諾獎獲得者的教育經歷，一直是分析家關注的重點。而分析這8位華人諾獎獲得者的教育經歷，或可對我國內地的教育改革產生某些觸動。
8位獲得諾貝爾獎的華人，只有一位，即1998年諾貝爾物理學獎獲得者崔琦，曾接受過十分短暫的兩年時間的新中國基礎教育，崔琦1939年出生於河南寶豐，1951年隻身遠赴香港，之後崔琦在香港培正中學接受教育。畢業後在金文泰中學修讀一年預備班，成功考入香港大學，但是他選擇了教會的獎學金，赴美留學。本年度諾貝爾物理學獎獲得者高錕1933年出生於上海，1944年隨父移居香港，入讀聖約瑟書院，之後考入香港大學，但由於當時港大還未有電機工程系，他只好遠赴英國倫敦大學進修。1997年度諾貝爾物理學獎獲得者朱棣文、2008年度諾貝爾化學獎獲得者錢永健是土生土長的美國人；1957年度諾貝爾物理學獎獲得者李政道、楊振寧從西南聯合大學畢業，之後赴美求學；1976年度諾貝爾物理學獎獲得者丁肇中的中學時代在臺灣度過；1986年度諾貝爾化學獎獲得者李遠哲的本科為臺灣大學，碩士畢業於新竹清華大學。
概而言之，雖然媒體總想尋覓這些華人科學家們與中國教育和學術千絲萬縷的聯繫，比如在報導高錕獲獎時，說他1996 年當選中國科學院外籍院士，但8位華人諾獎獲得者，與我們的教育與學術其實都沒啥關係，有兩位為西南聯大畢業生；有兩位生於美國、長於美國；有兩位在香港接受完高中教育；有兩位接受臺灣高中教育、大學教育。
如果說，華人諾獎獲得者的這種教育經歷分布有諸多偶然，那麼，不妨再看我國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獲得者的教育經歷，在總共12位獲獎者中，只有袁隆平（1953年畢業於西南農學院）、王選（1958年畢業於北京大學）、王永誌（1952年考入清華大學）、李振聲（1951年畢業於山東農學院）4位是新中國成立後培養出的大學生。
新中國教育發展60週年，確實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我國高等教育規模已達世界第一，達到2907萬，高等教育毛入學率已達23.3%，但是，在傑出人才的培養上，我國內地教育必須承認存在嚴重的不足---不僅與美國相比如此，與當年西南聯大的辦學，以及我國香港地區、臺灣地區的辦學相比，也存在明顯的差距。
這種差距不僅僅表現在產生少數幾位頂尖人才，以及內地幾所著名大學的排名要低於香港和臺灣地區幾所大學的排名上，更重要的是，在基本的教育管理制度上，我國基礎教育的應試教育格局始終難以突破，高等教育的行政化色彩日益濃郁，教育與學術都趨功利化，不利於創新人才的培養。
培養創新人才，是一個綜合體系，基礎教育、高等教育與社會用人制度與環境，缺一不可。基礎教育的創新思維、創新意識培養，具有基礎性作用；高等教育的通識教育與學術規範訓練，可培養一個人的科研精神與正確的學術習慣；而良好的用人制度則鼓勵每個人發揮各自所長。以現實情況而論，在國內求學、工作者這三者都有缺失；在國內完成基礎教育、部分高等教育，再出國求學、工作者，前兩者缺失；在國外求學，再回國工作者，社會用人制度（也謂學術環境）缺失。這些因素的綜合結果是，從新中國60年教育體系中，尚未走出一位諾貝爾獎獲得者。
註：（作者系21世紀教育研究院副院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