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中共主持官員不懂事嗎？不會的，是迫不得已。社會各階層的不滿和反抗越來越多，越來越劇烈。各少數民族的反抗也被逼得不得不走向暴力。就連中共黨內也早已是離心離德、同床異夢，總之是搖搖欲墜了，這就難怪緊張了。
前天參加一個研討會，組織者把話題定為"中共竊國六十週年"。這"竊國"兩字十分得貼切，我把這"竊國"劃分為三個階段，每個階段都不同，都在圍繞著建立合法性而調整著基本政策，但每次都很快就破產了。
第一次"竊國"是從四十年代開始的，或者更早。毛澤東很瞭解國人的願望，就按照"人民需要什麼，就給你什麼"的策略，制定了中共的口號，來與國民黨爭奪天下。毛澤東和共產黨沒有吸取蘇聯靠工人暴動奪取政權和鞏固政權的經驗，在中國這個以農民為主的國度裡，採取了中國傳統的模式，成功地奪取了政權。
如果在奪取政權後信守諾言，建立一個保護本國市場經濟、並以農村新興地主為骨幹的統治結構，如日本和亞洲其它國家那樣，這就不是竊取的政權，沒有欺騙社會，但也就不是共產黨了。
毛澤東和共產黨是一批理想主義者，他們要建立的是全新模式的共產主義社會。所以他們經過幾年新政權的穩定期、消滅了前政權遺留的反對派之後，首先就是違背了諾言，開始剝奪城市私人經濟，消滅城市資產階級和中產階級。一場得到全黨支持的文化大革命，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發生的。
文化大革命的目的，首先是把社會革命失敗的責任推給傳統文化。第二個層次的目標，是用更加徹底的共產主義改革來證明中共執政的合法性、證明毛澤東和中共沒有欺騙社會和人民、正在把社會帶進他們宣稱的美好境界。林彪這位老戰友兼私人朋友的背叛，徹底宣告了毛澤東理想的破產。
七十年代後期，不僅僅是中共體系、而且是全國，全面地陷入了危機。政治的危機、經濟的危機、文化的危機，從另一個角度看，社會整體的危機帶來了信仰危機和信任危機，這也正是合法性危機的表現。整個社會的輿論都在尋找新的出路，人們都在談論被文革摧毀的舊話題，道德、民生、民主和法治等等所謂的沉渣，再次泛起，並且佔據了民意的領導地位。
社會在尋求新的道路、新的模式。就在這時，鄧小平集團開始了第二次竊國的過程。在下次節目中，我們將看看鄧小平"竊國"不同於毛澤東的地方，以及為什麼說它是"竊國"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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