出版商打算請鄭念本人將[上海生與死]一書正式翻譯成中文，當時已經90歲高齡的鄭念對這個提議也很感興趣，並且已經開始著手學習在計算機鍵盤上用拼音來打出漢字，不過，這件事恐怕沒有能夠完成。
中國著名作家、1989年民主運動之後被迫流亡海外、目前旅居美國的蘇曉康先生星期六從他在美國東部德拉瓦州的家中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高度評價了[上海生與死]這本書；他說，這本書讓中國以外的人瞭解到了文革時代的中國，從這個意義上講，鄭念的成就幾乎可以說是獨一無二的。
鮮有的成就
美國之音11月08日報導，蘇曉康說：「這兩天聽到鄭念女士去世的消息之後，我想到的非常重要的一點就是，美國人、我不敢說整個西方人，至今對中國文革的認識，僅僅達到鄭唸書中所提供的這些諮詢的程度。大概可以算上的另外一本書是[一滴淚]，巫寧昆先生寫的，他是講他整個右派的經歷，但是其中也包括文革。可以說西方讀者、西方民眾對於文革的瞭解，就是這兩本書而已，沒有更多的，因為中國人沒有寫出來讓西方讀者感興趣的、或者說是能夠聽懂的、看得懂的(著作)。」
[上海生與死]這本書是鄭念女士用英文撰寫的，1986年在美國首次出版，清楚地記錄了中國歷史上一個重要的時代、文革時代所發生的事件。該書問世之後，立即在西方政界、文壇、以及社會上引起轟動。
故事令人落淚
著名歷史學家、克魯格人文與社會科學終身成就獎獲得者余英時教授回憶說，他那個時候任教的普林斯頓大學附近，有一個讀書俱樂部，鄭念的書發表以後，大家都想請她來演講。余英時先生的夫人找到鄭念以後，鄭念很爽快地一口答應下來，從華盛頓到普林斯頓，給俱樂部裡普通的美國人講她的書，講中國的文革。余英時教授星期天從他在新澤西州的家中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回憶了當時的情景。
余英時先生說：「她講得非常動人，全場的聽眾都哭了。」
鄭念原本不姓鄭，她1915年生於北京，原名姚念諼，在天津南開中學畢業以後，就讀燕京大學，之後到倫敦政治經濟學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深造，並在那裡認識了一位姓鄭的留學生，兩人相愛結婚，婚後她跟隨先生改姓鄭。兩人學成後一同返回當時的中華民國，她的先生先是在當時民國政府外交部任職，1949年以後又在上海殼牌國際石油公司(Shell)駐中國辦事處擔任主管，不幸1957年死於癌症。
鄭念夫婦唯一的一個孩子、女兒梅平1942年生於澳大利亞，後來隨父母回到中國。
鄭念生前接受採訪時曾經說，文革期間，她因為和殼牌石油公司的關係被抄家，一開始，因為女兒梅平是共青團員，她的房間沒有被抄，但是，母女兩個人之間不允許說話；後來運動越來越厲害，女兒梅平的房間也被抄了，並且還被關到牛棚裡。鄭念說，一開始，她還可以讓佣人給梅平送被子、換洗的衣服等等，但是1966年 9月，她本人被關押以後，母女之間就失去了聯繫。
1973年3月，鄭念出獄了，但是她被告知，她的女兒梅平已經不在人世了。
多少年來，梅平的死因一直不是特別清楚，鄭念相信梅平是被逮捕和監禁她的那些人迫害致死的。
情系冤死的女兒、有如天安門母親
余英時教授說，女兒的死，以及她對女兒的懷念，是鄭念著書的主要動力。「她受到極不公平的待遇，尤其她女兒的死，這是最重要的，她女兒死，等於她自己也死了一樣。她自己在監牢裡遭受了無數的打擊、迫害、刑罰，但是她都不為所動，但是一聽說女兒死了，她整個人就崩潰了。」
余英時教授進而分析說：「她後來的生命就是為她女兒，她寫這本書也是為她女兒，讓她女兒可以永生；個人傷痛是最大的，她並沒有唱高調，並沒有談國家民族這些大問題。她就是從她一家子被共產黨毀滅，她先生也因此而早死；一家人的傷痛，在[上海生與死]當中，一一表露出來了；就像我說的天安門母親，都是個人有這樣的傷痛，不容易忘記的，不可能忘記的。」
不做健忘的民族、 不讓歷史重演
歷史學家余英時說，如果中國目前整個制度沒有一個相當根本的改變，就很難有正常化的記憶。
他說，中國目前的執政黨想要人們忘記文革那一段對執政黨不利的歷史，但是，鄭念的書把那一段記憶變為永恆。
余英時和蘇曉康都認為，鄭念所秉持的那種堅忍不拔的精神，是最讓人欽佩的。
蘇曉康提供中國流亡作家蘇曉康
蘇曉康說：「她用她個人微弱的一點力量，來跟中國人這種遺忘做鬥爭，這是非常令人感動的；她知道如果一個民族什麼都遺忘的話，是沒有希望的，而且她所經歷的悲劇還會發生，她女兒所經歷的悲劇還會發生。」
獨立的人格、堅忍不拔
余英時先生和夫人最後一次見到鄭念，是2007年，在鄭念在華盛頓市區裡的家中。余英時先生說，一直到晚年，鄭念都一直非常獨立，90多歲了，還照樣開車。
余英時先生說：「她通常都是自己去買菜，自己開車，她90多歲，我們(2005年那次)去的時候，她還開車帶我們到旁邊的中國館子吃飯。偶爾有一兩個親戚或者朋友來照顧她，但是很少，基本上她是一個非常獨立的人。她人品極高，絕對不會向共產黨妥協；不會說現在共產黨現在有錢了，對你也很好，然後就放棄過去的追求，鄭念絕不肯的。如果中國人都能像鄭念，第一，共產黨不會產生，第二，產生了也不會長久；但是在中國，妥協的人遠遠多於堅持自己立場的人，這是很大的悲劇。」
抵抗文學的里程碑
華盛頓郵報(The Washington Post)著名專欄作家查爾斯.克勞特海姆(Charles Krauthammer)在鄭念去世的當天撰文說，[上海生與死]這本書是抵抗文學中的一座里程碑。
他說，鄭念有時候講到一個人的生活裡面需要有「任務感」，而她這一生的「任務」就是在心理上、精神上，讓那些抓她、整她的人永遠佔不了上風，而且要為歷史做證人，同時還要在常人難以想像的苦難和悲哀中，勇敢地、自尊地生活下去。
鄭念花絮
出生在北京、從80年代開始一直旅居美國的鄭念因病過世了。她撰寫的[上海生與死](Life and Death in Shanghai)出版後，引起很大的反響，在美國一版再版。
美國著名書評作家、長期為紐約時報撰寫書評、以及包括約翰·厄普戴克(John Updike)等名人生平的克里斯托夫·雷曼-豪波特(Christopher Lehmann-Haupt)於1987年5月、鄭念的書剛剛出版不久，在紐約時報上發表了該書的書評。至今，包括華盛頓郵報和波士頓環球報在內等很多媒體悼念鄭念的文章，還都引用雷曼-豪波特當年的這篇書評。
在美國新聞界和文壇上多年來頗具影響力的雷曼-豪波特住在紐約。星期天，他接受了美國之音的採訪。
所有等待書評的書都受到長條板凳處理
雷曼·豪波特說，那個時候，每個星期，他都會收到大約一百本書籍，希望他能夠為之撰寫書評。他說，書籍寄到家中的時候，都是把它們放到車庫裡一個特製的長條板凳上。這麼多的書，不可避免地，只有極少數能夠被專業人士「選拔」出來，加以評論。
雷曼-豪波特說，記不得為什麼[上海生與死]這本書最後「入選」，好像是聽別人講過，而且他說，一本書的封面在「入選」過程中，也起到很大的作用。他說，「我往往是看封面來做出判斷的。」(Judge a book by its cover.)
他們的損失、世界的收穫
雷曼-豪波特說，鄭念的書，讓他感到震撼。他在書評中寫到，鄭念的書一開頭，就是兩句高度簡練、毫無雕飾的話語：「過去事情我永遠無法釋懷，一切我都記得。時間和空間的倒流，又把我帶回了1966年7月仲夏的一個夜晚，我在上海舊宅的寫字間。」
雷曼-豪波特寫到，鄭念這位不平凡的作者，藉著這兩句話，把讀者帶到了中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期間所發生的事件中去。
在書評的結尾，雷曼-豪波特說，鄭念終於走出了上海的拘留所，走出了中國，這「對他們是一個損失，但是對整個世界來說，卻是一個巨大的收穫。」
曾經考慮由本人譯成中文版
[滄海一滴淚]一書的作者、鄭念的友人、住在華盛頓郊外維吉尼亞州的巫寧昆先生日前對美國之音說，幾年前有出版商打算請鄭念本人將[上海生與死]一書正式翻譯成中文，當時已經90歲高齡的鄭念對這個提議也很感興趣，並且已經開始著手學習在計算機鍵盤上用拼音來打出漢字，不過，這件事恐怕沒有能夠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