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年新疆冤獄 向中共討公道(圖)

求助共產主義受難者索賠委員會

發表:2009-10-15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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嘎比托夫·那依力(Nail Gabitov)老先生8月7日參加了維吾爾族人士在墨爾本中領館前舉行的和平抗議集會,訴說被中共非法關押18年的經歷。
 
 
嘎比托夫·那伊力(Nail Gabitov)老先生曾經是蘇聯公民,上世紀50年代末以翻譯專家的身份被派到新疆工作,不幸遭遇「中蘇」關係緊張。1962年8月只因為「被懷疑」和中蘇邊界民眾逃亡事件有關聯,未經審判被投入監獄長達18年。

18年間,和他一同被捕的10人中,有兩人被逼瘋而死,另有兩人也病死在獄中。

那伊力1980年被釋放,1987年移民澳洲,兩年前開始向中共討公道,無奈處處碰壁。在其被關押過的監獄裡,官方「無法查到」有關他的記錄。於是,他向9月20日剛剛成立的全球共產主義受難者索賠委員會求助,成為該委員會的首批300名申請者之一。

那伊力出生於1941年2月18日,1960年代伊始被派駐中國新疆伊寧市,擔任蘇僑協會的翻譯。那伊力向本報記者講述了他在新疆的親身經歷。以下根據錄音整理。

艱難的歲月

50年代後期和60年代初期,中共在全國搞「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不幾年就餓死了很多人。當時新疆的「人民公社」也搞了大鍋飯,每人每天只分到一點點食物,新疆人民的生活水平一天比一天下降。

因為生活困難,有人就往蘇聯跑,許多人也認為這是唯一能改變困苦生活的出路,大批的人帶著家產牲畜跑去蘇聯。

當時,中蘇邊境的車是一天一班車,不知何故在人們往蘇聯跑的期間卻增加至一天2-3次班車,給人感覺是中共希望大家往蘇聯跑,而蘇聯方面也不關門,兩國政府似乎都有自己的目的。那麼大家就都跟著跑。

當時跑到蘇聯的少數民族有很多人,後來中共逐漸的把漢族人遷移到伊犁、阿爾泰等地區,而後這兩個城市基本上成了漢族人居住的城市。

中共實際上讓跑,但後來卻又假裝不讓跑。當時我在蘇聯僑民協會做翻譯工作,中共說這個「跑」是這個協會策動的,我就被抓了起來。

「被懷疑罪」 我進了監獄

他們把我單獨關在一個小房間,沒有窗戶,只在房頂上有個小天窗,太陽光不能直射,一年中只有在六月份時,才有一點點陽光。床是幾塊磚頭墊起來的木板,被子又髒又黑,每年讓我自己洗一回。房間裡放有一個馬桶,它就是我的廁所,一天到晚就在臭氣中呼吸。每天早晨倒一次馬桶,而且又要在很短的時間內倒完,否則就會有人用土塊打在我的頭上。

有一次看守罵我,說我是特務。我說:「你們是法西斯。」而後他們在兩年中不給我洗臉水。

在那裡每天兩頓飯,早上一次,下午一次。水也是,早上一碗水,下午一碗水。有兩年每頓飯只是100克的玉米饃饃,兩年後把每頓玉米麵饃增加到200克,沒有蔬菜、肉,只是偶爾給一碗白菜湯。如果是拉肚子才能吃到好一點的飯,那就是玉米粥了。

當時我的父母從蘇聯寄食物和生活用品給我,但監獄從來就沒有給過我,聽說是被看守所所長扣留了。

一年只有4-5次晒太陽的機會。如果碰上那天是陰天,那就減少一天晒太陽的時間。若是都趕上了陰天,那就是一年不見陽光。另外不給洗澡水,身上長滿了虱子和瘡,頭髮也掉了很多,背也逐漸的駝了起來。我常常像神經病一樣,自己跟自己講話,未老先衰了。

感冒發燒經常有,不給看醫生,也不給藥吃,給一點大蒜吃就算完。有病不給藥,無病卻在飯裡放了藥,吃飯後拉肚子、拉血。

有一次,不知飯裡放了什麼,飯後2-3天精神興奮,睡不了覺,而後身體大懈,頭腦昏沉,然後被拉去審問:你去過哪裡?見到過誰?你在蘇僑協會工作,地方上的幹部誰來?有過什麼要求?你是否與蘇聯領事見過面?都說了些什麼……

和我類似情況被捕的共有10人,有兩人被逼瘋而死,另有兩人也病死在獄中,他們的親屬要自己埋葬,政府不讓。

1980年8月16日監獄長告訴我:「中央說釋放你,對不起!」
我沒有被捕證,也沒有釋放證,就只這「被懷疑」罪,便剝奪了我人身自由18年。一聲「對不起」就了卻18年冤獄?這簡直是拿人命在開國際玩笑!

1987年我移居澳大利亞。2007年我想中國改革開放30年了,我對中國政府寄予了希望,重新踏上討公道的路。

討公道無門

2007年5月我專程到中國新疆伊犁公安局,要求對我的無辜關押給予公正的答覆。伊犁公安局在6月21日的答覆是:「指派專人對此情況進行瞭解並查閱擋案,無記錄。經瞭解原經承辦當事人及領導,嘎比托夫·那伊力,1962年8月7日被刑事拘留,後此案移送公安廳審理,並由公安廳處理,特此說明。」
答覆文件上寫「無記錄」,怎麼可能呢?有位幹部對我說:「他們為了逃避責任在向你說謊。」

為了18年的冤獄,我從澳洲專程去中國新疆:從伊犁到烏魯木齊,從烏魯木齊幾次往返伊犁,又從伊犁去北京,從北京又回到烏魯木齊,從烏魯木齊又回到伊犁。6個月的時間裏,我簡直就成了運動場上的足球被他們踢來踢去。

2008年我又重新向中共中央國家信訪局及中國外交部寫了信,又在同年12月11日在「世界人權日」之時又向中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及國務院寫了信,至今仍未得到任何的答覆。我還給中國駐堪培拉大使館寫了信,也沒有得到回答。

我請求貴報把我的遭遇登在報上,我向所有的讀者和維護正義的華人朋友們求援。


来源:大紀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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