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點提示:人性之惡,與生俱來,是人皆無例外。對人性之惡,教育只讓人知其害,很難讓人抑惡揚善;社會環境或助長,或縱容,或抑制,使得普遍的善念處於消長變化的狀態。善念是消是長,一看制度是否善,二看以"神"為最高權威的宗教是否獲得應有發展。至於其他文化,則大多處於從屬地位。而"科學理性"尤為獨特,它本身就是人類在滿足自身惡性(本能慾望)的追求中產生的。因此它與人的本性一樣,也始終難於擺脫惡性的"遺傳因子":當有大善之制度和充分發展之宗教時,它較難助人為惡,大多對社會有益無害,但也偶有為惡之時;當制度惡劣、宗教發展受限之時,"科學理性"則有可能上升為"宗教",科學大多助人為惡,其對社會帶來的益處會被遠遠抵消,總體表現為無窮的貽害。因此,"科學理性"在任何情況下,都應接受人類其他文化的適度限制,尤其不能上升為"宗教";絕不能讓它排斥擠壓其他人類文化,特別不能讓它把宗教等等文化踩在腳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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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
一、對個體人性發育過程的觀察分析
二、影響人類個體善惡消長的幾大要素
三、符合人類長遠生存與發展需要的宗教觀與科學觀
1.一種關於宗教與科學、理性的中國式偏見
2.世界未解諸謎:科學理性與唯物論"宗教"之殤
3.科學和科學思想的靈魂:科學精神
4.宗教:一種與科學同樣重要的人類理性
四、儒教:似教非教的中國"宗教"
五、百家爭鳴:中國的再一次歷史性抉擇
六、顛倒是非的"愛國者",中國人"文化排外"的荒誕不經;愛國亦應有道
七、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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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個月前讀了一篇文章,讓我再次感覺出近些年在中國民運陣營中,較為普遍地存在著的一種傾向:在人性及宗教與科學、理性等方面的偏見。
關於這方面的問題,本人以前讀過一些國內外名家的論著。但我有個習慣,也許正是我在治學方面的一大缺陷:因為擔心自己的思路受到干擾,同時也是由於懶惰的緣故,因此寫作中在涉及準確數據之外的東西時,不願再去翻閱他人論著,而只是將印象中很可能屬於他人的思想,與自己的思路糅合在一起。這樣寫出來的東西,就很難分辨出哪些是自己的哪些是他人的,當然就更難標出準確的出處,因此只好在點不出名姓的情況下,對那些給了我思想啟迪、或在文章中有其思想痕跡(甚至有其原話、原詞)的作者,表示由衷的感謝,或致以深深的歉意了。
早就想寫這樣一篇文章,但因生活所迫,既沒有精力,也難集中思路,故而久未如願。近幾月來網上瀏覽,情緒多受刺激,衝動難抑,迫不得已,便只好在自我催促中動筆了。
下面,就從我長時間對人性的一個觀察說起,後面將逐步涉及我所提到的上述偏見問題,由此生發出一系列的議論。因為並非專門針對單獨的個人,而是針對中國民運陣營普遍存在的一些痼疾,赤誠之中多有生猛疾呼之詞,又沒有更多時間加以修改完善,肯定對一些讀者有無意冒犯可能,希望讀者能夠多加寬宥體諒。
一、對個體人性發育過程的觀察分析
通過長時間的觀察,我將個體人性發育至成熟的全過程,大致分為以下四個階段--
第一階段: 原始動物性階段,也即天生的惡念階段,此階段從人的出生起至有較為成熟的語言,開始有了較為清晰的自我意識,並能將自我與他人清楚地區別開來,同時嘗試著觀察、認知社會的階段,是以惡念為主,善念即將開始萌動的階段。在這一階段,人是否因為遺傳而帶有天生或原始的善念,至今尚無確切的科學依據,但天生的惡念卻是確定無疑的。不過因為性格、情感等心理、精神素質會因遺傳、出生後的物質攝取、刺激和其他環境信息的刺激,表現出因人而異的差別,從而左右人們以後對善惡的甄別和取向,這似乎具有較為明顯的實證支持。
第二階段: 人有了清晰明白的自我意識,但不得不依賴家庭和社會生存的階段,是其惡念逐漸開始逐步受到遏制,善念逐漸萌生的階段。他已意識到:自己不能離開家庭和社會而獨立生存,他人的生存和發展是自己生存和發展的前提,因此他不得不遏制自己與生俱來的惡念,確立善念。但其惡念的遏制和善念的確立能達到多大程度,取決於家庭、社會環境和文化等諸因素的影響,處於第三、第四階段的人的行為表現,也會給他們帶來直接、深刻的影響。在這一階段,以集中、大量接受關於世界、社會、人生的知識、信息為主,逐步確立關於這些問題的各種理念,為其以後的善惡甄別、取向打下知識、文化和觀念基礎,但其可能的善惡取向,在很大程度上還處於潛在的階段,要在以後的種種社會實踐中,才會充分發揮、表現出來。
第三階段: 善惡分野階段。這是一個人在具有了獨立生存、發展和自我實現的要求與能力之後,為了自己的生存、發展和自我實現,涉入社會施展和發揮自己能力的階段。人在這一階段開始了正式的自利追求,其惡念與善念會因其追求的需要或制約,而時常處於此消彼長的動態變化過程之中,不同的社會環境和文化,會使得一個人表現出各不相同的善惡傾向。
第四階段: 棄惡向善階段。人在生理上走向衰竭,其獨立生存能力從明顯到徹底喪失階段。人在這一階段,基本沒有了更高程度自我發展和實現的太大可能,因此不得不回到對家庭和社會的依賴,不得不從一定程度上拋棄了惡念走向了善念。但能從多大程度上棄惡向善,一看其第二和第三階段的文化、理念積累,二看其家庭、社會環境影響,三看他在第三階段棄惡揚善到何種程度,即是否作了大惡、作了多少惡,四看他有無特權為其作惡提供保障。作惡太多太大,又有特權作保障的,在第四階段棄惡向善的概率就會小得多。個別人因第三階段作惡過多過大積重難返,以至於其後來無法棄惡向善,因又有特權作保障的,便會在罪惡的道路上越陷越深,例如毛澤東、江澤民、鄧小平、李鵬等中共某些最高權勢人物一樣。而普通人在第三階段,一般沒有積累大惡,加之沒有權勢為其提供保障,便會在第四階段幾乎徹底棄惡向善,有道是"人將就木,其言也善",在不知不覺中,受到處於第一、二、三階段人們的尊重和敬仰。
這裡順便做出一個也許並不怎幺恰當的類比推論:如果把人類個體發展的過程看作人類社會發展的縮影,那麼我們似乎可以得出這樣一個結論:人類社會發展最輝煌的時期,也是人類罪性最充分顯露、社會最墮落的時期;只有到了人類即將毀滅的時候,人類的罪性才會得到最好的遏制,社會才能回歸到最理性、最理想的整體道德狀態。但是,這個時侯人類卻不得不悲哀地面對即將來臨的整體性毀滅。難道,這就是人類無法擺脫的宿命嗎?
也許這樣的推論有些過於偏激和過於悲觀,甚至還會有譁眾取寵之嫌。然而我認為,把這樣的推論用於當今的中國,卻不算怎麼過分的。難道,這就是我們的國家無法擺脫的宿命嗎?中國能夠擺脫這樣的宿命嗎?該怎樣擺脫這樣的宿命?
二、影響人類個體善惡消長的幾大要素
人的一生,是由動物性逐步淡化脫胎為社會性,從動物性逐步向社會性過渡的過程。動物性支配著人的惡念;社會性則抑制著人的惡念,促使著善念的逐步確立。但人的動物性始終難以根除,因此人的惡念也始終會伴隨人的一生,只是因環境刺激的不同,會有因人而異的差別。而人的惡念的抑制和善念的確立最終能夠達到多大程度,具體說來主要有以下幾大要素:
一是教育。教育是這樣一種社會性文化傳承活動:主要向處於第二階段的人,傳授關於世界、社會、人生過去和現在怎幺樣,將來還會怎幺樣,我們每個人應該怎幺樣、能夠怎幺樣的知識、學問和理念,並訓練人們甄別、獲取、理解、掌握、運用這些知識、學問和理念的智慧、能力。這些方面的教育,對一個人在善惡的甄別、取向方面的影響作用,都是不可或缺的。但對一個人善惡取向影響最大的教育,還是首數關於社會和人生的教育。這些教育主要在人的第二階段完成,但因教育的開放性和社會性,可以延續到人的第三和第四階段,亦即延續到人的終身。
社會和人生的教育,主要包括以下方面的內容:
1.關於社會的教育。
教育內容包括社會政治的起源及其更替、制度、運作的歷史、現狀和未來發展趨勢,人類各種制度的縱向與橫向比較,國家與社會、民族、國民、社團、政治組織、政治機構之間的關係和這些要素之間的縱向與橫向關係;社會經濟、社會文化、社會道德規範等方面與上述政治問題相關、相似的內容、形式的教育。
2.關於人生的教育。包括人生觀和價值觀等方面的教育。
以上教育,對不同的對象施以簡單或複雜程度不同的教育。教育的內容,與對象以後的職業無直接關係的,通常較為簡單淺顯;教育內容與對象以後職業關係緊密的,通常較為精細詳盡,且要求達到應有高度和深度。以後通過後者掌握的知識、特定的語境與技巧及特定的行為表現,以各種方式去影響前者,達到影響整個社會的目的。
二是制度。制度能夠規範和約束一切人的行為,雖然他不能替代道德規範本身,但它卻是社會道德實現的重要基礎和前提。道德規範不是一種剛性制度規範,而是可隨著人的愛憎好惡和需要隨意取捨選擇的、軟性的精神和行為約束文化體系,對人沒有強制性的規範約束作用。因其約束力的軟性,若缺乏一個良好的社會制度予以配套,一切道德規範和工具,都將被人們有意或無意拒斥,而退居於一種邊緣文化的尷尬地位;人的行為遠遠地超越於道德底線,就會成為一種社會不得不加以普遍"默認"的"正常"現象。譬如在當今的中國。
而一旦有了良好的制度,必將具有健全的法治體系和法律規範。雖然道德規範對人的惡性的規範約束,遠比法律規範更寬泛,但卻缺乏法律那樣的強制力,因此違反道德規範不一定違法,法律不能替代道德規範。但若違反了法律,也幾乎同時違反了道德規範。因此法律可以涵蓋道德規範的相當部分內容,可對人們的道德起到相當部分的剛性約束作用,解決相當部分道德問題。這樣,在法律規範的強制下,人們就不得不逐步樹立應有的善念,自覺或不自覺地實現對道德規範的接受和文化內置,並在一定程度上防止著自己對道德規範的背離和超越。
三是社會宗教等文化形態發育、傳播的自由度,和由這些文化形態所強化的道德規範及人生觀、價值觀,被整個社會認可與普及的程度。宗教也許像某些哲學認定的那樣,純粹來源於人類朦昧時期對某些難以理解的自然現象的幼稚闡釋,然而它的很多理念,卻與世界上不少難為現代科學所參透、解析的現象十分吻合一致,因而表現出超科學、超思維的神秘特徵,同時他又以"神"作為其至高無上的權威,讓常人不得不對它產生出超越於其他幾乎所有人類文化的敬畏,由此對人的思想、意識、精神、心理、情感,產生出種種奇特的影響魅力和強力。宗教的教義、信條,一般都有道德規範和有益於社會、人類的人生觀、價值觀滲透、植根於內,與它的其他理念一起對人類產生作用,因此宗教在人類社會,幾乎一直充當著強有力的道德工具,在匡正世風等方面,起著不可替代、不可或缺的巨大作用。而宗教的發育和傳播、普及,又依賴於社會其他文化形態的自由發育與傳播。宗教等文化形態的發育、傳播等方面的自由度越高,由這些文化形態所強化的道德規範和人生觀、價值觀,被整個社會的認可與普及也就越廣泛深入,對人性的正麵塑造作用也就越強,就越能促進個體惡念的抑制和善念的形成、道德規範的接受與文化內置(作為一種文化形態,構置於人類觀念體系之內),確立起有益於社會進步與發展的人生觀和價值觀。反之亦反。
四是社會群體的行為表現。處於第三至第四階段的人,對第一和第二階段的人來說,具有楷模和表率作用,其行為對第二階段的人有著潛移默化的影響,對第一階段的人也有明顯影響,強化著社會的善惡傾向,左右著社會的道德風尚和道德水平。
以上幾大要素中,社會政治制度是第一要素。只有在良好的制度條件下,其他幾大要素才能充分和健康地成長發育起來,併發揮出對社會的正向影響和塑造作用。反之,一種惡劣的政治制度,會讓政治權利牢牢掌握操控在少數人手中,其政權難以按合理、合法程序正常轉移更迭,使得公共權力異化為少數人的特權。特權將使其他要素受到嚴重制約,使其要幺不能成長發育,要幺在成長發育中出現扭曲,背離社會健康發展的需要,最終不能將社會引向善而是引向邪惡,導致社會整體性的道德淪喪,世風日下,以利少數人對特權的長期獨佔和絕對擁有。
因此,關鍵是要建構一種良好的社會政治制度,並由這樣的制度去保障宗教等文化形態的自由發育和傳播。沒有良好制度的保障,要想通過教育、宗教等文化形態、社會群體行為表現等要素的成長發育去抑制社會的惡念,引導社會的善念,培育和塑造良好的社會道德風尚,是及其困難且很不現實的,至少遠遠難以收到應有的成效。這在中國,正是一種已經表現得淋漓盡致的活生生的現實。
三、符合人類長遠生存與發展需要的宗教觀與科學觀
1.一種關於宗教與科學、理性的中國式偏見
目前的中國知識界、文化界,由於中共黨文化的長期熏陶惡劣影響,特別是由於長期的無神論教化,對宗教存在一種較為普遍的認知誤區。其中較為顯著的偏見就是:將宗教放在與科學理性對立的地位,認為宗教排斥科學理性,是對科學和理性的反動;為了科學理性,必須堅決反對和拒絕、排斥宗教。
這似乎與"五四"運動為了科學、理性和民主而過分的反傳統,有著很深的文化淵源關係,也許這就是五四運動的侷限、失誤與歷史惡果之一;更與中共黨文化千方百計扭曲利用五四,愚弄、教化知識份子有著很直接的關係。雖然,五四運動並未明確將宗教與封建傳統劃上等號,但卻將原始的儒家文化,與後來被封建帝王、封建士大夫們改造為統治術的、染上了濃厚"封建"色彩的政治儒教劃上了等號,這多少都給一些人帶來了五四運動"反宗教"的錯覺,更給中共扭曲利用五四運動,帶來了絕佳的機會:稍作修飾,就把五四運動關於傳統和封建的概念,偷換成了"宗教"的概念,於是偷偷地給五四運動戴上了"反宗教"的帽子,再把被它自己戴了帽子的五四運動,反過來握在手中作為大棒,對民間自由發展的宗教團體、組織及其信徒,進行肆意的打擊、扼殺和殘酷的鎮壓、迫害。而其振振有詞的"理由"就是:××宗教"反科學、反理性"。儘管其動機目的十分骯髒醜惡,然而其"理由",卻跟五四運動一樣的冠冕堂皇,讓這個"大中國"的不少大小知識份子,雖然明知中共的險惡用心,卻又找不出反對抨擊的充足理由!
近年來,中國有相當部分知識份子都已經開始了覺醒,開始從中共黨文化的愚弄教化中清醒了過來。然而有不少人,卻在如何看待宗教與科學、理性的關係等問題上,始終難於擺脫中共所精心構織的邏輯陷阱,並被中共得心應手地"免費"利用著,讓中共黨魁們暗暗竊笑:知識份子目睹宗教遭受的肆意打擊、扼殺和殘酷鎮壓、迫害,找不到反對抨擊的充足理由,便只好暗暗默認,有的人甚至逐步轉變為附和,與中共進行著似乎有些"心甘情願"的"默契配合"!
這不正是中國知識份子可悲可笑的現代活劇嗎?我們該怎樣從這個陷阱裡跳出來呢?
2.世界未解諸謎:科學理性與唯物論"宗教"之殤
人們來到世界,對於自然呈現在自己面前的種種表象,充滿了種種新鮮好奇之感,同時也對這個陌生的世界,充滿了或多或少的困惑和恐懼。隨著人的思維和智能的逐步成熟,人們會對事物進行逐步深入的觀察和分析思考,藉以滿足自己的新鮮好奇,並逐步減少自己的困惑和恐懼。於是,以解惑釋疑和精神安慰、精神支撐為其部分功能任務的科學,就伴隨著它滿足人們物質慾望的一些活動,在不知不覺中產生了。
當今的學術界,以"可計量、可實證、可重複"去對現代科學進行界定。表面上,這樣的界定是無懈可擊的。然而稍加思考,我們就會發現,這是僅僅帶著一種功利目的,把現代科學純粹看作謀取物質利益、滿足享樂慾望的工具。既然是工具,當然就在計量、實證、重複這三方面缺一不可。但是,這樣的界定抹殺了科學的另外一種功能:對世界、對事物的認知功能--世界、事物"是怎幺樣的"--世界、事物呈現給人類的樣子是怎樣的,呈現了些什幺樣子,呈現了多少種樣子......科學在這樣的基礎上,再進一步探尋為什幺會是這樣的,並利用這樣的"為什幺",去預知世界、事物今後還會怎幺樣。一句話,就是對客觀世界進行沒有遺漏的發現、忠實的記錄和合符邏輯規範的解釋。在此,科學承擔著一類與功利目的同樣重要的任務:滿足人類的新鮮好奇,減少人類的困惑和恐懼,而並非以物質功利為其唯一目的。
在這樣的基礎之上,科學利用其通過探尋已經知道了的世界、事物今後還會怎幺樣,可以為我們人類做些什幺的種種知識,去確定人類應該做些什幺,可以和應該怎幺做,等等。到了這樣的階段,科學的功利目的,也就越來越明顯了。
一般地說,科學已經能夠對於自然呈現在我們面前的大部分表象,作出較為令人滿意的解釋。然而,世界、事物不僅僅是在"一般"情況中存在和表現自己的,還有它存在和表現的"特殊形式"--例如在中國被稱為"神秘現象"或"超自然現象"的人體特異功能、命相大師準確服人的推算(本人有數次切身體驗);西方的催眠術、中國的氣功(本人有數次切身體驗);波爾代熱斯現象、瀕死體驗現象等靈異現象;UFO(飛碟,本人曾於1981年有幸目睹)等等,這些現象,至今仍被稱為"世界未解之謎",而且一度時期還被稱為"世界不可解之謎",就是說科學至今尚無法解釋,也許在難以預知、近似於"永遠"的時間尺度內也無法解釋。正是這些令科學無法解釋的"超自然"現象,強烈衝擊著被一些人奉為神聖的"科學理性",給宗教提供著合理性依據,支撐著宗教的長期存在。
當然我們可以因為這些現象,與人類社會經濟生活沒有清晰可見的直接關係,因此也就可以認為沒必要對它們進行科學解釋。然而科學至今為止不能予以恰如其分的解釋,卻是一個不可否認的事實。況且這些現象尚難確定與經濟生活沒有直接關係;即使它們真的與經濟生活無關,也不能認為與人類的需要無關,譬如解除人們對造成這些現象的原因的無知,而產生的困惑和恐懼等等,不能不說是人類具有正當理由的需要,有時甚至是人類的迫切需要。
對科學"可計量、可實證、可重複"的一般性原則要求,是針對它將滿足我們人類物質追求的功利需要而言。當一種科學結論尚未進入到滿足功利需要的階段,或我們在某些情況下可以離開這樣的功利需要時,這樣的原則要求也就會相應地失去它絕對的約束效力。譬如當我們需要就世界未解諸謎進行求解之時,計量、實證、重複的要求就並非必不可少。同時我們也不能以其不可計量、不可實證、不可重複的表現特徵,而武斷地否認這些現象的存在。
在肯定了這些現象存在的客觀性之後,我們就發現了科學的無能為力和捉襟見肘。按照科學的定義,科學本應為觀察、研究這些現象,提供計量、實證、重複的手段,然而它在現實上卻無法提供。它無法對這些現象給出起碼解釋,當然就談不上計量、實證和重複,更談不上滿足人類的需要。在這裡,科學因為它的無能為力和捉襟見肘,就陷入了尷尬難堪的境地。
而無神論在這些現象面前,更顯得蒼白無力。
在這些現象面前,我們看到了現代科學與無神論的無奈,遭遇了科學與無神論之殤。
甚至,科學在面對它自身給人類社會帶來的災難時,也往往無可奈何;在面對它自身的天文物理學觀察結果--暗物質和暗能量時,也顯得迷茫無措。這是為什幺呢?
我於2007年在新浪博客一篇關於科學的論戰文章中,闡明瞭這樣一種觀點:科學對人來講具有二重性:一方面它是人腦的創造;另一方面其內涵來源仍屬自然,是自然在人腦中映射的產物。到目前為止人類還駕馭不了自然,當然也就不能完全駕馭自然通過人腦智慧映射的科學。科學帶給人類的災難,從本質上說還是自然固有的災難屬性的實現形式,只是科學災難假之於人的手、腦和其他器官、功能,以其表現形式掩蓋了自然災難的本質屬性,因此會讓公眾和科學家們都感到迷茫,更感到束手無策。人類試圖用科學本身去征服科學災難,無異於用科學所賦予的自然手段去征服自然災難。可是我們人類忽略了一個根本問題:自然通過人腦映射而成的科學及其手段,所能涵蓋的只能是自然的極小部分。而科學災難所涵蓋的自然成分要遠遠地大於(或多於)科學本身。用"小自然"去征服"大自然",焉有不失敗之理?
同理,用僅僅侷限於"小自然"的科學,也就無法對"大自然"作出完滿的解釋--這並非一個多幺深奧玄妙的結論,而是一個極為簡單的常識。
也許一些人會以不承認這些現象,作為解決現代科學尷尬難題的"法寶"。然而不承認奇異的自然現象,那更是一種迷信--一種對現代科學理論體系的迷信。這種迷信極有可能比傳統神學意義上的"迷信"更有害得多,因為現代人是很容易把神學"迷信"與科學嚴格區分開來的。而對既有科學理論體系的迷信,即使科學精英和思想精英也不勝自我提防,甚至不知不覺地陷入其泥潭而難於自拔。迷信科學理論而否認與理論矛盾衝突的自然現象,必將導致科學的停滯與倒退。而其最終結局,將是傳統的科學神殿被人們憤怒地搗毀,坐在神壇上的權威不僅仍然會被趕下神壇,甚至還將受到萬眾唾罵,落得個死無葬身之地的下場。
3.科學和科學思想的靈魂:科學精神
西方現代科學技術的突飛猛進,是以摒棄各種專制,造就了自由民主的社會氛圍,實現了公平競爭為前提的。在如此氛圍裡,各種思潮層出不窮泥沙俱下,但優勝劣汰的競爭法則,卻使得優秀和先進的得以生存發展,劣質和落後的得以自然淘汰。這就是西方的科技繁榮未能出現在其專制時期,卻恰好出現在其自由民主時期的深層次原因。如我們所知,在其專制時期,哥白尼、布魯諾等偉大的科學家及其理論、學說,遭遇了十分悲慘的厄運;而在這些國家埋葬專制集權、確立憲政民主後,類似哥白尼、布魯諾等科學家及其理論、學說那樣的悲慘遭遇,也在科學界銷聲匿跡了。甚至就連最低級庸俗、最愚劣、最反科學的學人,在西方自由民主的社會氛圍裡,也能自由地暢所欲言,不會受到來自官方或非官方的打壓迫害。因為其官方和非官方人士,都對其制度很有信心,相信那些低級庸俗、愚劣、反科學的學人,會被他們的制度自然淘汰而不至於產生可測度的社會危害,他們沒必要去殘忍地對待任何人。況且人為地打壓學術和學人,本身就為他們的制度和科學精神所絕不容許,因為這除了為其自由、民主、人權等價值理念所詬病之外,還極有可能會扼殺更加偉大的科學萌芽,斷送了更加輝煌的科學未來。
也許那些極力否定種種奇異現象的"科學"粉絲們的本意是善良的,的確想在中國造就一種嚴肅認真的科學態度與科學精神。然而十分可惜,他們卻用了一種百般否定觀察結果,否定基本事實的專制霸道。真正的科學及科學精神,應該是首先承認觀察結果,承認基本的事實,同時允許理論與意見的多元化。專制霸道與科學精神是根本對立的,是水火不相容的。因此他們會在有意或無意中,得出一種背離科學精神的結論,喊出一種背離科學精神的口號。
崇尚西方現代科學本身並不錯。但要讓西方科學技術及其思想方法在中國得到健康成長,必須同時借用西方對待科學、文化的態度與精神,創造出自由、寬鬆、活躍的社會文化與學術氛圍。否則,種下的是西瓜,收穫的也許會是芝麻,甚至會是變種的、有毒的芝麻。中國專制霸道的傳統,是對西方科學與科學精神的反動或褻瀆,是心懷叵測或本意善良的人藉以給科學掘墓的工具。以此進行硬性強制的結果,將會扼殺更優秀的科學思想和成果,葬送了科學的未來。
4.宗教:一種與科學同樣重要的人類理性
首先聲明,我在這裡絕無否定科學之意,只是想讓人們明白:必須對科學的功能與作用加以種種必要限制,防止其給人類社會帶來無窮的災難。因為我們每個人都應當承認:我們要求科學給人類帶來的,應該是福祉而不是罪惡。
我們不應忘記列夫.托爾斯泰的名言:"在人可以並且應該瞭解的各門科學中,最主要的一門是關於怎樣才能生活得盡量少作惡和盡量多行善的科學,在各種藝術裡,最主要的一種是善於盡量自然地避惡揚善的藝術。可見,在所有自命為造福於人類的科學和藝術中間,那門最重要的科學和那種最重要的藝術非但不存在,而且根本被排斥在科學和藝術的清冊之外"。
在這裡,托爾斯泰深刻地道出了人類文化的一個巨大缺憾,和對於這一缺憾的深深憂慮。要彌補這樣的缺憾,科學顯然是無能為力的;而在人類的種種文化形態中進行地毯式的搜尋篩選後,我們發現:最具希望的,只有宗教。
至今為止,本人尚未皈依任何宗教,因此本文關於宗教的種種論述,並非出於宗教狂熱所滋生的偏見,而是出於對中共借"科學"、"理性"的幌子,肆意打擊、扼殺和殘酷鎮壓、迫害法輪功等宗教行為的極度義憤,和對由此而帶來的種種惡果的深深憂慮。
"科學"、"理性"在眼下的中國,是被中共官方肆意篡改、扭曲了的"欽定"概念。在這樣的概念框架下,任何宗教,其信條和教義都難免與這樣的"科學"、"理性"有所衝突,於是任何宗教都有遭受中共打擊、扼殺和鎮壓、迫害的"充足理由",因此中共在其《憲法》中所承諾的宗教自由,就被它自己用一種可以說得上並不怎幺高明的概念遊戲,活生生地剝奪殆盡了!
宗教傳播和信仰有一個十分重要的目的,就是淨化人心,拯救我們社會正在墮落和淪喪的道德。而中共恰好相反,他們最希望社會道德墮落和淪喪下去,以讓他們貪污腐化、為非作歹的惡行暢通無阻,永遠維護專制暴虐的極權統治。於是任何宗教的傳播,都會對其統治合法性構成動搖威脅,因此對任何宗教,他們都會野蠻無情地打壓。當然他們一般不會明目張膽公開打壓,但他們會等待機會尋找藉口。而他們最冠冕堂皇、最能引起知識份子和普通公眾一致"共鳴"的藉口就是:××宗教"反科學,反理性"!
十年前,中共開始指使其豢養的御用學者何祚庥等人,藉口打擊偽科學,變相鼓吹"科學萬能論",以科學與理性為幌子,對包括法輪功在內的宗教和氣功修煉者進行野蠻打壓。這是中共最險惡的手段之一,是惡毒破壞人類優秀文化遺產,是當今中國環境惡化、生態失衡、資源枯竭、政治腐敗黑暗、專制極權與暴政肆虐的罪魁禍首,更是未來人類區域性戰爭侵犯掠奪欺壓、環境破壞、資源掠奪乃至全面自相殘殺的最大禍源,是在罪惡勢力操縱下的倒行逆施!
這類關於科學的極端論點,既誇大著理性也摧殘著理性。表面上冠冕堂皇:為了人類社會的發展。然而它卻武斷地排斥了人類應有的另一理性--為了人類長遠恆久的生存發展,應當對科學功能與作用加以種種必要限制的道德良知。它在否定傳統宗教的同時,也夥同中共建構、維護著一種新的宗教:崇尚科學至高無上、鼓吹"科學萬能"主義,把現代科學及其理論體系、權威人士祭上神壇,以科學理性的名義,以唯我獨尊、非我即"邪"的專制霸道,無情地打壓、摧殘、排斥、扼殺人類更加不可或缺的道德理性,把人類推向自相殘殺、自我毀滅的深淵;它縱容著威力巨大的殺人武器的大量製造和無度氾濫、非理性應用(如對朝鮮核試驗、核威脅、核訛詐的暗中支持),縱容著為了一己私利而相互勾結,有意破壞環境、掠奪資源的官僚集團、黑心商人和商業利益集團,縱容著專制極權、腐敗邪惡、暴虐殘酷的政治制度,還滋生、縱容和袒護著黑惡社會、恐怖組織等等有著巨大能量的邪惡勢力,並向國外輸出和複製著這樣的社會機制,它才是對我們人類社會最惡毒、危害最大的邪教!
科學永遠不可能包辦一切,至少不能淨化和控制人類的心靈,預防和遏制、消滅專制極權、腐敗邪惡、暴虐殘酷、為所欲為的政治制度;不能從人類文化學的角度,有效解決人類的道德墮落與淪喪問題;不能解決由這種墮落和淪喪所帶來的人類和平環境的破壞、為了眼前一己私利的人為的自然生態環境破壞、資源掠奪......等等將會導致人類自我毀滅、葬送地球與地球人類未來的重大問題。而要解決這些問題,最有可能發揮出重大作用的,只有在良好的社會政治制度環境下,利用一種在某些理念上與它有所衝突的文化武器:宗教。
強調科學理性固然不錯,但我們卻不能以科學理性去排斥道德理性,進而排斥宗教。否則科學給人類帶來的就極有可能不是福祉而是罪惡!
科學本身就是人類在滿足自身惡性(本能慾望)的追求中產生的。因此它與人的本性一樣,也始終難於擺脫惡性的"遺傳因子":當有大善制度和充分發展的宗教時,它較難助人為惡,大多對社會有益無害,但也偶有為惡之時;當制度惡劣、宗教發展受限,"科學理性"則有可能上升為"宗教",科學大多是助人為惡,其對社會帶來的好處會被遠遠抵消,總體表現為無窮的貽害。因此,"科學理性"在任何情況下,都應接受人類其他文化的適度限制,尤其不能上升為"宗教";絕不能讓它排斥擠壓其他人類文化,特別不能讓它把宗教等等文化踩在腳下。
因此,人類必須繼續維護和完善傳統意義上的宗教,卻絕不能讓科學上升為宗教!
中國民運必須密切關注這一動向,極力遏制"科學萬能論"的恣意氾濫危害,對中共的宗教迫害行動,從思想理論上進行釜底抽薪,在此基礎上團結宗教的各大教派,團結中國具有廣泛群眾基礎的宗教信仰者及氣功修煉者,捍衛道德理性,提升自己的人氣,鞏固和擴充自己的政治實力,強化自己與中共對抗的力度(因此,本人計畫發起倡議創立《科學災難學》,並計畫寫作《依靠科學生存的極限》,對羅馬俱樂部的《增長的極限》進行補充完善,希望有人響應)。
中國民運本身就存在一個與中共爭奪對宗教影響力的問題。如果民運人士對於宗教組織及其信徒缺乏寬容忍讓的精神,那無異於把宗教信徒再向中共推一把,成為自己的對抗力量。而憑著宗教廣泛的民眾基礎,民運就會因此而把更多民眾推向自己的對立面,使自己陷入十分孤立的境地。這樣,民運還能有何作為呢?
四、儒教:似教非教的中國"宗教"
也許正是不少中國人心目中已經根深蒂固的科學理性本位主義和中心主義,排斥了以強化道德理性為重要訴求、與科學理性有所衝突、以神靈作為其最高權威的宗教理性,從而為中共打壓迫害宗教提供了極好的藉口。近10年來,中國的各種宗教組織、宗教活動,屢屢受到野蠻殘酷的鎮壓迫害,而儒教的闡釋、傳播卻一直受到當局默許,這不能不發人深思。當然我們不能在此陷入毛澤東"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要擁護;凡是敵人擁護的,我們就要反對"的邏輯陷阱,然而卻有必要運用同樣屬於科學理性範疇的邏輯武器,進行深入細緻的解剖分析。
宗教以它超越於、高居於俗人之上的權威主體--"神",作為其區別於人類其他文化的特徵。"神"在人類意識中,在種種人類文化造物中,早已具有了至高無上的地位:它一旦產生並形成了較為完整的體系,便不允許常人對其加以任何懷疑和任意更改,更不可褻瀆、不可悖逆。正是因為它的這些特點,才使得人類社會的道德倫理能夠長期地依附於它而獲得最好保護。或者說,"神"的至高無上的權威,使得宗教成了一種異常堅硬、幾乎"百毒不侵"的"殼",對人類社會的道德理性,發揮著不可替代的呵護、保障和強化作用。
人類的道德倫理規範自身,幾乎沒有能夠得以存在和發揮作用的強制手段,因此是極端脆弱的。一旦脫離了宗教這個"殼",道德倫理必將暴露在各種毒文化的浸淫腐蝕之中,不僅不能對人類普遍的惡發揮出應有的遏製作用,相反還會成為一種表面冠冕堂皇,實質上比毒文化還更具腐蝕性的新的文化毒素,使得人類的道德理性出現大幅度滑坡,產生空前的道德危機。當前中國道德淪喪、世風日下的種種現實,根本原因即在於此。
中共之所以要不擇手段地打壓和迫害宗教,就是為了千方百計破壞宗教這個道德倫理的"殼",進而讓社會道德倫理暴露在種種毒文化中被浸淫、腐蝕,最終成為徒具其表的廢物;讓這個社會失去起碼的道德倫理規範,以利於維護他們野蠻暴虐、專制極權的黑暗統治。
在中國,儒學被人們習慣地稱為"宗教"。也許可以對它作如此界定,但它卻是一種無神的宗教("無神"即沒有一種至高無上的神作為其權威主體,不完全等同於"無神論",儘管儒家學說帶有較強的"無神論"色彩)--如果可以把宗教分為"有神"和"無神"這兩大類別的話。它沒有"神"作為自身的最高權威和常人膜拜的偶像。即使我們把它當做宗教,也假設絕大多數人都理解和掌握了它的教義。然而因為它"無神",不能借用一種至高無上的權威,通過心理威懾和心理暗示等途徑,產生出一種足以壓服多數人惡念的精神強力,難免讓人"口服心不服",便無法對社會道德倫理髮揮出應有的呵護、保障和強化作用。也許我們還可以說,如果沒有佛教引入中原,並以其一定開放性吸納儒學的合理內核,再反過來影響儒學,那麼今天的儒學,恐怕還是近乎百分百的無神論,而更難對道德倫理產生出呵護、保障和強化作用。因此,希望借用儒學文化去扭轉中國道德淪喪、世風日下的混亂局面,無異於痴心妄想。
我們承認,在中共統治中國之前,中國的道德與世風,還很少滑落到今天這樣嚴重的地步。這當然有儒學一份功勞,但同時佛教和道教的功勞,也不應該予以抹殺。的確,儒學本身就是一個倫理體系,在某種情況下會對匡正社會道德、世風發揮出一定積極作用。但究竟應對它寄予多大希望,還是一個需要慎重對待的問題。儒家學說主要包含普通倫理和政治倫理。它的"君為臣綱、夫為妻綱、父為子綱"等綱常和尊卑等級理念,怎麼看也算過分的;而其"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等等血腥冷酷的倫理信條,則真的說得上罪惡透頂了。正是這些信條,給中華民族帶來了兩千多年的人禍災難,並在近兩個多世紀(19-21世紀)的100多年間,一再惡毒地阻遏著中國政治變革的步伐,一再葬送了中國人民翻身求解放的希望。雖然當今中國各路儒門後生一再聲稱,這些信條並非出自孔孟典籍,而是董仲舒等輩孔孟門徒的妄語,然而董仲舒等人畢竟是儒學門徒,總不能為了美化儒門名聲,就連門徒也不相認了吧?
我們可以認為,中國歷代統治者別有用心地利用了儒學;一些儒門後生為了從帝王那裡分得一杯羹,不得不在帝王面前表現得卑躬屈膝,而將儒學作了不少削足適履的發揮改造,才使得後來的儒學有了那些堪稱噁心刻毒、血腥冷酷的理念。然而我們也應看到:自從儒學誕生不久,它就被歷代中國的統治者幾乎不間斷地當作了"國教",而順風順水地寵幸了兩千多年;而其它凡與儒學有所牴觸的思想和學派,則一直受到嚴厲的、有時還是相當嚴酷的打壓:其中原與儒學同源的道家,所受到的朝廷禮遇十分有限,遠遠難及儒學所受寵幸,甚至還屢屢遭受打壓迫害;佛教的境遇也與道家大同小異。這是為什麼呢?難道這不恰好證明了儒學具有最適合中國歷代帝王口味的內涵,而只能以"幸運"二字去作唯一解釋嗎?
況且,既然能從門徒的嘴裡吐出如此妄語,那麼在其孔孟老祖宗的典籍中,就真的尋不出一點影子,找不到一點根源嗎?
退一步說,我們盡可強調孔孟原創的正統儒學,是多麼的至善至美。然而既然儒學門徒說,今天的儒教已被其後生門徒破壞得面目全非了,至今為止尚潛留在絕大多數人潛意識中的,都主要是那些噁心刻毒、血腥冷酷的理念。那麼我們要把那些骯髒齷齪的理念,從絕大多數人的思想意識中驅逐出去以恢復正統的儒學理念,也絕非一朝一夕之功。因為在這樣的努力中,我們首先要面對強大的官方意識形態的百般干擾影響--中共已在我們之前搶先扶植了一幫御用文人,以適應其專制極權、暴政獨裁統治需要的儒學理念佔領了陣地。在如此被動的局面下,我們要恢復儒學的正統理念,無異於要與官方爭奪其已經到手的陣地。在這樣的爭奪中,我們顯然處於極端弱勢的地位,而且是後來者,固然可以運用策略智慧,還可以運用我們本屬正義的道義力量,然而如果不打算同時用時間去週旋應對,那也是太幼稚的想法。
的確,憲政民主的理論和實踐需要道德倫理理念,但它卻不能與道德倫理混同,它首先需要的不是道德倫理而是自由民主和憲政的理念,即普世價值理念。
不少國人都津津樂道於"中國文化曾經領先世界二千年",如果從"部分"這一概念角度去理解,譬如關於人倫理念的部分學說,還有道家"天人合一"的思想、太極學說中的相當部分思想和其他思想、氣功文化、部分中醫文化,等等,我們應當承認這些是很不錯的。然而就其另外的某些理念去看,這樣的斷言就大錯特錯了。譬如比孔子稍晚的古希臘希羅多德所系統闡述論證的自由民主思想,卻是我們用了高倍顯微鏡,也難從儒學體系中找到什麼蛛絲馬跡的,而只能看到君君臣臣之類主張或迎合帝王個人獨裁、專制集權的理念。因此當我們在比較判斷中國古典文化與西方世界古典文化孰優孰劣時,也應當逐項進行具體的分析看待,而不應當一概而論。再從憲政民主需要的角度去看,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優秀部分,絕大多數都恰好是與憲政民主風馬牛不相及的;而與政治制度有著較為直接關係的文化,卻又是最劣質的文化,是最骯髒、最齷齪的垃圾文化。那麼除了提供部分道德倫理支撐之外,中國傳統文化還能對中國的憲政民主建設,產生多大的正面影響作用呢?
我在這裡沒有求全責備孔孟等輩先賢的任何意思。雖然我對中國傳統文化涉獵很少,在這方面的知識十分貧乏膚淺,但在我偶爾因為策劃業務和其他需要而查閱中國傳統文化方面的資料時,便有一種強烈的感覺:在中國,像春秋時期那樣寬鬆活躍的文化生長環境,少得實在是太可憐了。如果那樣的環境能夠多持續一些時間,或者能夠多出現幾次;要不,如果能夠讓道家多上幾十倍與儒家平等生存、平等競爭的時間機會也行。這樣,儒家就極有可能摒棄一些噁心刻毒的理念,並防止血腥冷酷理念的產生;而道家則有可能逐步發展出西方世界那樣的科學思想、科學方法和科學體系;甚至,還會逐步孕育、生長出自由、民主、憲政的思想和文化。
可是這些在西方世界完全是活生生的現實,至今為止在我們中國,仍然還只能是一種假設。因此任何有著起碼良知良心的人,對我們中國人長期沒有自由民主權利的不幸,都難免憤憤不平。而我們自己,早已為此喊干了嗓子哭干了眼淚,現在唯一還能做的,就只有抗爭、反叛!
五、百家爭鳴:中國的再一次歷史性抉擇
不止一次地聽一些中國人說:道德人文的儒教是中國憲政傳統的根基。其理由如:儒教是既超越又入世、超越而內在的大中至正的圓教。具體地說是:道德人文的儒教的範圍更大,它是一個包涵了道德理想、人生價值、政治理想、社會理想等的文化精神的綜合體。道德人文的儒教承載了孔孟之道的本義,是未來中國文化建設和憲政建設之本之"魂";它們包涵了重家庭人倫、重人際關係、服從秩序、重教育、勤勞、節儉等等的價值,也帶有服從權威、逆來順受等的習性。所謂"儒教資本主義"的興起與之有相當大的關聯......等等。
這樣的"理由"能否算作理由,是值得大加懷疑的。這裡從前提到結論"一氣呵成",沒有必需的邏輯推理中間環節,似乎違背了形式邏輯的基本要求。如果對這樣的環節進行補充,那麼我們就會發現這樣一個問題:僅有道德人文理念而沒有絲毫憲政理念、甚至沒有絲毫自由民主理念,而只有君君臣臣之類主張或附和帝王個人獨裁、專制集權理念的儒教,怎麼能與憲政聯繫起來,作為中國憲政民主的根基?
假設中國人真的需要一個源於本土的宗教的話,那麼與其選擇儒教,還遠遠不如選擇法輪功。因為法輪功儘管如某些本意善良或居心叵測的人所說,存在這樣那樣的不足,然而以下事實,卻是毫無疑義的:他的文化來源,基本屬於中國傳統文化和以佛教道統為核心的東方文化;他既包容了中國迄今為止,幾乎所有符合人類社會發展和人類持續生存需要的道德理念,又包容了符合憲政民主的價值理念,已經成為一種內涵系統有序、理念全面深刻的宗教;他有他自己的偶像"神"作為其最高權威,符合一神教的一般要求,為自己打造了一具堅硬的"殼",能對社會道德倫理和憲政民主理念起到有效的呵護、保障和強化作用;短短几年,他的信徒(學員)就達到了近億之眾,這說明他的核心文化能夠很好地適應和抓住中國人尊崇傳統文化的心理,他本身就是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集大成者;他的信仰隊伍在國外,也同樣獲得了全球宗教歷史上罕見的快速發展,同時獲得了西方政要及社會各界的高度讚譽,特別是他所組織開展的"神韻"全球巡演,在不少國家產生了強烈轟動,掀起了一股震撼力強大的"東方神韻"旋風,這說明他堪當傳播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的重任;他的信徒(學員)不畏強暴,不怕流血犧牲,不屈不饒地堅守正義、揭露真相的大無畏精神,為中國其他公眾難以比擬,而這樣的精神,恰好是扭轉中國道德淪喪、世風日下的混亂局面,並在暴力血腥的恐怖氛圍下,建設憲政民主所必需的......不知是不是中國殘酷黑暗的現實,迫使他徹底改變了佛教和道教過分"出世"的傳統,而讓自己在中國的多樣文化中顯得別具一格,而且絲毫不與專制極權統治同流合污。以上種種,無論是內涵實質還是外延表現,都讓迄今為止的儒教所遠遠難及。那麼,儒教與法輪功相比究竟孰優孰劣,不已經很明白了嗎?
但儘管如此,我仍然認為法輪功不能作為中國憲政傳統的根基。嚴格地說,任何一種單純的宗教或文化,都不能作為憲政制度的根基。憲政民主就其內涵來講,是一種包容多種文化的政治制度。在他的"根基"中,過分強調任何一種文化,都會對其他文化帶來壓制和排擠,使其他文化處於不平等地位,而這恰恰是背離憲政民主原則的。例如在美國,僅僅因為華盛頓等先賢們在其憲法中引用了很少的基督教語言,並要求民選產生的總統手按《聖經》作就職宣誓,就讓一些不信基督教的其他宗教人士和無神論者不高興起來。雖然這隻算一個小小瑕疵,絲毫無損於美國憲政民主的偉大和光榮,然而近幾十年在美國,這方面的反對聲浪卻很少有所間斷,近年來甚至出現了越來越多的人要求對其作違憲審查,並要求予以廢除的趨勢。
其實美國等西方國家的憲政民主制度,也並非來源於某種單純的文化,並非單純地來源於基督教。當然基督教是它的重要來源,但除此而外,還有兩千多年前的古希臘民主思想和民主政治實踐,同時還有從古代到近現代的政治學、法學、哲學等領域內,多個流派、無數學者的理論、學說、思想。而單純的基督教,也有不少與憲政民主相悖的理念。例如守仁先生說:個人自由與基督教的一神教信仰的教條性、威權性、排它性等相衝突(這幾乎是所有宗教的一大共性)。基督教的這一特徵,就憲政民主說應算嚴重侷限,必須加以徹底揚棄。而這"揚棄"的重任,絕非基督教自身能夠完成,相反必需求助於基督教以外的其他文化。這些文化既有來自於他們傳統的,也有產生於他們當時的;既有來自於國外的,也有產生於他們國內的。
西方憲政民主的實踐告訴我們:要在中國實現憲政民主,既不能反傳統,也不能唯傳統;既不能全盤西化,也不能全盤東化。這就是結論。傳統與現代結合,西方與東方互補--唯有如此,中國憲政才可能有所突破,才可能獲得成功,也有可能實現對西方的某種超越。用中國人的一句老話來說就是:百花齊放,百家爭鳴。
但同時,我們也必須明白:建立憲政民主的政治制度是中國的當務之急,因此一切都必須以憲政民主為重。當某些傳統文化、東方文化與憲政民主無法有機融合,現實中也無法做到兼顧二者的兩全其美之時,那我們也只好暫時迴避某些傳統文化和東方文化,極力為憲政民主保駕護航。而從文化發展和傳承的規律來看,傳統文化早已融入了社會生活,融入了人的血脈,成了人們須臾不可離棄的文化依托。在自由民主的社會氛圍下,任何人要想割斷傳統,都是不可能的。在憲政民主成功後,形成了一個多文化自由孕育、成長、碰撞、融匯的社會氛圍,儒學等傳統文化、東方文化自然會回歸社會,回歸到民眾中來,並實現自己的良性發展。
當然我們也可以像康有為、梁啟超借闡釋先秦諸子"托古改制"那樣,在孔孟儒學中,在所有中國傳統文化中,用高倍顯微鏡去發現自由民主思想和憲政思想的牽強附會的"影子",再用脂粉去加以粉飾塗抹,用放大鏡去加以放大,由此創造出在中國實施憲政民主的"正統"理由。我們相信這樣能對憲政民主建設起到一定作用。然而我們不應忽視,這樣的手法也是一柄雙刃劍:中國傳統文化由於其語言的多義性和內涵的模糊性,使得人們可以對其進行相互對立的歧義性解釋;我們可以"托古改制",中共也可以指使其豢養的御用文人"托古護權"。在這樣的對抗中,我們所能達到的也不過是製造出一種文化力量,盡量給對手一些文化壓力,力求實現與對手在理由上的平衡而已。鑒於中共正在借用中國傳統文化為自己的專制極權百般辯護,因此我們對中國傳統文化,按照憲政民主的需要予以大力闡釋發揮,像康有為、梁啟超"托古改制"那樣,也是很有必要的。這樣的闡釋發揮過程,也同時是包括儒教在內的傳統文化"撥亂反正"的過程。通過這樣的過程,中國傳統文化將會逐步發揮出它對中國憲政民主和道德建設的正向影響作用。否則,要靠目前為止充滿骯髒齷齪、血腥冷酷內涵的儒學等中國傳統文化理念,去推進中國的憲政民主和道德回歸,無異於飲鴆止渴。
還應明白:借用傳統文化托古改制,只是我們與中共針鋒相對的一個策略而已,絕不能將中國傳統文化作為中國民運的思想依托和憲政民主的根基。否則,中國民運的文化思想建設,必將步入歧途。至少,中國傳統文化不少外表華麗的虛假道德說辭,將會讓一些國人蒙上眼睛,失去應有的理性辨識能力,盲目放棄憲政民主追求,再度沉入"以德治國"舊夢。而"以德治國"恰好正是目前不少國人迫不得已的政治理想之一。排斥憲政民主的"以德治國"在中國導致了怎樣的惡果,以後還會帶來哪些惡果,相信稍有理智的國人,都是心中有數的。那麼我們還能執迷不悟,讓"以德治國"由國人迫不得已的政治理想,上升為國人長期唯一的政治追求嗎?
六、顛倒是非的"愛國者",中國人"文化排外"的荒誕不經;愛國亦應有道
中國不少知識份子似乎總是那麼空虛無聊,很難將書本知識與現實需要結合起來,往往不去觀察和注重現實,總喜歡從書裡來又回到書裡去,把一些本來簡單清晰的概念語匯攪來攪去,直到這些概念變得面目全非,讓人陷在裡面不能自拔。譬如19世紀70∼80年代,正當中國面臨大變革的歷史機遇時,一些中國知識份子,不是從現實需要出發去潛心探究社會究竟需要什麼,該怎樣創造條件去適應這樣的需要。而是陷入了西學與中學的"體用"之爭,表面上對國家社會十分認真負責,然而卻延誤了對許多具體問題的深探細究。眾多知識份子一腔熱血忙乎了不少時間,形成了浩如煙海的鴻篇巨著,然而多是空洞乏味的概念之爭,真正有用的真知灼見,猶如鳳毛麟角。於是中國的問題最終未能得到根本解決,幾千年一貫的惡劣政治制度居然躲過了浩浩蕩蕩的世界潮流,一直延續到了至今,甚至發展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
有了這種並不怎麼光彩的"傳統",再加上後來中共給中華民族帶來的文化破壞和毀滅浩劫,中國知識份子就更加迷途難返了。特別最需要注意:20世紀初期的中國知識份子,從西方世界引入了馬克思主義,本來應對中國傳統文化產生某種促進提升的作用。然而中共把馬克思學說中的對立統一規律,進行惡意加工改造,將其"統一"的理念以一種"相對"說辭加以虛幻化,從而將"對立"理念絕對化。於是在知識份子和普通公眾心目中,任何事物都被"一分為二"為對立的兩級,就像原子內部只有電子和質子,而沒有起中介、橋樑作用的中子一樣,事物再也沒有了兩級之外的中間、過渡等中性狀態。直到現在中共"辯證法"早已失去了市場,可類似的"一分為二"觀念,卻還在一些中國知識份子的思想意識中陰魂不散。以至於現在的知識份子,又把在社會變革中接受與利用普世價值理念,強行拖入了"愛國"與"賣國"之爭。
本來,普世價值理念雖然主要來自於西方世界,但也同時部分吸取了東方文化,而且在東方世界也有同樣普適性。這就像從國外引進了先進技術或商品實物一樣。引進的技術或商品,都是不分國界、地域和種族普遍適用的,用途也與其原出地基本一致,所不同的只是其使用習慣與方法等方面的細微差別。一個國家就像一個家庭,一個家庭就是一個國家的縮影。國家在文化、技術和商品等方面的引進,是一種現實需要。就好像愛自己的家庭,就要讓家庭成員好好生活下去;要好好生活,就要千方百計從家庭外部獲取文化、商品等等賴以生存的資源。如果我們口口聲聲說愛自己的家庭,卻又不允許家庭成員讀書學習,以從外部獲取自身沒有的文化資源;不允許家庭從外部獲取自身不能創造卻又迫切需要的物質資源,導致了家庭成員難以生存延續下去,那麼無論你怎樣的巧言令色,你都絕難逃脫禍害、敗壞家庭的嫌疑!
同理,如果我們不允許自己的國家從外部引進自身沒有而又迫切需要的文化,我們能夠逃脫禍害、敗壞國家的嫌疑嗎?有著禍害、敗壞國家嫌疑的人,能算一個貨真價實的愛國者嗎?
那麼,我們怎麼能說中國引進和利用西方文化,"是赤裸裸的西化,是異化中國文化,是違背傳統的",而予以極力反對呢?
再從現實角度說,我們已經看到,中國的一些優秀傳統文化早已進入了西方世界,並與他們本土的文化有機地融匯在了一起,卻並未對他們本土文化的延續造成衝擊和威脅,他們的民眾也未對中國傳統文化抱有什麼敵視態度。相應地,我們引進西方文化,只要不是被動的接受而是主動的引進吸收,不是我們人為故意地拋棄和剿滅本土文化,那麼又會對我們的本土文化帶來多大的衝擊和威脅呢?我們有什麼理由去作草木皆兵、如臨大敵的極端假設呢?我們不是常說中國傳統文化是優秀的文化嗎?害怕外來文化衝擊和威脅的文化,那不是一種太脆弱不堪的文化嗎?一種太脆弱不堪的文化,能夠算作優秀的文化嗎?
一種悖謬荒唐的理論,必然是弊多利少甚至貽害無窮的理論。歷史到了世界日新月異的21世紀,中國的知識份子,一切追求自由幸福的中國人,該是冷靜理智地反省自己的時候了!
引進和利用西方文化是必要的,除非我們不要自由幸福。希望純粹利用中國傳統文化給中國人民帶來自由幸福,歷史早已證明,那只是一種白日夢,只是一種痴心妄想。難道我們還要去付出無謂的時間、精力消耗和血的代價、生命的犧牲,進行再一次明顯有害無益的試驗嗎?
引進利用西方文化,應用中對國人的行為方式和生活習慣等等,自然有些需要打破,而更多地是需要去適應和利用,譬如語言文字、部分道德理念等等。因此仍然需要繼承和弘揚中國傳統文化,不能拋棄、更不能剿滅傳統文化。而且,還必須按照世界潮流所向和時代需要,繼續闡釋、發掘傳統文化,在闡釋、發掘的同時,剔除、拋棄諸如荒唐悖謬的綱常等級;個人獨裁、專制集權、血腥冷酷的普通倫理與政治倫理等等劣質、垃圾文化,進一步發展、完善關於人倫理念的部分學說,還有道家"天人合一"的思想、太極學說中的相當部分思想和其他思想、氣功文化、部分中醫文化,等等。一旦普世價值理念與中國上述優秀的傳統文化實現了有機嫁接融合,那麼就將生長出一種既有別於西方文化、又有別於中國傳統文化的嶄新文化。然而由於這樣的嶄新文化是在我們的國家裡生長出來的,因此它應當是我們國家的驕傲,民族的驕傲。
引進技術和商品需要付出等價的金錢,尚不能作賣國看待;而引進文化幾乎不需要以金錢作等價交換,只需要我們投入自己的智慧,如此低成本、幾乎無物質代價的引進,卻能對國家、民族的進步與發展帶來最大的促進作用。這樣難道還不能算一種最偉大、最崇高的愛國主義嗎?誰有資格去予以懷疑、否定、排斥、打壓呢?
說引進和利用西方文化"是赤裸裸的西化,是異化中國文化",甚至說是"反華"、"賣國",就跟那種說愛黨就是愛國,反黨就是"反華"、"賣國"一樣,純粹是一種荒唐可笑的無知論調。這樣的論調,表面上是愛國,實質上是害國、誤國,應當受到歷史的批判、人民的唾棄。
愛國人人可為,只需要我們對國家、民族有所付出,而不管付出的大小和多少。然而普通公眾在手裡沒有掌握國家大權,無法繞開統治者的控制與外國進行獨立交易的情況下,要賣國談何容易!倒是那些手握國家大權的統治者,既有賣國的方便,又有賣國的機會;在中國的過去和現在,都有賣國的確鑿證據。
一個普通公眾,一般地說只有愛國和誤國、害國之分,而絕不可能佔著愛國和賣國兩極中"賣國"的一極。別再給人民大眾戴黑帽子、潑污水了,人民再也不堪忍受如此莫須有的污辱!
撇清了"愛國"和"賣國"的基本義理,對於先進外來文化的引進和利用,也就有了足夠的底氣。同時也會對我們自己的傳統文化加以合理的揚棄利用。在這樣的前提下,搬出某些歷史偉人的隻言片語,為自己的文化選擇壓臺助陣,也就顯得沒有必要,甚至還會讓人產生故意誤導的嫌疑。譬如將宋慶齡的幾句公開談話和孫中山、蔣介石的一些言論作為理論依據,得出應在政治文化上反對基督教,推崇儒家思想的結論。殊不知這一結論存在至少三個嚴重誤區:一是孫中山、蔣介石作為中國並不算太成功、政治實踐也在很大程度上不符合憲政民主要求的政治家,其言論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符合憲政民主的要求,也就可想而知了。二是他們畢竟在中國這樣的社會環境裡搞政治,這個社會幾千年來一以貫之地逼迫著政治人物們說假話,而不允許他們說真話,雖然我們不敢斷定宋、孫、蔣在多大程度上說了真話或在多大程度上說了假話,但卻敢肯定他們所說的不是百分之百的真話;特別是宋慶齡,後來一直生活在中共的輿論高壓之下,她說假話的可能性最大。第三,這是最要害的,就假設他們說的都是真話,但真話並不等於真理,因此決不能把他們的談話和斷言作為我們論斷的主要依據。而我們最重要的依據應當主要是來自現實,來自國家和民族的迫切需要。
按照歷史的經驗教訓和當前現實,我們國家的憲政民主建設,最需要的就是普世價值理念。在這個基礎上,還需要基督教倫理、佛教倫理、部分儒家人文倫理、道家學說等等優秀文化的整合影響,而不是僅僅需要某一個宗教、某一派學說和某一種文化。
七、結論
人性之惡,與生俱來,是人皆無例外。對人性之惡,教育只讓人知其害,很難讓人抑惡揚善;社會環境或助長,或縱容,或抑制,使得普遍的善念處於消長變化的狀態。善念是消是長,一看制度是否善,二看以"神"為最高權威的宗教是否獲得應有發展。至於其他文化,則大多處於從屬的地位。而"科學理性"尤為獨特,它本身就是人類在滿足自身惡性(本能慾望)的追求中產生的。因此它與人的本性一樣,也始終難於擺脫惡性的"遺傳因子":當有大善之制度和充分發展之宗教時,它較難助人為惡,大多對社會有益無害,但也偶有為惡之時;當制度惡劣、宗教發展受限之時,"科學理性"則有可能上升為"宗教",科學大多是助人為惡,其對社會帶來的益處會被遠遠抵消,總體表現為無窮貽害。因此,所謂"科學理性"在任何情況下,都應接受人類其他文化的適度限制,尤其不能上升為"宗教";絕不能讓它排斥擠壓其他人類文化,特別不能讓它把宗教等等文化踩在腳下。
優良的社會制度是人類的最高文化形態,但它需要其他文化的強力支撐,尤其需要優秀宗教文化的催生和呵護。因此,在優良的社會制度尚未實現之前,千方百計突破壞制度的層層阻擾,不遺餘力發展多種類、多體系的優秀文化,是優良的社會制度孕育和誕生的必備條件。
本人花了兩個多月的時間,分析總結古今中外的一些歷史資料,終於得出了上述結論,希望能對中國民運陣營有所幫助
2009年8月15日
《民主論壇》電子日刊首發
