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六四，香港維園悼念六四，老中青幼都有
【看中國綜合報導】二十年前的六四，學生們關注著國家與社會自主地走向天安門，以六四為分水嶺的二十年後這一代學生有何改變？從德國之聲的訪談中，我們看出：中國和香港學生同樣關注社會，但是又有很大不同。
*香港學生關心人權和民主
1989年北京六四民運被血腥鎮壓6週之後才在香港出生的文森就讀香港大學，身為學生會的代表的他將大約三分之一的時間投入了學生會的社會工作，在接受德國之音採訪時他說：
"我首先想幫助那些被忽視的群體。例如，我們已經發起了一個反對歧視愛滋病患者的運動。我們還計畫組織前往雲南省"愛滋病村"的旅行，給那裡的人帶去我們的關懷，增加對當地愛滋病情況的瞭解。中國政府對此始終保持沉默。而我們想知道病人有哪些需求。"
理想主義的文森，視大學為他實現其理想的平臺，他希望其它同學也多關心人權和民主。屬於香港新一代的文森說，大多數人首先希望找到一份好工作，能夠多掙錢。但是文森認為錢對他來說並不是那麼重要："我並不需要太多的錢。只要能生存就足夠了。對我來說錢只是用來滿足我基本需求的一種手段。"
主修醫學技術的他準備在獲得醫藥學的學士學位之後，致力於為最貧窮國家解決藥品問題，使他們能夠買得起藥。他說，一方面病人因為買不起藥而死亡，與此同時製藥工業卻獲取暴利，這是莫大的恥辱。
*內地學生對政治和公共事務少有興趣
相較於成長在一個經濟發展、物資豐富年代，新一代中國年輕人夢想大多是非常具體的事，他們很少思考政治和民主改革，對政治和公共事務也少有興趣，20年前學生們的政治理想對現代的中國年輕人來說是極其陌生的。德國之聲記者也採訪了一名來自中國東南部地區的江西省的北京某大學女大學生劉維瓊（音譯）。
為了參加新加坡大學的英語入學考試，名列前茅的劉維瓊努力學習英語並相信，自己能在那裡獲得一個學習位置。提到新加坡，她笑著說，那裡有很多中國人，這會讓她在那裡的生活變得更容易。
此外，她還自願參與大學愛滋病防治的宣傳活動，幫助四川地震災區的災民。但這些並不是沒有回報，參加社會公益活動能夠增大她出國留學獲得獎學金的機會。
劉維瓊覺得，"自私地只想著自己的不只是我們這一代人，而是人的通性。現在的獨生子女，他們只有一個人，他們很孤單，而家裡面又很呵護他們，促使他們怎麼想的就怎樣做出來。"
認為錢對她來說很重要劉維瓊說："沒有錢的工作您會做嗎？首先，我個人喜歡從商，還喜歡與人打交道。至於金錢方面嘛，這對我也很重要。畢竟我父母撫養我這麼多年，父母現在也老了，也需要我供養他們。然後再加上我還有弟弟和妹妹。我還要資助他們唸書。"
她說，共產黨腐敗、不民主，但是這些不會對她有什麼真正的影響。如今在中國經常能聽到的她這樣的言論："我覺得增長和發展才是最重要的。只要能夠把發展搞上去，這個才是最重要的。我覺得你能保證，把我們的發展弄上去，那麼你專政、貪污都Ok!"
劉維瓊對自己的生活規劃作了認真的考慮，她希望先積攢一些當經理人的經驗，之後在中國創辦一家自己的公司。
*大學生應該以文載道
有人將現在的大學生與20年前六四民運當時的大學生做了對比，比較六四前後時代的大學生對於社會責任、民主建設方面的責任心。
香港教育學院校長張炳良教授認為："我想每一代大學生他們關注的事情可能都有點不一樣。這個跟他們的成長經驗，跟他們所處的時代，跟他們所面對的經濟問題、個人發展問題也有關係。...但是從中國長期以來的學術傳統和從大學的傳統來看，我們經常強調作為一個學者，一個國家的知識份子，如何來以文載道。這個對於國家的精神面貌方面的貢獻也是所有學者所有收教育的人應該重視的。我想這個在一般大學生裡面應該有這樣一個追求的。所以一方面大學生每一代都有他們面對的不同問題，但是每一代對於社會、對於國家、對世界的關懷的傳統是不能變的。"
六四之後二十年，這一代學生，同樣關注社會，兩地學生卻又大不相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